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交者：堅持掌上壓 加帖在 貓眼看人
老鄰居黃大哥下崗後餓死在家裏
前天給東北老家的母親打電話，母親告訴我，原來住平房時候的老鄰居黃大哥前些天餓死在家裏了。
聽聞這個消息，自己愣了好一會。
印象中老鄰居黃大哥是個比較憨厚的人，小時候我經常去他家玩，他總是拿出點零食給我吃，有時候還留我在他家裏吃飯。他不大愛說話，但是個好人，待人誠懇，樸實忠厚。
他中學畢業後就到一個集體企業，企業非常不景氣，每月收入不足500元。他老婆也沒有工作，在家帶孩子。
大約五年前，企業倒閉了，黃大哥賦閒在家，有時候出外打點零工，由於沒有技術，只能幹些挖溝、搬運的活計，收入很少，只能勉強溫飽。申請過低保，街道的人調查的時候，發現他家裏有彩電和冰箱，認為不夠低保條件，駁回了申請。
只靠打工沒法維持生活，黃大哥一家經常要靠雙方父母的資助，成了啃老族。後來，老婆受不了清貧的生活，和他離了婚，帶着孩子走了。
兩年前，黃大哥的父母相繼病故，再也沒辦法從老人那獲得資助了。他自己的身體也很差，才40出頭，就滿天白髮，駝了背，體力活的工作也找不到。
在這個東北老工業基地城市，能找到一份穩定工作實在是太困難了，我認識的一個人，原來在紡織廠工作，工作很拼命，連年都是先進工作者，企業倒閉後，只能在一個飯店打工，每月只有500元收入。
按黃大哥的情況，實在找不到工作了。。。。。。。。
他死了好幾天才被鄰居發現，是躺在床上死的，面黃肌瘦，鄰居都說是餓死的。因為他面子薄，不好意思出去討飯，活活餓死在家裏。
這就是東北老工業基地城市裏面老百姓的生活現狀，我了解很多這種事情，的確不是危言聳聽，我母親一個單元21戶鄰居中，大概有一半是靠出去打零工維持生活的，其中過得最好的是一戶修皮鞋的，因為技術好，每月的收入可能超過1000元。
希望國家能關注東北這些老工業基地，關注這些曾經為國家作出重要貢獻、但現狀處於赤貧狀態的失業產業工人。
撫順棚戶區照片
*******************************
震動法國的撫順下崗女工之死
在巴黎，劉春蘭之死引發了針對法國新移民政策的抗議遊行
圖：9月20日，劉春蘭就從這個窗口跳了出去
圖：前往巴黎的家人在包裹劉春蘭的骨灰
劉春蘭學習法語的學生證
一名中國下崗女工的意外死亡轟動了整個法國，並導致數月之久的新聞熱潮。但是，悲劇並非僅僅發生在巴黎
非法移民劉春蘭之死
□本報特約撰稿 司徒北辰 錢亦楠 發自法國巴黎 □本報記者 孟登科 發自遼寧撫順
2007年12月14日08:14 南方網
□專題攝影 司徒北辰
美麗城位於巴黎市區東北部，屬於10、11、19和20區的交會地，各國移民和多元文化在其間混雜交錯。以美麗城地鐵站為中心，方圓幾百米內遍佈着花花綠綠的中文牌匾。據非正式統計，這裏生活着4萬多名華人。兩個多月前，來自中國撫順的51歲的非法移民劉春蘭，為了躲避警察，在地鐵站沿拉維烈特大道向北5分鐘路程內的一棟五層臨街住宅的窗下意外身亡。
在法國，這一事件成為了最具轟動效應的新聞之一，劉春蘭的悲劇被法國人普遍地與法國總統薩科齊的「殘酷」的新移民政策聯繫在一起。薩科奇總統要求法國警方每年遣送25000名非法移民。
不過，悲劇並非只發生在巴黎。11月17日，劉春蘭的骨灰被裝在一個藍色袋子蒙着的罐子裏啟程回國。兩天後，在撫順入冬以來最大的一場雪中，骨灰回到家鄉，並最終入葬城郊的金山息園公墓。此時的撫順，對於劉春蘭所熟悉的下崗工人們來說，仍然是一個困境中的城市。
