禁書：趙紫陽新書《改革歷程》第四部分上＊阿波羅新聞網

禁書：趙紫陽新書《改革歷程》第四部分上

第四部分
從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辭職

下面談一下耀邦辭職的問題。

胡耀邦於1987年1月被迫辭職，這個問題外面有不少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說鄧受其他老人的壓力不得不棄胡保趙。我覺得不是這樣。當然，在鄧、胡之間撥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鄧小平面前講胡的壞話，這樣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鄧所以要拋棄胡，不是因為受蒙蔽、受包圍，也不是在壓力之下的妥協。主要的問題是鄧對胡的看法發生了逐漸變化，以至最後對胡不信任了。長一點來說，從1980年以後到1986年，長達五、六年時間，在所謂知識分子中的自由化問題上，鄧越來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們之間的分歧，可以說越來越深、越來越大，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從1980年以來，鄧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問題，差不多都是聽了胡喬木、鄧力群向他反映的問題而引起的。鄧和耀邦在這個問題上看法不一致，這確實是事實。在反自由化問題上他們兩個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鄧的偏聽偏信，或缺乏判斷力而來的。即使沒有人在中間撥弄是非，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分歧，也是會越來越嚴重，最後這個結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現在可以回顧一下那幾年發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鄧在理論務虛會【172】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73】的報告。從那個時候開始，胡和鄧對自由化問題就開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後幾年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1981年7月，鄧小平提出思想理論戰線渙散、軟弱，並講了一次話；1983年10月，鄧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實際上這些講話都是由於他感到在知識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來越大。而他認為胡耀邦是要負責任的，因為這些領域是胡耀邦管的。這些問題胡耀邦沒有提出過，甚至沒有向鄧反映過。而是鄧自己覺察到了，或者聽了胡喬木、鄧力群的信息，以至自己出面提出解決這個問題。這自然包含着對胡的不滿和批評。

我想特別講一下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我覺得耀邦處理這個問題，大大加深了他們兩人之間的分歧，甚至我覺得這對鄧最後決定和胡分手，有着關鍵性的意義。十二屆二中全會以後，全國各地傳達了鄧反對精神污染的講話，一時反對精神污染的風颳得很大，確實極左思潮乘機捲土重來。不僅在文化思想領域、經濟領域。甚至人們日常生活領域，如女同志的髮式、服裝，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範圍之內，儼然像是一場文化大革命要來的樣子。當時不僅國內知識界，而且國際輿論，都反映非常激烈。這年冬天我在美國訪問，不得不到處回答人們的提問，解除人們的種種顧慮。那一陣風大有波及經濟領域、衝擊改革開放政策之勢。那時我和萬里宣佈，經濟領域和農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擾經濟領域的改革。還提出不能搞到人們的生活方式上去。這對壓縮空氣起了一點作用。由於這場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經濟領域、農村領域、科技領域都剎車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沒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鄧自己也感到那樣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過這樣的意思。本來這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時間不長也就過去了。

耀邦對這場清除精神污染本來就有保留，有懷疑。搞起來後，國內國際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為了平息知識界的怨氣，消除國際輿論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年2月和上海市書記們的談話中，以及隨後他會見日本外賓的談話中，都說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不合適，引起了擴大化，以後不用這個提法了。這個問題當時是非常敏感的。這些話一傳開，自然就會使人們，特別在知識界給人一種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錯了。雖然耀邦當時專門說了，小平原來說的是反對精神污染，最後宣傳時走了樣，變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擴大化。意思是錯不在鄧，而是執行的問題。但實際上，根據鄧的講話開展的這場運動，報紙上的宣傳也好，領導人的講話也好，都多次採用了「清除」的提法，誰都知道這場運動是根據鄧的講話發動的。所以耀邦的這一說法，在人們心目中並不能因此而減輕鄧的責任。

鄧對耀邦這一講話當然是不高興的。鄧小平雖然當時沒有馬上說什麼話，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並沒有後退半步。1987年1月15日，在最後解決耀邦問題的黨的生活會【174】上胡啟立發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鄧曾單獨找胡啟立談過一次話，鄧說，今天找你來，主要是談耀邦的問題。耀邦不僅是在對待郭羅基【175】、胡績偉【176】、王若望【177】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鄧沒有直接找耀邦談，而是要胡啟立轉告他，並且話說得很重，把對待自由化軟弱作為總書記的根本缺點。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耀邦在這方面沒有根本性的轉變，是不是還適合作總書記？後來胡啟立把小平這個話原原本本地轉告耀邦，耀邦卻沒引起注意，沒有認真地對待這件事，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年7月，鄧小平又找了胡啟立、喬石談話，再次說當前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就是自由化，始終是這個問題。鄧還說，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勵耀邦，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你們告訴耀邦，要他多講講反對自由化的問題。啟立和喬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別作了匯報（1984年的那次，胡啟立沒有告訴我，我是在生活會上知道的）。我當時認為，既然鄧一再強調這個問題，書記處應該開會認真討論一下，對鄧也好有個交待，我向耀邦提出這一建議。當啟立向耀邦請示何時開會時，耀邦卻說他要去新疆，後來也確實去了新疆，當然這件事也就拖了下來。當時他應當把這件事辦完再去新疆，但他沒有重視這件事。

小平1985年為什麼又講這個話呢？我看大約與1984年12月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有關。這次大會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國內外議論都不好的情況下召開的。當時根據耀邦的意見，中央對這次會議的致辭，沒有提及反精神污染，沒有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討論致辭時，耀邦還說要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慢慢消失。對作協的人事安排，也決定組織部不要干預，選上誰就是誰；同時還強調創作充分自由，這些無疑都是對的。問題是在當時那樣一種氣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會在這種會議上發泄自己的怨氣，對那些積極反對精神污染的人，講了一些偏激、過頭的話。在人事問題上，那些思想較左、清污積極的人，幾乎全部落選。這當然使胡喬木、鄧力群他們感到難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滿。這些都會給鄧小平一個印象：這是文藝界一些人在耀邦縱容下，對鄧的清污不滿情緒的一次發泄。因之他又要啟立、喬石向耀邦傳話，要他多講反自由化。話講的非常重，說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意思就是打着胡的旗子反對鄧小平。但耀邦也沒有認真對待。這種事在過去，按規矩應在書記處認真討論一下，耀邦應有一個表態，然後到鄧那裏談一次。因為那時總的情況是，你不可能在鄧以外唱一個反調，當然有些意見可以向鄧談。當時耀邦為什麼不引起重視，為什麼那麼不認真，這在我腦子裏一直是個問號。可能他認為鄧的搞法不合適，自己沒有錯，不願改；找鄧談也說不清楚，鄧也不會接受他的意見，所以採取迴避的態度。

