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的大結局
——救國會對《日蘇中立條約》表態始末
章立凡
近年在報刊和網絡上，不斷出現有關1941年《日蘇中立條約》的論爭。辯論的焦點之一，是當時救國會領導層對該條約的表態，其中也涉及先父章乃器因此事退出救國會的問題。辯論的雙方多是我的老朋友，其中一方與我在電話中論及此事時，我的意見是：當事人親屬須知避嫌，最好是述而不爭，心平氣和地把史實講清楚就可以了 。見仁見智，悉聽歷史公論。本文的撰寫也將遵循這一原則。
光榮出獄，各奔前程
1936年11月震驚全國的「七君子」案，使救國會領袖們大義凜然的愛國主義風範永垂史冊。在獄中他們「六個人是一個人」（史良在"西安事變"結束後投案，另押在女監），對外愛國立場一致；但在具體的政治見解上，則見仁見智，有各自的特色。例如王造時曾經回憶說：
在救國會運動中，我反對蔣介石「不抗日」（！）的情緒是比較激烈的，認為只有聯合和發動一切抗日力量，逼迫他非抗不可，不抗就要垮台，才有使他改變不抵抗政策的可能。當我們七個人被關在蘇州的時候，有人在李公朴主辦的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書名好像是《中國的黨派》，說救國會有兩派意見：一派是正確的，主張擁蔣抗日，以章乃器為代表；一派是不正確的，主張反蔣抗日，以我為代表。我看到這個小冊子很不高興，我是主張逼蔣抗日的，現在我們都被關在牢裏，卻把我說成是反蔣抗日的，這是什麼意思？大家都認為該小冊子所說的與事實不符；公朴表示事前毫不知情，決定馬上通知該社停止發行。
雖然大家共同否決了這本書的觀點，但也從另一角度表明，王造時的政治態度是比較激進的。
「七君子」在抗戰爆發後出獄，這時，救國會已發生微妙的變化。當時救亡協會的負責人是錢俊瑞，「七君子」由救國會領導人變成了該會的設計委員，僅剩下提建議的權利。張友漁晚年曾對我說，這種做法，當時也是受了「左」的思想影響。
父親一直是持超黨派立場投身於救亡運動的，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形成了舉國一致的抗戰局面，蔣介石在對日問題上採取了強硬的立場。第三黨的蔣中光先生曾對我說起一段往事：「上海淪陷前夕，我與幾名青年去找令尊，問他蔣介石會不會投降，章先生說不會。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中國地廣人多，迴旋餘地很大；二是蔣先生要維護自己民族領袖的歷史地位，不會輕易投降。」
當時父親認為救國會團結抗日的主張已經實現，從超黨派的立場出發，主張統一戰線內部各黨派要「寬大、容忍」，不必再算舊賬，不要再有黨派和領導權之爭。他認為錢俊瑞與國民黨唱對台戲，是一種黨派之見和內耗。為此雙方發生爭論，父親發表了後來受到毛澤東批評的《少號召多建議》一文。
父親當時做了一副對聯：「無此閒情算舊帳，有腔熱血效前驅」。不久便應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安徽省主席李宗仁之邀，到抗日前線擔任安徽省財政廳長。在武漢失守前這段時期，章乃器在安徽前線，李公朴去了山西前線，沈鈞儒、鄒韜奮、史良、王造時擔任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沙千里秘密加入了中共，七人雖然聚會或聯繫沒有中斷，但軌跡已顯示出不同。
1939年6月，父親應蔣介石的電召「赴渝述職」。既是應召前往「述職」，孰料蔣竟然不出見，緊接着又下令「章乃器另有任用，應免本兼各職。」其實這是蔣介石使出的「調虎離山」計，原因是父親在安徽與國民黨桂系、中共新四軍都合作得很好，不但使瀕臨破產的省財政扭虧為盈，還每月補助新四軍三萬銀元，於是該省的國民黨CC派和地方勢力，紛紛向蔣造謠告密，說他「勾結奸黨奸軍」，令蔣委員長很不放心。後來經戴笠查明是誣告，蔣介石派賀耀祖來勸說父親到中央訓練團受訓，擬委任他為金融方面的官員，最後又徵求他出任陝西或甘肅省的財政廳長，均被父親拒絕。從此他再也沒有做過國民黨政府的官。
父親在重慶同救國會的同事們重聚，由於暌違已久，不免產生隔閡。父親曾回憶說：
我回到重慶的時候，正值『五·三』大轟炸過去不久，街道上和人的臉上都是一片蕭條景象。救國會上層除了韜奮曾經邀我在生活書店作了一次關於安徽青年動員的報告以外，再沒有人願意了解我在安徽做的是什麼樣的工作。史良甚至當面指責我不該當財政廳長，胡子嬰認為我不就工合總幹事職，對工合對自己損失都很大，錢俊瑞則散播流言說我要進中央訓練團受訓。我所得到的最大安慰，是建國初期毛主席說我在安徽為黨培養了一批財經幹部，做了好事。（《抗戰初期在安徽》）
父親在入獄前是救國會的靈魂人物，負責宣傳和財務，該會的經費，主要出自他的毀家紓難。經過戰亂離合，當時救國會已無實體，只是作為一個政治派別存在。「七君子」各自有自己的事業，沈衡老年高德劭，仍被大家尊為「家長」。但老先生在內部能夠倚重的，主要是史良。
救國會這時已發生張申府與沈老之間的人事糾紛，父親感到目前的活動方式，已不可能像往日那樣在廣大群眾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因而產生了消極情緒。1941年春，救國會上層因對《日蘇中立條約》的表態問題產生分歧，促使他脫離了救國會。
對蘇表態，最後晚餐