巴黎華人社團「匯集協會」資助劉春蘭的家人前往巴黎料理後事，他們在一份公報中解釋：「劉春蘭離鄉背井的夢想和理由是為她25歲的獨生子張宇虓提供更好的生活，首先想給他提供一間公寓以便讓他能夠結婚。」
「饑荒全部還上了」
事情發生在9月20日下午3點多，當時房客李萍剛剛回到41號單元。這裏有門禁但沒有密碼，推門可入，72家房客中至少有11家住的都是中國人。不長的過道昏暗狹小，邊上擺着幾個垃圾桶。繞着蜿蜒的樓梯爬上二樓，正對面有一扇深紅色的房門，透過昏黃的燈光，依稀可見門上油漆掉落後的斑駁痕跡。
在門後，「房東」聶文奎正在給自己剪頭髮。聶文奎跟劉春蘭是老鄉，都是遼寧省撫順市人。在這裏，「房東」的意思是最先租下這處公寓的人，然後他又把房子按鋪轉租給後來人。
李萍是昨天晚上才搬到這間屋子搭鋪的，正在因為她的一個沒有證件的朋友被警察帶走而憂心忡忡。「你吃點東西吧，別上火。」同屋的劉春蘭勸慰李萍，給她端來自己炒的豆角和米飯。
這一天是李萍第一次跟劉春蘭聊天。兩人於是拉拉家常。今年五十多歲的李萍從瀋陽過來，在巴黎「看病居留」，已經待了一年多。
有人在敲門。聶文奎過去開門。李萍聽見來人在門口用法語隱約說道：「警察……護照……警察局……朋友……明天……」她面朝門口坐在桌子旁，看見聶文奎與兩個法國便衣警察在聊什麼。
劉春蘭基本不懂法語，但聽出了是「玻利絲」(法語「警察」的諧音)，滋溜一下鑽進了廚房。
事後，她的三姐劉冬蘭回憶起劉春蘭打電話時說過，她怕警察：「她跟我說，在這裏挺害怕警察的，要是給警察知道的話，就要被送回國了。我當時就說，你要是被送回來就回來唄，在外面也不容易，咱就當旅遊一次回來好了。她說，她出國欠了7萬多塊錢，回來的話找什麼工作來還清啊？身體再不好，也得做下來。」在電話中，劉春蘭不止一次對家人說起她看到的非法移民被抓的情景。事發當時，李萍亦起身去上廁所。過了一會兒，聽到了警察下樓時「咚咚」的聲音，聶文奎說警察走了。李萍就朝廚房喊了一聲，「警察走了，你出來吧。」可是沒人答應。李萍走進廚房，不料廚房沒人，窗戶是開着的。李萍探頭出去，看到許多人圍在下面，她一露頭，下面的人就都往上看。她趕緊朝聶文奎喊：「壞了，出大事了！她跳下去了！」聶文奎說：「事情大了！」
片刻之前，樓下家居用品店裏的突尼斯大媽正站在店門口，看見劉春蘭從二樓的窗戶里先把拖鞋扔到樓下，然後赤腳踏到窗外。「當時她走在我店鋪的雨搭上。晃了幾下，就一腳滑了下去，頭部朝下重重地摔到地面。我衝上去抱着她喊：'太太，你沒事吧？'她努力掙扎着半睜了一下眼睛，應了一聲便不省人事了。」兩名法國便衣警察正好走到樓下，看到躺在地上的劉春蘭嚇了一跳，趕緊打電話叫救護車。劉春蘭已經傷重昏迷，被緊急送到了喬治.蓬皮杜醫院。事實上，劉春蘭根本不需要逃跑，兩位法國警察的任務並非逮捕任何非法移民。
他們事後解釋，當日前去該住處的目的是給「房東」聶文奎送一張法院傳票。在塞納.馬恩省莫城，有人控告了聶文奎。原告也是一名中國非法移民，被抓到拘留中心後，警方到他所居住的搭鋪取他的皮箱，而後這名非法移民報告說，皮箱內的重要物品不翼而飛，懷疑是被一起搭鋪的聶文奎偷盜。
僅僅在一周之前，遠在撫順的張宇虓還接到了來自母親劉春蘭的充滿興奮和喜悅之情的電話：「出國的饑荒(債務)已經全部還上了，從今天起，就可以掙錢給你買房子了。」另外她還說，「我已經攢了一些錢，改天給你寄回去。」然而，一個星期後的9月26日，噩耗就從法國大使館傳來。
作為昔日的產業工人和「技術革新能手」，如今的下崗女工和非法移民，劉春蘭死於在巴黎入院的第二天夜裏。
賴活着，還是賭一把？