總而言之，這些事會使鄧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與他距離越來越遠的印象。從1983年10月鄧提出反對精神污染，到1985年7月鄧說國內外有些人打着耀邦的旗子搞自由化，這個時期圍繞着肯定還是否定清污的問題，他們之間分歧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也可以說他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後一次爭論反自由化問題，是1986年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閉幕時，要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設精神文明決議【178】時爆發的。決議初稿是耀邦主持寫的，稿子上原來沒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在北戴河討論時，胡喬木、鄧力群主張加上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多數人包括我在內，也贊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協，加上了。但在十二屆六中全會分組討論時，陸定一【179】和其他幾個人表示不同意這樣的內容。在決議提交全會通過的時候，陸定一即席作了一個發言，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幫」整人時用過的提法，不宜採用。陸的發言博得了與會者的一些掌聲。王震、薄一波【180】發言主張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聲。耀邦作了模稜兩可的表態。我當時也簡單作了一個表態，意思是稿子討論了多次，大多數人主張保留，我也贊成不作改動了。

接着，鄧小平極其嚴肅地講了一席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也最堅持，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麼時候用過，誰用過，無關重要。這樣就一錘定音了，隨即全會舉手通過了這個決議。

顯然，會議是耀邦主持的，他是總書記，他在這個會上表態模稜兩可。最後鄧出來講話，這自然是對耀邦不滿。後來在如何傳達會議精神時，耀邦佈置只傳達會議通過的決議，沒有傳達討論的情況和鄧的講話，後來在這個問題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厲害，責問為什麼不傳達鄧的講話？這次會議上的爭論，鄧表面上是對陸定一的批評，實際是對耀邦不滿。因為鄧清楚，陸的觀點就是耀邦的觀點。耀邦多次說過，自由化這個概念不很準確。所以鄧的這個講話也是對着耀邦的。

不過我要說，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這場爭論，對於鄧對胡的態度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下面我要講。因為在這之前，鄧已經作出決斷，把耀邦拿下來。不過當時打算採取平穩過渡，不是後來採取的方式，而是通過十三大來換人。所以這次會上鄧雖然對胡不滿，但對鄧要不要胡繼續做總書記，已經無關重要了。總之，主要是在自由化問題上，鄧對胡越來越失望，越來越不信任。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鄧對胡也有些批評。比如說鄧認為胡處事不持重（在當總書記前鄧就認為他有這個弱點）。在外事上，處理與朝鮮的關係過熱，隨意答應朝方的要求。他一回到北京，鄧就把它否定了。又如對日本，他去訪日本時，事先沒有討論就主動邀請日本三千青年訪華，鄧當時就很不以為然。但胡作為總書記已經邀請了人家，也不好改了。耀邦同日本中曾根【181】以個人名義書信來往，還舉行家宴，鄧也不以為然，並批評說，中國從不搞個人外交，看來我們一些人和中曾根打交道還缺乏本領。這也是批評耀邦的。但我認為所有這一些，對鄧與胡的關係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因為鄧對胡的優點很清楚，缺點也很清楚，像這些事不算什麼。他批評胡，不影響對胡的信任，不影響對胡的基本看法。

除自由化外，在鄧與胡的關係上起的作用比較大的，還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與陸鏗【182】的談話。1985年7月，鄧找啟立、喬石那次談話就指出，耀邦和陸鏗的談話很不象樣子，陸鏗借恭維耀邦的手法，攻擊我們的內外政策，耀邦這個人嘻嘻哈哈，用詞很不嚴肅，完全是一種迎合。這件事當時沒有告訴我，我忙於其他的事也沒有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鄧小平對楊尚昆說，耀邦和一個記者的談話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記錄看看。尚昆從北戴河回來告訴我這件事，說鄧小平認為耀邦與陸鏗的談話十分出格，鄧看了非常生氣。後來尚昆讓中辦送了一份給我看。

陸鏗是個老資格的報人，曾被劃為右派，1978年申請去了香港，後來在香港《百姓》雜誌任總編。他去採訪耀邦的時候，說他這次來並不單純為了自己的報紙、雜誌，而是為了讓全世界更好地認識耀邦先生。他說耀邦的形象關係到國家的形象，並說耀邦是最開明的、不搞陰謀詭計；心直口快，是坦率、開明的領袖；豁達大度，通明透亮，通達明白，虎虎有生氣等等，恭維耀邦。陸鏗還向耀邦說，你為什麼不趁鄧老爺子還在的時候，把軍委拿過來，你當軍委主席。如果不是這樣，將來軍方頭頭反對你，你能控制這個局面嗎？當時耀邦回答說，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他說，我和紫陽兩個現在忙於經濟和黨的問題，軍隊裏論資排輩很厲害，同時現在又不打仗，讓小平擔任這職務，我和紫陽可以集中精力抓經濟和黨的工作。採訪中陸鏗還指名道姓地說了陳雲、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的一些壞話。這篇講話引起鄧的不快是當然的，特別是講軍委主席的那一段話，引起鄧很不高興。鄧會認為耀邦在思想深處是同意陸鏗的說法的。耀邦與陸鏗的談話是在1985年1月。1985年7月鄧找啟立、喬石，要他們向耀邦傳話就提到與陸鏗的談話。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時鄧又提出這次談話，並且在一些老人中談這件事，如與楊尚昆談了這件事。

一個是反自由化問題，一個是與陸鏗的談話，使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或者可以這樣說，他們之間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問題上，與陸鏗的談話促使鄧下決心換耀邦。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測。前面說過，耀邦是1987年1月辭職，實際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間（或者更早些），鄧就最後下了決心。從這以後鄧小平批評耀邦同陸鏗的談話就逐漸傳開了。當時耀邦恰恰在歐洲訪問，許多記者問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問題。耀邦確實有些話說得不好。一些老人到處散佈或猜測說，耀邦是在製造要鄧退出的輿論，這也會影響鄧對胡的看法，特別是和與陸鏗的談話結合起來。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鄧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對楊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說，他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看錯了耀邦這個人。這是帶結論性的一句話，並向他們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連任總書記了。所以耀邦不再任總書記，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時鄧和老人圈子裏已定下來的事。鄧1986年在北戴河與老人們怎麼談的，同什麼人談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也不清楚。但從那時以後，我明顯地感到包括楊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對胡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過去他們對胡也有不少議論和意見，胡的一些講話他們不以為然，但表面上還過得去，對胡還有一定的尊重。這時對胡的不尊重、不滿意、不買賬就表面化了。這時耀邦正為十二屆六中全會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但拿到會上討論時沒有通過，不是個別地方修改的問題，不少人表示從大的方面感覺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這樣一個決議的問題。鄧力群在這個會上作了長篇發言，而且拿出了一個修改稿，對原稿大肆刪改的修改稿，大量引用鄧小平的話。鄧力群這個講話和修改稿，鄧小平不同意。鄧說他雖然引用的都是我的話，但目的是要把我們引導到左的方向。但對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沒有通過。

從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後，耀邦通過秘書鄭必堅【183】來告訴我，他認為仍然需要搞這樣一個文件，但大家意見這麼多感到很為難，希望聽聽我的意見。我表示我原來也有現在需要不需要搞這樣一個文件的想法。既然耀邦認為需要搞，我支持搞。對大家的意見，能吸收的就吸收，再做些工作，爭取通過。我贊成搞，而且積極支持搞。後來這個決議幾經修改，最後通過了。