中國自抗日戰爭爆發以來，曾得到蘇聯人民的國際主義援助。日本帝國主義為推行其「南進」戰略，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極力謀求與蘇聯達成妥協，以便抽出兵力鞏固中國戰場，進兵東南亞，從英、美、荷等國手中爭奪殖民地和戰略資源。而斯大林為避免在東西兩條戰線作戰，也不願同日本發生戰爭，希望把日本的進攻矛頭引向南洋。蘇聯繼簽訂《蘇德友好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又於1941年4月13日與日本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這一條約規定：如果締約一方成為第三者的一國或幾國的戰爭對象時，締約另一方在整個衝突過程中將保持中立。條約中還包含一項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根據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與蘇俄在北京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第四條：「兩締約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條約及協定。」該協定第五條還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抗日戰爭爆發後，兩國於1937年8月20日在南京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其第二條規定：「倘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時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援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
當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正處於最艱苦的相持階段，除法西斯國家之外，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偽「滿洲國」傀儡政權。斯大林從民族利己主義出發，作出這一損害中國領土主權和民族解放事業的抉擇，除在國際法法理上違約外，也背棄了「勝利了的民族應該解放被壓迫民族作出更大犧牲」這一列寧主義原則，使中國成為這一條約的最大受害者。
條約簽訂後，中外輿論譁然，也給共產國際支部之一的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困擾。在國內抗日統一戰線內部，毛澤東是強調既團結又鬥爭的；但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特別是對以「老子黨」自居的蘇共，情況就不一樣了。中共不能不發表聲明，維護蘇聯的威信，同時又重申：「我們必須收復全國一切失地，必須打到鴨綠江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實際上表明了不承認「偽滿洲國」的立場。
救國會的領導人當時曾聯名寫了致斯大林的公開信，認為蘇聯的這一做法"顯然妨害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政府宣佈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且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公意"，並從法理上對條約的內容提出質疑，要求作出解釋。
據王造時回憶：「在重慶救國會的重要負責同志開會討論這件事情的結果，認為救國運動是由於日本侵略東北而起的，中國抗戰也是為着這個問題。蘇聯雖然是我們最好的友邦，但是這個協定實在對中國是一個『打擊』，大家認為有公開表示的必要，當場推舉我起草，張申府審查。我隨即擬了一個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表示該項協定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認為是很大的遺憾。張申府看過之後，旋經開會修正通過。當時我們七個人（指救國會「七君子」），除鄒韜奮因生活書店被迫已潛往香港外，我們六個人都在重慶參加會議（記得王炳南、張友漁同志等也參加會議）。開會決定由沙千里謄清兩份，於次日在史良家裏簽字。簽名的有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張申府、劉清揚、胡子嬰和我九人。記得陶行知聲明對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信是贊成的，但不贊成公開發表，故未簽字。」
簽字的信件共有兩份，一份由沙千里派人送蘇聯大使潘友新轉交斯大林，另一份則由王造時送國民黨宣傳部長王世傑，交中央社發表。王世傑在日記中說：「沈鈞儒王造時張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親蘇著名。今日致一函於蘇聯大使潘友新，詢問日蘇協定之意義，意存質問。」後來救國會恐該信被利用作為反蘇的口實，於是又安排收回了這一信件。關於此信的收回始末，有兩種記載。