出國的念頭在劉春蘭頭腦里醞釀了多久，她的家人並不清楚。她幾乎沒跟人商量，就獨自湊齊了出國費用並辦理好了所有的出國手續。7萬塊錢的出國費用對這個一貧如洗的三口之家是一筆天文數字，劉春蘭動員身邊的親戚和朋友，花了半年時間籌上這筆錢。2004年10月，劉春蘭懷揣着一本旅遊護照，也帶着7萬元錢的債務，隻身一人遠走法國巴黎。那天她走得有點兒悲涼，沒有一個親人替她送行。兒子要送，被她勸阻了，而她與丈夫的感情近年來又一直不睦。
在張宇虓看來，父母之間是「正常感情」。劉冬蘭則說，妹妹和妹夫感情「一般」，要不是有兒子，估計早離了。
初到法國，劉春蘭在美麗城街區警察局下屬的救濟所過夜。後經中介介紹，劉春蘭在巴黎北郊塞納聖丹尼省的維勒班特市找到了一處住處。旅遊簽證快到期的時候，劉春蘭向行政當局遞交了避難申請。這個決定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賭博。她的目的非常明確：為兒子掙錢。
張宇虓自初中畢業就開始打工，直到25歲還沒談過對象。劉春蘭賺錢給兒子買房的目的是讓他娶媳婦。
2003年，劉春蘭的丈夫張百良下崗了，原本就貧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張百良是撫順市木器廠一名普通職工，這家木器廠可以追溯到民國時代，前身是一家棺材鋪。張百良的父親、張百良和他的弟弟都用了將近半生的時間服務於此。張百良也曾有過驕傲：他是廠子裏的技術骨幹、「先進工作者」。
在木器廠工作了30年的張百良，第一次獨自面對社會。對他來說，失業後的再就業培訓、政府的生活補貼，從來都僅僅是出現在政府的工作報告裏。
同樣的厄運，此前8年就曾在這個普通的家庭出現過一次。1995年，劉春蘭從撫順市服裝二廠下崗了。她是最早感受到市場經濟殘酷的那一批人，而服裝和紡織業則是這個城市裏最早經受市場經濟考驗的行業。劉春蘭好強、有主見，也曾有過自己的榮譽：連續幾年被評為這家企業的「技術革新能手」。
自謀出路的劉春蘭第一次體會到社會競爭的殘酷。四十多歲幾乎是一個毫無競爭力的年紀，她替縫紉店做過針線活，一個月能掙四五百塊錢，隨着年齡的增長，視力下降，只能幹類似護理老人、飯店洗碗的工作，收入日減，最少的時候只有一百多塊。
張百良的失業讓這個家庭徹底沒有了希望。他常年在木器廠工作，腰落下了毛病，幹不了重的體力活，下崗後只能騎着三輪車走街串巷賣水果，一天干10個小時，碰上好運氣能掙十幾塊錢。
貧困的接力棒開始向下一代傳替。由於家庭貧困，自從17歲初中畢業，張宇虓就進入了社會。8年間，他做過服務員、網管、寵物店職員，工資最高時也不過每月600元。劉春蘭認為張宇虓到了該成家的年紀。
為了給兒子一個體面的婚禮，劉春蘭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出國。賴活着還是賭一把？三姐劉冬蘭說，如果不是因為自己孩子是個閨女，她也會出國，在撫順根本看不到解決生活困難的希望。
儘管劉春蘭乾的是巴黎最底層的工作，收入卻是她的姐姐不敢想像的。將近三年的時間裏，劉春蘭還清了全部的7萬多債務，每年兩三萬人民幣的結餘，讓遠在撫順的家庭看到了希望。
許多初到法國的非法移民都會申請難民資格，初次申請往往容易獲得三四個月甚至一年的認可，每個月大概能拿三百多歐元資助，並可以享受醫療保險。但到了2005年1月份，劉春蘭的難民資格申請被拒絕，從此變成了真正的非法移民。
從窮撫順到窮巴黎