在中央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決議稿的時候，除了前面講的對反自由化有爭論外，還有一個是不是要寫上培養有共產主義覺悟的人的問題，即是不是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問題。胡喬木、鄧力群主張要上，陳雲批示同意。當時耀邦和起草小組的同志不贊成寫。他們認為在全國人民中（不是只在黨內）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有些不符合實際，有點脫離實際。但陳雲已有批示，不很好辦。當時我建議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184】上一段話作為理由建議不寫。毛主席說：「我們的體系是共產主義的，但現階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義的。」胡耀邦同意，於是就用耀邦和我兩個人的名義寫了封信給小平和陳雲，鄧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陳雲也不再堅持，這件事也就過去了。原文我記不太清楚了，當時于光遠【185】在場，鄭必堅是起草這個文件的，他們會記得這件事。

在這段時間，一些老人對耀邦在外事工作、經濟工作、指導整黨，以及工作作風方面的議論已經半公開化了。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關係。他們還說胡不集中抓黨的建設，過多地管經濟事務；說一個共產黨的總書記不該熱衷於到資本主義國家訪問。對報紙宣傳他幾年批閱幾千封群眾來信，幾天跑了多少個縣也不以為然，甚至作為笑談。總之這個時期議論耀邦這也不好，那也不是，幾乎是半公開化了。同時，凡是耀邦在書記處會上提出的意見，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絕。就當時情況看，耀邦主持工作已非常困難了。

十二屆六中全會開了以後不久，耀邦告訴我說，最近小平和他談了一次話，說到十三大時鄧要辭去政治局常委和顧問委員會主任，由耀邦來接任這個職務，總書記由年輕一些的人來擔任。鄧對胡說，這可帶動一大批老同志退下來。耀邦還說，他在鄧那裏建議總書記由我來接，因為我比他年輕一些，讓更年輕的人來接現在還不行。因為鄧從未和我談過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麼啊，是耀邦跟我說小平跟他說的，所以我不好講什麼。至於推薦我當總書記，我當時就對耀邦說，我多次說過在中央現在的領導人中，60一70歲這個年齡槓槓的，總書記只有你（指耀邦）去做，我和你是一個年齡線的，你不做怎麼叫我來接？要接只能由年輕人來接。我還說，如果你認為年輕人還接不了，時機不成熟，也可以考慮暫時不設總書記，由政治局常委輪流主持常委和政治局的工作，這樣也有利於培養年輕的同志。耀邦聽了以後認為我的意見可以考慮。我當時之所以這樣說，因為這不是什么正式的談話，而是轉述鄧的意見，而且是他向鄧的建議。更主要是，因為我確實不願意做總書記，願意繼續做總理，把經濟改革抓下去。胡當時轉述鄧的講話的時候，表情非常平靜，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現。

十二屆六中全會以後，耀邦情緒很好，工作興致仍然很高。視察江蘇、視察上海，跑了許多地方，發表了很多講話，報紙上作了非常顯著的報導。從他同我談話時的表情和他積極到各地視察，以及12月間我同他一起處理上海學潮，沒有發現他情緒有什麼不正常。所以我感到，鄧同他那次談話，他只是理解為就是為了年輕化，鄧退下來，他接鄧，帶動一批老人退下來。很可能他就是這樣理解的，完全沒有覺察到鄧對他的態度已經有了根本變化。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鬧起了學潮。上海鬧得很大，不僅上街遊行，而且衝擊了市政府。這件事震動了鄧小平。他於12月30日召集耀邦、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和我到他家裏，就學潮問題講了一篇話。他說，這次學潮不是偶然的，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放任的結果。他點了方勵之【186】、王若望的名，並且責問耀邦，他早就說過要開除王若望的黨籍，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辦？對處理學潮他主張採取堅決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採取專政的手段，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當然使用時要慎重。他這篇講話實際上把學潮的責任，完全歸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來兩人對自由化問題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緒的一次爆發。

鄧這次講話的記錄稿，當時就印發到一定的範圍，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鄧家裏開會，我大約10點鐘到達，那時陳雲、萬里、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經到了。等到齊後，鄧就拿出一封信讓大家傳閱。這封信是耀邦寫給鄧小平要求辭職的信。大意是說，幾年來主持工作不夠謹慎，辦了許多糊塗事，內事外事都有。主要講他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軟弱無力，旗幟不鮮明，所以助長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做了一些壞傢伙的保護傘。鑑於錯誤嚴重，請求讓他下來，清理思想，向黨作出交待。

到會的人傳閱這封信以後，鄧就說應該同意胡的辭職，當時會上沒有人表示不同意見。

鄧接着說，耀邦下來以後，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楊尚昆、萬里這四個人主持常委工作。我當時建議應該有胡啟立，因為胡啟立當時是書記處常務書記，書記處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鄧也同意了。這就是後來由我作組長的五人小組【187】，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88】。鄧還提出對耀邦可作軟處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國內外的震動。他還說由中顧委出面，以召開生活會議的形式，對耀邦進行批評、幫助。然後以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形式，不以全會的形式，宣佈接受耀邦的辭職。我當時覺得，不召開全會，並不是擔心通得過通不過，而是為了儘量減少震動，是從軟處理考慮的。當然這樣做是不符合組織原則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決問題又不引起大的震動。鄧談了以後，其他人沒有發表不同意見。

陳雲在這個會上說話較多，比較活躍。他在這次會上非常鄭重其事地宣佈，今天這個會議的決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續的。看來陳雲是很注意這些事的，注意組織原則、組織手續的。他大概怕人家說政治局會議就能接受總書記辭職會引起國內外議論，所以特別宣佈，這樣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續的。鄧就沒有考慮，不大在意，也不在乎這樣的事。當然，後來對耀邦這樣的處理，特別是顧委會生活會對耀邦的批評，在國內外引起一些議論，認為對耀邦的處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換領導人。所以後來對我的問題上也算是接受了這個教訓。我前面已說過，王任重向我傳達時說，鑑於上次處理耀邦問題外面有些議論，這一次要準備好文件，先開政治局會議，再開全會解決我的問題。

當時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所以會後鄧要楊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這件事，並徵求他的意見。楊尚昆把會議情況告訴李先念以後，李當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並對楊說，我早就認為這個人不行。還用了一個很挖苦的話來形容胡，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是說胡這個人就是巧嘴利牙，點子不少。李還說，不久以前耀邦來上海，那時他已經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絕，架子竟然如此之大，發泄了一通。至於對我代理總書記問題，他表示同意。但要楊尚昆回來告訴我，說「紫陽這個人學外國的東西太多了，這樣下去不行，要告訴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和我開了第一次五人小組會議，研究生活會議如何開。當時商定的意見是會議氣氛還是儘可能和緩一些。當時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對批胡在幹部問題上的小圈子——即所謂「團派」【189】問題——很有興趣，提出要在會上批評胡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樣不好，後果會很嚴重，會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劃線。我提出這個意見後，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團派」，不提幹部圈子問題。