一是錢俊瑞說：「當一九四一年四月，蘇聯政府出於應付形勢的必要，曾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中立協定。中國有些人起來反對，衡老（沈鈞儒）由於了解情況不夠，也附和簽了名。後來，恩來同志找他談，把當時國內外形勢詳細地講清楚，對他的參加簽名提出了批評。衡老立即表示，『我一時糊塗，錯了。』並說：『我立即撤銷我的簽名，當眾認錯，還可以做一番宣傳。』」
二是薩空了說：《日蘇中立條約》簽訂後「一天我得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有個內部通知，說救國會沈鈞儒、王造時、沙千里等人發表聲明反對這個條約的簽訂，此文國內不要發表，可在海外發表。我立即去找李公朴，告訴他這個消息。公朴一聽立刻領悟到這個聲明有不妥之處。我們一同去找沈老、沙千里，把我們的看法告訴了他們。我們認為在當時，發表這樣的聲明對團結國際統一戰線、共同反對德意日侵略者不利。沈老聽後，認為我們的意見是對的，意識到這是自己的一次政治上的失誤。後來大家想了個主意，以補充內容為理由，又把這份聲明從國民黨宣傳部要了回來。後來沈衡老多次就此事躬身自責。」
王造時後來回憶：1957年3月，他與薩談及此事，薩空了說，你們知道國民黨偽中央宣傳部為什麼沒有把信交中央社發表，而側面拿到香港去發表？我說我至今不明白。他說有人把你們親筆簽名的信從偽中宣部拿走了，偽中宣部沒有根據，恐怕（別）人提出質問，不敢交偽中央社發表，只好拿到香港去發表了。我追問他，是怎樣從偽中宣部把原信拿出來的，薩空了哈哈大笑，揚長而去了。
如此看來，似乎是薩、李向沈鈞儒進言並收回信件於前，周恩來批評在後。但薩空了沒有說明收回的具體經過。
父親當時是不同意收回的，而且後來也一直不肯認錯。他認為救國會作為一個以抗日救國為宗旨的政治團體，如果在這一關鍵時刻不對蘇聯的做法公開表態，就無法保持其自身的獨立性及其在社會各階層的影響，喪失存在的依據。據胡子嬰回憶：在受了周恩來的批評後，「沈衡老表示救國會要作自我檢討。章乃器對這件事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救國會發表宣言是救國會的事，共產黨無權干涉，救國會也不應該檢討。他爭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國會」。
上述十幾個當事人中，王炳南、張友漁、錢俊瑞、薩空了、沙千里皆為中共秘密黨員，不過前三位的身份很早就公開了。他們應該是知情人，不知為何，王、張、沙的回憶錄中，均未見到公開信起草過程的記載。
誤會澄清，兩人劃"右"
知識分子應該是「直立的思考者」。父親是一位學者和專業人士，參與政治是出於對國家民族的社會責任感，對於國民黨和一些在野黨派中「結黨營私」的風氣是深惡痛絕的，因此他一直提倡「有職業的人的政治運動」。在他自己所參與創立的政團內，也一向公私分明，從不搞小宗派。在內心深處，他沒有黨派利益的門戶之見，一直抱着「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態度。
當時被推舉起草公開信的王造時，在將信件交給王世傑的次日就離渝赴贛。後來他接到沈鈞儒來信，說：「自你離渝後，此間謠言紛紛，盼速來渝面談一切。」據他回憶，過了些時候在重慶與沈老晤面時，「談到這個問題，頗為痛心。他並且說外面有謠言，說我們拿了國民黨的錢。我憤然問：你拿了沒有？你相信我拿了沒有？他說我不相信，但事是做錯了。」後來救國會的許多成員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但王造時沒有加入。
1945年冬，救國會更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此前鄒韜奮於1944年7月24日病逝於上海，根據遺願被追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成為民主先烈。「七君子」只剩下五人。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新政治協商會議十四個黨派單位之一的救國會，於同年12月18日（毛澤東初抵莫斯科訪問的第三天）宣佈解散，同時「以本會名義慶祝斯大林七十大壽並送紀念冊」，用自己的結束作為「一邊倒」的壽禮。
據我所知，在退出救國會之後，父親與當年的同事們一直保持着私人情誼。他不但參加了這次茶話會，且以來賓和會員的雙重身份致辭。家裏有一塊長着許多大顆粒金砂的白色奇石，是父親在北戴河療養時撿的，剖開後送了一半給愛石成癖的沈衡老。
1949年以後，「七君子」中的沈鈞儒擔任了最高法院院長，史良、章乃器、沙千里也先後出任部長職務。而「公開信」的起草者王造時，則長時期受到誤解和不公正的待遇。他在七人中學歷最高，學問和口才最好，卻沒有被安排行政職務，一直在上海復旦大學教書。老朋友潘大逵為他感慨：「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據史良對他說，「黨對你有些誤會，將來慢慢可以說清楚」，後來他又聽張孟聞說：「中央某負責同志說因為一個什麼條約的事情黨對我有誤會」。這位「負責同志」是誰，至今沒有人說清楚。