李艷跟劉春蘭住上下鋪，但是打交道也不是很多。「碰面的機會其實很少，況且自己都顧不上的時候，哪裏還能來得及想別人。聽說劉春蘭後來找了個阿拉伯男朋友，本來還想着結婚，但後來不知怎麼又分手了。」嫁人通常是女性非法移民獲得合法身份的最方便最快速的途徑。今年的8月，劉春蘭委託三姐，與丈夫辦理了離婚手續。
三年中，她以最貧窮的方式，生活在巴黎最貧窮的城區。美麗城有一個名為「巴黎超級市場」的超市，經常在晚上六點扔掉過期食品，許多人等候已久，這時就上前撿些東西回家。劉春蘭在電話里告訴過家人，自己也會在這裏買麵包吃，「有時候在超市門口撿到的東西也挺好」。
她住在一間10平方米左右的臥室里，房客總共8個人。室內擺着3張上下鋪，其中有兩張男女合住的雙人鋪。最裏面的一張橫擋着惟一的一扇小窗，光線只能從床鋪空隙中依稀透射進來。每個床鋪上都有用布頭蒙起來的窗簾，遮得嚴嚴實實。一張小桌靠在左邊的牆面，形成和對面床鋪間的一條狹窄的過道，走過時必須側着身子。
穿衣鏡下半部分是碎的，浴室沒有窗戶，牆壁都因濕氣褪了皮，浴室的下水道因為老化而漏水。
在撫順，她的家人的處境與此相似。那是一套建築面積33平方米的一居室，屋裏的擺設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模樣：結婚時的衣櫃、桌櫃和床，都是張百良自己打的。嗡嗡作響的冰箱和老式的電視機，是下崗前張百良在舊貨市場上分別以100元的價格買的。這個家在7樓，天黑以後他們摸黑上樓梯，只是為了省下一個月兩塊錢的電費。
在巴黎，41號單元樓邊的牆壁上貼滿用中文寫的各種招工啟事，有招餐館女招待的，有招清潔工的，也有尋人教中文的。在這一點上而不只是在薪水標準上，撫順還比不過美麗城：張百良和張宇虓看不到多少招工啟事。
巴黎的小房間裏，除了床鋪之外幾乎一無所有；撫順房間的衣櫃頂上則有一把結他，是劉春蘭年輕時的最愛。「窮巴黎」與「窮撫順」之間是有管道相連的。作為資源枯竭型城市和東北老工業基地城市，撫順經歷着長久的轉型陣痛，由於生活困頓與機會的匱乏，這裏有着成千上萬的出國淘金者。
在家人印象中，劉春蘭性格活潑開朗，會彈會唱。以前在工廠上班時，每逢禮拜天家庭聚會、朋友串門，她就會撥弄撥弄結他，下崗後，這把結他在衣櫃頂上一放就是十多年，積了厚厚的一層塵土，琴弦也斷了，從那時候起，這個家裏就再也沒有過歌聲。
回憶起和妹妹當年在鄉下的田埂上抱着結他自彈自唱的情景，劉冬蘭流露出少有的興奮。
劉冬蘭的丈夫陳玉林2000年下崗後在勞務市場打散工。家裏揭不開鍋，劉冬蘭給丈夫下了死命令：晚上回來要掙回大米錢。蹲在勞務市場直到晚上七八點，陳玉林也沒有活干。「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根本沒人要。」他覺得自己是一個毫無用處的廢人。劉冬蘭給丈夫記過賬，陳玉林下崗後最多的一年掙了4000塊錢。
回憶起下崗後的生活，劉冬蘭忍不住辛酸的眼淚，覺得「活着就是個負擔」。買三毛錢的菠菜，早上起來給丈夫熬一頓，晚上回來熬一頓，劉冬蘭自己空一天的肚子。為了節省開支，她將一日三餐改為早晚兩餐，10年來，這個生活習慣一直保留。
「終於退休了。」直到2007年，劉冬蘭才領到了每月680塊的退休金，家裏終於有了穩定的生活來源。
「日子是一天天熬過來的，最害怕過年過節、人情事務，拿100塊錢都困難。」劉冬蘭說。
「好消息」接踵而至：從今年10月份起，丈夫陳玉林可以領到每個月400元的生活補貼，條件是他一個月要到街道干3次活。這得歸功於丈夫原單位撫順石油三廠的同事，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這些沒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下崗職工們頻頻去北京上訪，事情終於在兩個月前有了轉機。