在生活會召開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裏。告訴他生活會準備怎樣開，還告訴他在鄧家裏開會的情況，還繼續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談話時我也向他提了一些問題，我說，幾年來在自由化問題上，鄧幾次打招呼，你為什麼不重視，是不是有意和鄧保持距離？他說，他沒有這個想法。我還說，你的辭職公開以後，可能會有人打着擁戴你的旗號鬧事（因為我當時確實估計會發生這樣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個招呼，以便有所準備）。他說，他會堅決站在黨一邊。後來這些話我在生活會上發言時講了。

生活會於1月10日以中顧委名義召開，由薄一波主持。連續開了六個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到會的有中顧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人大黨員副委員長、政協黨員副主席、以及中央軍委各大部門的首長和黨中央各部的部長。鄧小平、陳雲沒有到會，李先念在上海。鄧力群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系統地批判了胡耀邦不聽鄧小平招呼，長期放任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其他的發言，都按黨的歷來慣例，從不同方面對胡作了批評。王鶴壽【190】在會上講，他到耀邦家裏去看胡，胡情緒非常激動，說有些老人要整他，還講了其他一些氣話。原本打算把會開得緩和一些，王鶴壽這一講，會議一度氣氛有些緊張。後來和王鶴壽打了招呼，這類事不要再講了，他發言時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場。

這次會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發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幾年關係很親密，籌備十二大的時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負責人。當時我在國務院那邊，沒有過問這些事，不知為什麼要余秋里來負責十二大人事安排，總之說明他信任余秋里。那幾年耀邦不僅和余秋里一同視察邊防，視察部隊（因為余那時在部隊工作，任總政主任）；還同餘秋里一道視察工廠、油田。有一個時期，在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經常請余秋里就經濟問題發表看法，並且常常加以肯定。這可能因為耀邦在經濟問題上的主張，往往得不到大家贊同，而余秋里比較贊成他的意見，所以他是不是讓余秋里發言，然後借肯定余秋里的意見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或得到通過？總之，他們兩個人的關係比較親密。但在這次生活會上，余秋里卻作了一個極其尖銳的批評責問耀邦的發言。他收集了那個時期耀邦在不同場合有關十三大鄧及其他老人們退留的問題的講話和答記者提問，然後當面責問耀邦：你動機何在？為什麼這樣說？所以余秋里這個人平時貌似耿直，在關鍵時刻反戈一擊，保護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當時他可能覺得，因為他倆關係密切，鄧已決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來，他和耀邦關係這麼密切，經常一唱一和，擔心會因此搞到自己頭上，所以想藉此機會表白自己。

這次生活會最後，耀邦作了一個檢查發言，承認自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講到最後情緒非常激動，聲淚俱下，以上就是生活會議的情況。

1月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辭職，並推選我代理總書記。我雖然那幾年在不少場合多次講過這樣的話：在中央領導人當中，60一70歲這個年齡槓槓的人，只有胡耀邦做總書記最合適。但在1月4日在鄧家裏召開會議時，1月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我對批准耀邦辭職沒有異議，對由我代理總書記我也只是說我不適合做這個工作，希望儘快找到合適的人接替，沒有堅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來這是1986年夏季鄧和一些老人已內定的事，雖然我沒有參與這件事，但我已聽說了，而且鄧已和耀邦談過了，耀邦也表示同意，雖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來的真正原因是什麼。總之，胡已定了要下來，不過現在是提前了幾個月罷了。二是，12月30日鄧對學潮講的那一番話以後，耀邦實際上已無法繼續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說過，1986年夏季以後，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已很困難，許多老人不買他的帳，他很多建議都得不到支持。特別是鄧講這次學潮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發展的結果，這幾年我要你開除誰誰的黨籍為什麼不辦等等。這次講話又印發到一定範圍，耀邦已很難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辭職。再一點就是，耀邦的問題，胡啟立實際上也受到牽連，讓他參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小組，實際上也就使胡啟立解脫了，保護起來了。這已經很不錯了，要啟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說當時一下子也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在這種情況下，我不便於也不應該拒絕接受代理。

在一些人中有一種傳言【191】，說我在胡辭職前，曾給鄧小平寫過一封信，告了耀邦，說了耀邦的壞話，甚至說我要求鄧小平來解決耀邦的問題。這是完全沒有的事。我在1984年曾就如何健全黨中央的領導制度問題，也就是如何在黨中央，特別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問題，給鄧小平寫過一封信，也抄送陳雲，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問題。信的內容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龍江省陳俊生【192】同志建議一件，請參閱。

雖然他提出的辦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卻提出了如何保持我們國家長治久安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目前我們各方面的情況都越來越好，而且這種勢頭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這還不能說長治久安的問題已經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保持國家根本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固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我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從憲法上考慮，恐怕還不行。我認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黨的領導體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現在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國內外大政方針已定，在您的倡導和決策下，各項工作已走上正軌，當前的確是我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正因為這樣，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慮解決這一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千秋萬代的重大問題上，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變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以上建議妥否，請酌。
此致

敬禮！

趙紫陽
1984年5月26日訪歐前夕

要說向中央、向鄧小平寫過有關中央領導問題的信的話，就是這麼一封，再沒有別的信了。我就陳俊生的建議寫了這封信，是因為當時我感到在剛剛粉碎「四人幫」之後的那幾年，中央領導在對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進行反思時，常常談到要從根本上防止這種悲劇重演，必須解決黨的領導制度問題，防止權力過於集中和個人專斷。但十二大以後，由於整個國內形勢比較好，越來越好，逐漸地談這樣的問題比較少了，淡薄了。但實際上儘管我們實行了改革開放；儘管我們的經濟有很大發展，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儘管當時中央內部的民主作風有很大的改變，很大的好轉，但作為一種領導制度，全會也好，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作為領導制度來說，並沒有解決，差不多還是原來那個樣子。所以我覺得還有重新提出這個問題的必要。如果這個問題不趁現在形勢比較好的時候解決，即使現在的中央領導班子不出現問題，也難以保證以後的中央領導班子不出問題。所以我這封信是從這樣一個角度考慮來寫的，不是針對哪個領導來講的；完全不是感覺到當時中央領導制度已經出現了什麼嚴重問題。沒有，當時情況還是比較好的。但現在好不等於將來就好，因為制度沒有解決。所以，完全不是針對現在領導班子有什麼問題，更不是對耀邦或哪一個領導人。既不是認為耀邦有了什麼問題而提出解決領導制度的問題。也不是由於耀邦比較開明，就沒有必要來健全和改進中央領導制度問題。耀邦這個人比較隨和，比較開明，能夠聽取不同意見；對人比較寬厚，不喜歡整人，可以爭論，甚至可以吵架。我過去也多次講過這樣的話。但並不因為他比較開明，就不考慮中央領導制度的問題。因為他也是七十歲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難說。將來新的領導人怎麼樣也不知道。總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我在生活會上講過這些話，毛主席有晚年問題，斯大林有晚年問題，像他們這樣英明的領袖人物尚且如此。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寫這封信，中心意思就是要把中央領導制度的建設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當時我也只是提出這個問題，究竟這個領導制度怎麼搞，我也沒有具體設想，這需要很好地探索、研究，然後提出具體方案。所以，外面的傳言，實際上沒有這樣的事。