1957年3月，王造時到北京參加政協會議。3月21日上午，他特地去向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澄清此事。張告訴他：「我們當初聽到謠言說，這封信是你事先起草好的，強迫大家簽字，如果不簽，救國會就有分裂的危險，並且有謠言說國民黨拿出了一筆錢來發動這個運動。」
當晚，王造時與史良、胡愈之、千家駒等原救國會的朋友們在沈鈞儒家聚餐時，曾情緒激動地要求大家為他作證。史良說：「好了好了，不要再說了，衡老聽到此事就痛心。這件事情當初是我們大家做的，由我們大家負責任，不能由你單獨負責任。這是政治上的一個錯誤。」
周恩來於3月27日召見王造時，王又就此事向周作了簡單交代，因王造時的遺稿殘缺，周對此事的表態內容至今不得而知。但王談到了周問他是否考慮恢復救國會的問題：「周總理說，當初解散救國會是一個錯誤。毛主席看見了民主黨派抗美援朝的聯合宣言沒有救國會的名字，認為是一種損失。周總理說我當初反對解散是對的。」
救國會在歷史上是與中共配合得最緊密的民主黨派。周恩來重提恢復救國會，或許與斯大林逝世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形勢的變化有關，但目前沒有公開的文獻檔案可為佐證。王造時曾為此走訪了一些救國會的老朋友，除顧執中積極支持外，響應者寥寥。原救國會重量級人物沈鈞儒、史良已在民盟掌權，均不贊成恢復，並勸他加入民盟。章伯鈞說，如果王願意參加民主黨派，「除民建會以外，都會歡迎你的」，特別是和章有關的民盟和農工會歡迎。羅隆基認為沈、史不贊成，恢復救國會有困難，歡迎他參加民盟，「但不如史良那樣熱情」。潘大逵則主張王造時當無黨派民主人士。
此外，王還記述了他的安福小同鄉羅隆基對公開信問題的看法：「這個誤會，史良同志等應負責任。他們是隨時可以向黨中央負責同志替我解釋清楚的。這就是所謂『共患難易，共利害難』了」。
王造時也曾為這兩個問題，到糧食部去見過章乃器。當他談及在公開信問題上，自己和沈、史等「都承認在政治上犯了一個嚴重錯誤」時，父親的態度卻迥然不同。王造時是這樣記述的：「他說他不認為是犯了錯誤，當初沒有錯，今天看來更沒有錯。他並且說應該追究是什麼人把這件事情的責任完全推在我身上。」
至於恢復救國會的提議，父親也一口回絕。
3月29日晚，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和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劉述周到前門飯店與王造時長談。關於恢復救國會問題，張副部長說：「不能由我們決定恢復不恢復。如果是我們來決定，那等於是你們奉命恢復，這個問題還是你和救國會的朋友們多去商量商量好，如果大家都主張恢復，那我們是歡迎的。」談及對「日蘇中立條約」的表態時，「他們說，現在一切都弄清楚了，大家都覺得暢快。你承認是政治上的一個錯誤，那是政治家的態度，章乃器是頑固。我說這個歷史包袱解除了，我特別感到愉快和興奮」。
由於沒什麼人響應，救國會始終沒能恢復起來。不過出於重獲信任的喜悅，王造時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很快投身於「大鳴大放」的「整風運動」。
這種"皆大歡喜"的氛圍，也只維持了兩個多月。無論是剛卸下包袱的王造時，還是「頑固」堅持己見的章乃器，都同時被打成「右派」，當年的兩位「難兄難弟」再度落難。王造時恢復救國會的活動，也成為他「陰謀組織資產階級政黨」的罪狀。
「七君子」中除鄒韜奮、李公朴於40年代為民主獻身外，其餘五人結局如下：民盟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員長沈鈞儒老人於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逝世。逝世前曾申請入黨，經中共中央研究決定，被譽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王造時於1966年「七君子事件」30周年前夕被捕入獄，1971年8月5日冤死獄中，離開人世時被誣為「反革命」。
章乃器熬過"文革"的漫漫長夜，於1977年5月13日在北京醫院地下室病逝，辭世時為「摘帽右派」，史良、沙千里出席追悼會。
1982年4月26日，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全國政協副主席沙千里在北京逝世，史良出席了追悼會。他的中共黨員身份，家屬直到逝世後才知曉。
「七君子」中最後辭世的一位是史良。她「文革」中曾受衝擊，1979年10月當選民盟中央主席。1985年9月6日與世長辭，逝世時是人大副委員長。章乃器、王造時的「右派」錯案在1980年改正，並分別舉行過紀念活動。除王造時的骨灰安葬於上海烈士陵園外，其餘四人的骨灰均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
至於是什麼人把起草「公開信」的責任推卸到王造時頭上，至今雖然仍是個謎，但當事人的範圍也比較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