劉春蘭自己的家庭同樣貧苦若此，急需她的「輸血」。有人事後為她算過一筆賬，節省一點過日子的話，每個月120歐元搭鋪費和80歐元錢伙食費基本就夠花了，而做保姆每個月能掙六七百歐元。作為非法移民她不能在銀行開戶，領到工資後馬上就通過西聯匯款寄回國內。
巴黎華人社團匯集協會副會長董力文解釋說，這是很多在巴黎的中國非法移民的通常做法。
在這裏，劉春蘭的生活與其他來自中國東北的非法移民別無二致。她撿垃圾，到跳蚤市場去賣。
在巴黎領取遺物時，劉冬蘭在妹妹的包里翻出來一大堆撿來的襯衣襯褲。她把它們全部扔掉了。
借了7萬元，還了7萬元
在法國《解放報》記者和匯集協會的幫助下，張宇虓和三姨劉冬蘭、舅媽陳建雲於10月31日去到法國，處理親人的後事。當張宇虓費盡周折來到母親生前住過的小屋時，他哭了。
3年前，劉春蘭穿着從二姐那兒借來的鞋子踏上了去巴黎的旅程。3年後，劉春蘭「穿」着三姐帶去法國的鞋子回到家鄉。她的家人說，在這3年裏，劉春蘭沒有一雙屬於自己的鞋子。
劉冬蘭回憶說，「我只知道她剛出來那會兒做過一段時間的保姆，替別人看孩子。做了一年多，檢查出來身上有糖尿病，後來邊打工，邊看病，今年年初時又打電話說，她挺長時間沒有找工作了，身體沒力氣。」李艷說，在劉春蘭出事之前的那段時間裏，巴黎的風聲特別緊，劉春蘭除了下樓看看招工告示外，都不太敢出門。劉春蘭的家人還說，劉春蘭甚至在2006年一度動過回國的念頭。
劉春蘭還是堅持了下來，儘管因為害怕被遣返而時時生活在恐懼當中。最終，她留下的只是困窘艱難的身後事。
張百良說：「再怎麼艱難，生活也得繼續，不是嗎？」劉春蘭的死給這個家庭帶來的悲傷，只能被深深埋在了心底，張百良甚至沒有精力咀嚼痛苦，就得每天忙着奔波於工作和家的路上。
幾個月前，張百良托人找到了一份看門的工作，每月600塊的收入足以令他滿足。為了省下40塊錢的月票錢，每天他騎自行車上下班，來回兩個小時。抽煙的費用一個月3塊錢就夠了：煙絲兩塊，捲菸紙一塊。豬肉漲價後，就沒吃過。
劉冬蘭沒敢把妹妹的死訊告訴年近八旬的母親，她擔心母親接受不了這個打擊有個三長兩短。
這一決定中包括了非常現實的經濟考慮。「母親不能出事，弟弟一家三口全指着她的退休金。」
在這裏，「啃老」是普遍現象——老人至少還有穩定的退休金，而下崗失業的中年人卻沒有任何穩定的經濟來源。在這樣的家庭里，老人的去世往往意味着穩定收入的斷絕。
在巴黎，董力文尋訪劉春蘭在這裏的生前故交，在事發地點貼上海報尋人，但一個多月以來毫無收穫。事發當天的目擊者聶文奎和李萍都已經搬走，其他的非法移民們更是跑得無影無蹤，以前的合住者中只有李艷、李晶姐妹還留下來。行蹤不定再加上東北移民群體之間的疏於交流，使得劉春蘭在法國的三年生活變成了一片空白。
即便是家人，對劉春蘭巴黎生活的了解也只有概況：借了7萬元錢，來了；還完了7萬元錢，死了。
在巴黎，張宇虓回憶起母親的最後一個電話，「我已經攢了一些錢」。但是，他沒有在她的遺物中找到這筆錢。她很可能又一次被偷了：最後一次剝奪。身無分文的劉春蘭最終還是為兒子留下了一筆錢，不是靠她的貢獻和服務，而是靠她的死亡在法國的影響力。這筆善款來自匯集協會、普通法國人、傳媒機構和世界範圍內更多的與聞此事者，包括非洲的一位參贊。
劉春蘭留下來的箱子裏沒有一分錢，只有一塊手錶、一部手機、毛衣、外套、牛仔褲和一雙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