我也想過，為什麼沒有的事而外面有傳言？可能因為在批評耀邦的生活會上，我在發言中批評耀邦不遵守集體領導和黨的紀律的時候，說過在1984年給小平寫過一封信，要把健全黨中央的領導制度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但是沒有講信的內容是什麼。在發言中我講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會變的，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即使像斯大林、毛主席這樣的偉大人物都發生了問題。可能是這樣，我說過給小平寫過信，但沒有說信的內容是什麼，而發言中在批評耀邦時又講到遵守民主集中制、遵守黨的紀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會上批評耀邦時說的一些話，猜測成我寫那封信的內容了，大概就這樣傳開了。

還有一種傳言，這個傳言的範圍沒有前面那種那麼大，我也是很晚才聽到的。耀邦在十三大以前不斷講到老人退不退的問題，於是有一種傳言說，有一次鄧小平當着耀邦和我的面說，十三大自己要退，耀邦就說舉雙手贊成。而我說你不能退，無論如何不能退。這件事就更加使鄧感到胡這個人不好。這是完全沒有的事。

前面已經說過這個過程。在耀邦下台以前，也就是說，在具體負責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組【193】開始議論老人退不退、誰退誰不退、怎麼退以前——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前——鄧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或在我和耀邦二人面前講過他退與不退的問題。

我第一次聽說鄧表示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和顧問委員會主任，是在1986年夏季以後，耀邦告訴我鄧和他談話的內容。鄧小平向他說，十三大鄧不再進常委和當顧委會主任，由胡來接任。總書記找一個更年輕的人來擔任。這是耀邦告訴我的。所以就不存在鄧向我們兩個人徵求意見，胡舉雙手贊成，我表示挽留的問題。

我確實挽留過鄧，不贊成他退出常委，那是1987年的事，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後的事，那時我已代理總書記了。因為鄧還要管事，與其在常委外面管，不如在常委裏面管，前面我已經說過這件事了。

耀邦訪問歐洲期間，在答記者時多次講到鄧退不退的問題。他講這些話是不是刺激了鄧小平，引起小平的猜疑，這我不敢講。我當時也有些感覺，覺得因為他的身份，有些事應該迴避，何必對這個問題議論太多呢？他應該慎重些才好。他的這些話即使鄧有些不高興，那也不是主要的，影響不大。對他們兩個關係影響大的，還是前面講到的兩件事：一是反自由化，一是陸鏗的談話。

這裏順便再講一件事。1983年3、4月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陳雲對耀邦的一次批評引起的一點風波。雖然這件事和耀邦1987年辭職沒有關係，時間隔得很久了。但社會上也有很多傳說，甚至說這件事和我有點關係。

那次政治局常委會，主要是向常委作一次經濟工作的匯報。其目的是鄧小平那一段覺得這兩年年年指標訂得比較低，結果超額完成很多，他認為這樣不好。但是我和計委的同志覺得指標高了沒有好處，還是留有餘地好，所以匯報一下把道理講清楚。那次是由姚依林和宋平代表計委匯報的，匯報以後我講了一些話，除了同意他們的意見外，主要講了這幾年我們的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減少很多，這些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因為帶有還賬的性質。但長此下去不行，中央財政過不去。

我講完還沒有來得及討論，陳雲突然拿出一個事先準備好的講稿，針對耀邦那一時期對經濟工作的講話，提出了十條或者七條批評意見，話講得很尖銳。比如，耀邦講財政部說年年有赤字是嚇唬人的。陳雲講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對耀邦講第一個五年計劃主要搞了大企業；對中、小企業注意不夠的話，也提出了批評，總之有七八條意見。因為耀邦事先毫無精神準備，所以陳雲這一番話講下來，他一句也沒有辯駁。只是說他有許多錯誤，要好好考慮。看來陳雲是長時期對耀邦在經濟工作的講話不滿意，憋了一肚子氣，大概是一吐為快吧。小平不願意在這樣的場合批評耀邦；也不願在這個問題上爭論，而且思想上毫無準備，所以我看他當時的表情不太高興。他只說這些問題以後再說吧，今天主要是聽匯報。這樣，這個問題就沒有再繼續下去，其他人因陳雲同志一講也不好發表意見。但在這個時候，胡喬木站起來說了幾句話，他說陳雲同志所批評的耀邦講的那些話，在各地流傳很廣，對經濟工作有很大的干擾，建議召開一次省、市書記會議，來打個招呼。當時，小平同志只是說，那好，你們再商量一下吧。

過了一兩天，胡啟立忽然跑到我家裏，告訴我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鄧力群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把常委會上陳雲批評耀邦的那篇講話在新華社的一個全國性會議上傳達了。胡啟立覺得這樣做很不好，我也覺得不好，這會引起全國思想混亂。這事耀邦不好講話，於是我就出面干預，給鄧力群打了電話，批評他這樣做不對，並要新華社把鄧力群的講話收回，不得向外擴散、傳達。後來我去了天津。從天津回來後，耀邦到我家裏來，說小平同志考慮後說，那個會議不開了。我估計小平認為如果開會一傳達，那影響就大了，所以決定不開了。

同時，耀邦還說，現在外面有些傳說，說中央要出事了。我當時覺得耀邦是不是太緊張了？我對他說，你不要聽外面那些話。據我的看法，陳雲同志主要是對你幾年講話憋了一肚子氣，趁此機會發泄一下，講完也就完了。另外，你不要有別的想法，現在我們是在一條船上，要同舟共濟。我不相信胡喬木、鄧力群他們有什麼野心（我當時這樣看）。我說他們是文人嘛。至於陳雲更不會有什麼野心。我們現在要同舟共濟，不要有別的想法。耀邦同意我的講話。不久我見到胡啟立，他告訴我，耀邦那天同我談話後非常高興，說紫陽那個話講得好，現在我們就是要同舟共濟。這件事情況就是這樣。當時社會上可能傳開了，說政治局常委會上，大家批評了耀邦。其實沒有，就是陳雲講了篇話，因為涉及耀邦，大家都不好發言。本來，我同耀邦在經濟工作上有不同看法，對耀邦到處亂說話也有意見，但我認為這些問題在這樣的場合講不合適，所以沒有說話。

過了幾天，鄧小平找我和姚依林談話。鄧說，原來就耀邦問題要開個會，後來他考慮影響太大就不開了。還說耀邦這個人有很多缺點，但還是要扶持。我當即就表示，我完全同意，我說我多次說過，中央領導人中60-70歲這個年齡槓槓中，只有耀邦沒有別人。小平接着批評了姚依林，因為在這之前，姚依林和宋平曾給常委和鄧小平寫過一封信，說耀邦到處亂講話，同十二大精神不符，使計委工作很難辦。鄧小平對姚依林說，你這封信有情緒。姚依林當場就承認錯誤說，是，我是有情緒。

二、防止反自由化擴大化

現在談一下1987年由於耀邦下台而引起來的反自由化問題和1987年秋季籌備召開十三次黨代表大會的問題。

1987年1月4日，鄧小平在家裏召開會議，決定接受耀邦辭職。1月10日至15日，由中顧委出面，薄一波主持召開批評胡耀邦的生活會。1月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宣佈同意接受耀邦辭職。這樣就在全國範圍開始了反自由化鬥爭。

1987年是在反自由化的聲浪中開始的。1987年以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右傾開始；而以強調改革開放、反對僵化、反對左的十三大結束，整個一年是這樣過的。這一年的政治空氣從年初到年尾幾乎可以說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當然這中間經歷了極其曲折複雜的歷程。

回顧1987年的經歷，我在這一年的活動，大體分為兩個階段。從1月到4月是一段。當時我剛接替耀邦當代總書記，就接受了一個任務，開展全國範圍的反自由化鬥爭，我首先面對的是這個問題。所以那時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幾乎是用在如何防止這場反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勢力借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以左反所謂的右，也就是反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從5月直到十三大召開是第二階段。這個階段主要是強調改革開放，強調防左，反對思想僵化，為十三大的召開作準備。

這裏講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點，鑑於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訓，防止鄧力群、胡喬木這些人乘機再搞擴大化。所以一開始我就對這場鬥爭的性質、範圍、重點、政策和方法，作了嚴格的規定。在我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的文件中，明確提出這場鬥爭着重解決根本的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問題。這場鬥爭嚴格地只限制在黨內進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領域進行。不聯繫農村政策，不聯繫科技政策，不聯繫文學藝術風格等問題。這場鬥爭在農村不搞，企業和機關只進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領域內，實際上也只是進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則的教育。反自由化必須以三中全會的路線為準繩，不得採用過去搞運動那套左的做法。

因為1987年的春節是1月29日，而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的通知有待於1月28日下午政治局會議通過，這樣春節前不可能傳達一下去。而春節期間，人們習慣互相串門，傳播消息。為了讓這些反自由化的規定為大家所知道，因而特別提前在1月28日上午召開在京的中央黨政軍群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我對這次反自由化的範圍、政策、重點、方法講了一篇話，讓人們知道中央對反自由化的部署，在春節串門拜年時傳遞信息。我在這篇講話中，特別講了這段話：「三中全會以來規定，今後不搞運動。但過去人們搞運動搞慣了，一說要反什麼，還是搞運動那一套。現在我們反自由化，為了避免用過去那套搞運動的辦法，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一開始，就要把可能發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什麼政策、界線一概都不講，只講大膽放手，堅決，一個勁地反。結果呢，一開始就出偏差，搞擴大化，結果又不得不糾偏。這次我們要和過去搞運動的辦法區別開來，一開始就要把性質、範圍、重點、政策、方法講清楚，什麼能搞，什麼不允許搞。一開始就把要防止的事情講清楚。這才是不搞運動的搞法（因為當時不搞是不行的，大勢所趨）。

我的這篇講話和中央關於反自由化的通知，一直被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等企圖在反自由化中大幹一場的人視之為束縛。他們認為這是束縛手腳的框框，是保護搞自由化的人。雖然遭到他們的反對，但是因為一開始，文件就把範圍、重點、政策作出了規定，所以在那場反自由化中沒有傷害更多的人，沒有使全國的局勢發生大的震動，沒有搞亂經濟，沒有使改革開放遭到大的挫折，確實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點，在這段期間，無論接見外賓或在公開場合講話中，我都針對國內外反自由化是否會改變二中全會的路線，改革開放是否會收的疑慮（當時國內國外疑慮很多，大家一聽反自由化就認為改革開放要收了），反覆地講：不會改變三中全會的路線，而是更全面、更準確地執行三中全會的路線；強調改革開放的政策不是收，要實行得更好、更有保證。我重申現行城鄉政策不變、全面改革不變、對外開放不變、對內搞活經濟不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不變，一國兩制政策不變。而且以上這些方面不僅不變，還要努力做得更好。當時有人擔心反自由化會波及香港，我在接見香港人士時還直截了當地說，在大陸搞社會主義，不能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自由化。而一國兩制，就是允許在港澳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允許自由化。怎麼能在港澳反自由化呢？

為了說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會改變改革開放的政策，當時提出的主要論點是，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有兩個基本點，有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是改革開放。兩個缺一不可，缺了哪個都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一個時期，因為我們忽略了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基本點，因此要強調一下。如果因此而丟掉了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那就走上了另外一個錯誤的道路。強調兩個基本點，一是為了解除人們的顧慮，另方面是防止有人利用反自由化和四項原則，乘機否定改革開放。人們之所以產生一提反自由化，就這樣那樣的誤解、疑慮，主要是對三中全會路線的含義沒有真正搞清楚。一些人認為，三中全會的路線就是改革開放，一講四項原則就以為改變了。現在提出三中全會的路線堅持四項原則和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本來就是這樣的。上述這一講話對於安定民心、解除顧慮起了作用，大大縮小了企圖以左反所謂右、以反自由化否定改革開放的活動市場。

第三點，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條主義者的勢力，對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滿，多方製造輿論施加壓力，力圖突破、改變中央對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本來，在王忍之接替朱厚澤【194】任宣傳部長時，我就找王忍之談話，告訴他要記住有兩個基本點，不要一講反自由化就忘另一個基本點。還告訴他，在今後工作中要獨立思考（意思是不要老聽鄧力群的），要領會中央的方針。可是不久，王忍之在一次省、市宣傳部長會議上竟然說：這次反自由化鬥爭，是粉碎「四人幫」後第二次撥亂反正【195】。他的意思很明顯，第一次撥亂反正是撥「四人幫」極左之亂；而這次撥亂反正，就是要撥三中全會、改革開放之亂。聽到反映後，我當即批評了王忍之，還問他是不是鄧力群叫你講的。

他不肯透露，只承認是自己考慮不周。因為過去王給我的印象還不壞，他在計委搞經濟研究工作時，人還本份；在經濟研究工作中也還樸實。對他能夠和鄧力群保持一定距離寄以希望。因此，對他只批評了幾句，未深追究，也未向外透露。沒有給別人說他講了什麼話，我怎麼批評了他，留有餘地就是了。

大約在1987年夏天，王瑞林（小平秘書，鄧辦主任）轉給我一封北京市王大明【196】的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過副部長），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長得知鄧講今後反左是主要的，情緒很不正常，說了不少出格的話。說什麼「要堅持頂住呀！」，「現在勝負未分呀！」。我在7月11日，即胡啟立負責接管宣傳戰線工作時（鄧力群不管宣傳戰線了，由胡啟立接管），找宣傳部的同志來一起作些交待，也是工作交接。這時我找王忍之（宣傳部長）、王維澄【197】（常務副部長），根據這封信嚴厲地批評了他們。我說，中宣部的精神狀態不好，聽到鄧小平講反左是主要的，就覺得大勢不好，如喪考妣，你們這種狀態如何能正確宣傳貫徹三中全會的路線呢？要他們切實負責轉變中宣部這種立場。但他倆當場毫無悔改表示，只推說他們完全不知道此事。

關於鄧力群、胡喬木等左派控制下的《紅旗》雜誌、《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還有《光明日報》三個單位，1987年3月在河北涿縣召開的理論討論會上，熊復【198】等人擺出要對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進行第二次撥亂反正的架勢，說三中全會以來的八年是噩夢一場。整個八年，馬克思主義者受壓，反自由化和自由化一直在激烈鬥爭。熊復這個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搞「兩個凡是」【199】的重要人物。他不僅把他們這樣一些人打扮成反自由化的英雄，完全否定三中全會以來八年的解放思想、真理標準討論、擁護改革開放的新思想與阻礙改革開放的保守思想、左的觀念鬥爭的歷程。熊復是「兩個凡是」的筆桿子，三中全會時西南組就批了他。當時我在四川工作，熊在西南組，我是西南組的召集人。當時鄧力群並不是搞「兩個凡是」的，他是反對「兩個凡是」的。後來由於思想上臭味相投，儘管熊復是這麼個人，但由於他堅持左的那一套，鄧力群非常看中他，繼續重用。

當時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以及受他們影響的一些人，到處散佈說：「中央關於反自由化的四號文件是個框框，束縛了反自由化的手腳，扼殺了積極分子的鬥志，增加了反自由化人的後顧之憂。「還說由於有了四號文件這個框框，使搞自由化的人拒不檢討，有恃無恐。還有的人甚至說，四號文件對反自由化鬥爭是潑了冷水。過去反精神污染搞了27天，這次恐怕連27天也搞不了。他們之所以散佈這些論調，目的是向我施加壓力，讓我修改部署，好讓他們放手去干。他們還散佈一種論調，說「現在是只讓批說自由化的，不讓批干自由化的」。他們把思想理論上的自由化叫說自由化的；把經濟領域搞改革開放的叫干自由化的。還說，思想理論領域的自由化是上層建築，經濟領域的自由化是基礎，根源是經濟領域的自由化。不聯繫經濟領域自由化不解決問題。他們極力突破四號文件的範圍，要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農村以及科技等各個領域，要通過全面開展反自由化，在各個領域對改革開放進行批判和清算。

1987年元旦和春節期間，我在同外賓談話和團拜會上，提出了三中全會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後，不久就有人提出兩個基本點不能並列，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中宣部有個理論局長盧之超【200】，此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由於受到鄧力群的賞識，幾次要提他當宣傳部副部長，我一直沒同意，他沒如願。後來我堅持主張讓他離開中宣部，宋平找鄧力群商量，很快把他安排到政協當副秘書長，以後參加了編寫《李先念文集》的工作，都是鄧力群搞的。就是這麼個人，他通過中央黨校教育長江流【201】，部署要召開一次理論研討會。討論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綱目問題。討論哪個是綱，哪個是目，要造輿論。說我講的兩個基本點是平列了、降低了綱，強調了目。我聽說後，要中央黨校校長高揚【202】去查這件事。召開理論研討會時，江流藉故沒有參加，後來不了了之。他們散佈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是想以四項基本原則貶低改革開放，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開放。

面對上述來自左的干擾和阻力，我於1987年3月13日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講了一番話，提出要進一步把大家思想統一到中央四號文件上來。要全面、認真、準確地落實四號文件的規定，要繼續按四號文件精神辦。批評了說四號文件是束縛手腳的框框以及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的想法和作法。由於時機尚不成熟，我對那些錯誤思想的批評還比較含蓄，留了很大的餘地。我當時就想到要扭轉這種局勢，必須尋找一個時機，進行一次有力的批判。

以上幾點，就是說明1987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耀邦辭職以後，面臨着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不反是不可能的。當時有一種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而我如何頂住這股勢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來。不使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儘量縮小範圍，儘量減少一些思想混亂，這是一個方面。再一個方面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要不要處理人、傷害人。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我當時面對最頭痛的問題。

反自由化以來，一些老人們勁頭很大，極左勢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鄧小平一向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嚴肅處理。王震等其他幾位老人也是如此。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更是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而後快。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這次反自由化中儘量少傷害一些人，保護一些人，即使沒法避免也力求傷害得輕一些，這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一開始，在制定中央四號文件時，為了少傷害一些人，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誤的人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文件提出：需要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只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並且應經中央批准。還指出，對有些持系統錯誤觀點的人，可以在黨的生活會上進行同志式的批評，允許保留意見，採取和緩的方式。

我在宣傳部長會議上和其他場合還講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要團結絕大多數人的問題，指出包括有這樣或那樣片面錯誤觀點的人都要團結。我還指出，在從事思想理論文化領域工作的黨員中，既鮮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熱心改革開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熱心改革開放，而講了些過頭的話，出格的話。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條主義，也不要把後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團結的人。我當時有意識地強調反自由化時把有點自由化錯誤的人和有點僵化保守的人，都說成屬於認識上的片面性，就是為了儘量避免或少傷害人。

鄧小平提出要開個名單，對自由化的人一個個作出處理。除了王若望、方勵之，鄧早已決定開除黨籍。第一次提交政治局討論的名單，是由鄧力群、胡喬木提出的，其中就有于光遠。當時我按四號文件的精神，建議對于光遠採取由中顧委開生活會批評的方式解決，不作組織處理。1987年3月2日，鄧問我對張光年【203】如何處理，我說對張光年也按于光遠的方式解決為好。當時名單除了于光遠還有幾個人，也沒有通過。但中紀委的人對處理自由化的事很積極，鄧力群便與他們結合在一起。鄧力群的班子，主要是書記處研究室，他們搜集材料，把誰在什麼時候講了什麼話摘錄出來，作為錯誤言論。他們開出名單，報中紀委提出處理意見上報書記處。他們當時準備一批批搞下去，一批批地開名單，一批批地上報。不難想像，這樣下去不知要處理多少人。

沒辦法，我只能採取拖的辦法來對付。這些名單要經書記處討論，我每隔一段時間才開一次會，每次會只討論幾個人的問題，在討論中勢必還有不同意見，討論不完留待下次討論。因而那時並沒討論幾個人的問題，拖延下去也就不了了之。在這次反自由化中經書記處討論決定開除黨籍的有劉賓雁【204】和張顯揚【205】。吳祖光【206】原定開除黨籍，後定為勸退。王若水【207】由勸退改為除名。蘇紹智【208】原來名單上要開除黨籍，我提議改為撤消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職務，保留黨籍。孫長江【209】原定開除黨籍，後因聶帥講了話，沒有處理。聶帥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孫長江的材料書記處討論了，還是要開除黨籍，聶帥知道了就給陳雲寫了條子，說孫過去在科技日報工作表現不錯，建議不要作這樣處理。陳雲當時是中紀委書記，他同意聶帥的意見。我藉此機會在文件上寫了一段話，大意是：其他有些人的處理，也應當按聶帥、陳雲批示的精神來考慮。意思是可像孫長江這樣處理。從這以後，處理人的事實際上是不了了之。

關於在報上點名和不點名批判問題。雖然四號文件對此已作了較為嚴格的控制，有了明確的態度，指出不允許發表任何人身攻擊和侮辱性的文章；避免過於集中和內容空洞重複；切忌運用「文革」和過去運動中不恰當的用語；被批評者如作確實說理的答辯應予以發表。一切與反自由化沒有關係的報刊，不要發表這方面的文章。但是自從反自由化一開始，鄧力群就組織了一套班子，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辦法，收集他們認為犯有自由化錯誤的人的文章、講話，摘錄所謂錯誤觀點，整理編印成冊，攻擊一點，不及其餘。印成的材料發給有關單位的寫作班子，按摘錄的材料寫批判文章，連篇累牘地在報上發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獨斷專橫。這種文章不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們反感。我在書記處會上批評了鄧力群並讓他們停止這種做法。接着在省、市宣傳部長會上借肯定陳俊生、鮑彤的文章【210】，是說理的，反映好，指出現在報刊發表的反自由化文章，不是擺事實說道理，簡單生硬，只靠扣帽子壓人。今後發表批判文章，應注意效果，是否有說服力，人們能否看得下去。由於鄧力群的那個寫作班子搞的那些東西不受歡迎，他們又長期習慣於文革大批判那一套，寫不出讓讀者喜歡看的文章，一些報刊也不願發表他們寫的文章。這樣一來，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越來越少了。

耀邦辭職後，反自由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所謂上掛下聯的問題。本來中央的老人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人，對耀邦用人早有些非議。除了說他用人重才不重德，喜歡能說會道的人以外，還說他提拔重用青年團系統的人。在批評胡的生活會上，有些老人提出所謂「團派」問題，說耀邦重用「團派」的人。我當時認為這個問題如提出就大了，牽連太大，極易引起幹部中的波動。我建議他們無論如何不要提這個「團派」問題，不要提耀邦搞宗派的問題。我當時就說，青年團本來就是要向黨輸送幹部、培養幹部的。但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就連鄧小平1987年3月也說，看來耀邦在幹部問題上確實有個圈子。因此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組織上少作變動，對穩定局勢是很重要的。在四號文件及我多次講話中，一再講到這次反自由化，決不搞上掛下聯，決不能像文革那樣以人劃線。以後我向鄧小平提出，這次反自由化，幹部變動應儘量少，能不動的就不動，即使需要動而能不馬上動的，也儘量放到以後逐漸變動，以減少震動。鄧同意了我的意見。

王蒙【211】是胡耀邦提議任文化部長的。鄧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辭職，反自由化一開始，這個問題很快就提出來了。我堅決不同意。我對鄧力群、王忍之說，王蒙不能動。還有《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212】，也是青年團出身。他在《人民日報》比較開明，鄧力群也要乘機把他換掉，我也沒有同意。薄一波還向我說過，山東省委書記梁步庭【213】，是耀邦的人，同耀邦關係密切。說山東是個大省，要換。我也借些理由沒同意動。自然，一個人不動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長朱厚澤，牽連較大，不得不動。還有組織部的尉健行【214】、公安部的阮崇武【215】。組織部也好，公安部也好，這些都是老人極為重視，必須由他們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門。耀邦在任時，他們在公安部、組織部，並不是幾位老人完全信任的。耀邦一辭職，對這兩個人的議論就多起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不能不作調整。當時我儘可能地給他們做了適當的工作安排。還有江西一位女的書記，她主要是工作不勝任，與反自由化無關。還有內蒙古書記張曙光【216】，因他自己說話不當，耀邦辭職後，他的態度有些反常，引起許多議論，也不能不變動。對這些人處理得都很慎重，而且對他們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

總之，這次反自由化避免了對幹部過分傷害和組織上過大的調整，沒有重複以往以人劃線、上掛下聯的做法。

由於採取了以上各種舉措——雖然反自由化不能不搞——但總的來說扼制住了鄧力群、胡喬木和一些老人力圖將反自由化擴大化的企圖。但是，借着反自由化而否定改革開放的聲音仍在繼續。反自由化仍然是當時全國整個傳媒和輿論的最強音；改革開放的聲音非常非常微弱。站在改革開放第一線的廣大幹部，仍然處在困難的地位。而十三大幾個月後就要召開。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十三大很難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所以我當時覺得到了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了。

1987年4月28日，我與鄧小平作了一次長談。向他匯報了幾個月反自由化鬥爭之後，大氣候已經起了變化，自由化言論佔領輿論陣地的情況也基本改變過來了。而在一些人中間，以左反對改革開放、借反自由化來否定改革開放的論調仍然甚囂塵上。這種氣氛與把十三大開成改革開放大會的要求極不協調，必須從現在起着重宣傳改革開放這一面，為十三大的勝利召開作好輿論準備。我的意見得到鄧的贊同。他要我好好準備，最近就這個問題講一次話。

我於1987年5月13日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講了一次話。由於鄧在這一時期先後對外賓講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搞社會主義左的錯誤是主要的；只有生產力發展了才能說是真的搞了社會主義等等這樣的話，所以，我這次講話就顯得更加有力了，在討論我的講話稿的書記處、政治局會議上，我除了對反自由化當中出現的以左反右企圖衝破中央四號文件規定的種種干擾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外，還反覆闡述了以下幾個觀點：

第一，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大的氣候已經發生了變化，自由化泛濫的情況已經制止。今後應強調改革開放這一面，十三大必須關成改革開放的會議。從現在起就要為開好十三大做好輿論準備。

第二，這次開展反自由化的鬥爭，目的是要解決自由化泛濫的問題。泛濫問題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這是個插曲，是由領導上的失誤造成的，這不難解決。但泛濫問題解決以後，進一步解決是個長期任務。只能一靠教育，二靠工作，主要靠改革開放。只有經過改革開放，生產力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們看到了社會主義優越性，受自由化影響才能縮小。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真正達到四個堅持的目的。不搞改革開放，最終也會導致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所以不能企圖依靠搞幾次運動根本解決自由化問題。不能因為發生泛濫問題，就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主要的是要搞改革開放發展生產力的方向。為了解決自由化泛濫問題，我們一個時期主要排除右的干擾是對的，但從長期從根本方面講，改革開放的障礙主要來自左的方面。

第三，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方針、總政策。說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個目，其目的是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開放，也就是抓住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我們從來堅持的立國之本，來貶低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的新內容。如果改革開放只是目，只是具體政策，哪裏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既不能以自由化的觀點來對待改革開放，也不能以僵化的觀點來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以改革開放的觀點去理解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只能導致否定改革開放，陷於左的教條主義泥坑。那樣，所堅持的也只能是帶有空想成分的或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而不可能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第四，提出重視生產力標準的問題。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是判斷社會進步還是倒退的主要標誌。尤其是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更應當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離開生產力的發展，孤立地談論生產關係，是一些左的觀點能夠長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多年來附加了許多屬性。如蘇聯所實行的經濟模式，實質上是一種戰時經濟，我們就把它作為社會主義固有屬性的計劃經濟來堅持。在理論研究中，有些把實踐證明是有利於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卻把它說成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而把一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卻說成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東西。思想理論界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生活的觀點，陳舊的、停滯的、僵化的觀點，至今相當嚴重，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提倡大膽探索。

我的這篇講話，受到絕大多數幹部的擁護，整個空氣在這篇講話以後發生了有利於改革開放的變化。這也為順利地起草十三大報告創造了一個好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