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們習慣將周恩來看作「總理」。雖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黃埔教官，但很少有人將他與職業軍人聯繫到一起。
其實在國共破裂、重打鼓另開張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軍事問題的報告就是周恩來作的。六大之後，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主管軍事（軍委書記）。1920年代末，朱德、毛澤東在江西鬧得不可開交，在陳毅匯報之後，主持上海中共中央軍事聯席會議、起草「八月指示」以解決紅四軍問題的，也是周恩來——這又是後世御用史家們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為按照當時周恩來、陳毅的意見，紅軍的指揮應該集中，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軍委，黨不要直接指揮軍隊，軍事工作交給軍部指揮即可。至於黨麼，「只能通過黨團作用作政治的領導」——這顯然與毛澤東首創、八十年來當作中共法寶的「黨指揮槍」的理論根本不同。
到了1931年，即中共黨史說的「『左傾』機會主義對中央長達四年的統治」時期，周依舊作為常委主持軍事。後來共產黨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準備遷往根據地，周恩來一到蘇區就取代毛作了紅一軍的總政委，在後來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初期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軍事三人組」，周都是主要負責人。這局面一直到1935年1月，所謂「挽救了黨和紅軍」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所剝奪的，當然可以如黨史範本所說，總書記博古和奧地利人李德的權力。但這兩人在中共黨內並無根基，真正失了實權的是周恩來——他不但讓出指揮權，當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後張國燾的位置難於安排時，他又立即讓出紅一軍總政委。他一點都沒有抵抗，由此可見這位身世伶俜的政治奇才之過人處。但他並不好過，證據就是，幾乎從不生病的周恩來大病一場，病到幾乎喪命。究其原因，恐怕不是沒吃沒喝、環境過於惡劣，而是精神上的打擊——他感到失落、感到不知所措，這是他看得比護養身體重要得多的事。
到陝西之後，發生過一件不大為史家「大書特書」的事，就是周恩來指揮的抗日東征。在他的主持下，對蔣介石的指稱，已策略地由賣國賊改為「蔣介石氏」及「南京政府諸公」。但這不過牛刀小試，周恩來真正活了起來並找到自己的價值，是與張學良共謀的「西安事變」。雖然最後出現了張被扣押那樣一個結果，使得周恩來在20多年之後談起時，還「禁不住潸然淚下」，但他實際上已經活了過來，找到了自己在毛澤東的共產黨裏邊的位置。
因為我們後邊要談的「洛川會議」還沒有召開，外人仍以為他軍權在握。比如1936年4月，當潘漢年奉國際之命回國與國民黨談判時，陳立夫說的就是：「你我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先生願和他面談。」
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以後，閻錫山不記一年前進攻自己防地之仇，請周恩來為第二戰區寫「作戰計劃」，周僅一天時間就完成了。到了1938年以後，他奉派駐武漢、重慶時，則「身穿一身半新草綠色軍裝，佩戴中將軍銜……常常是全副披掛，有時還佩劍。」不僅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等職業軍人，也都相當興奮，覺得終於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報國了——「洛川會議」正是在這樣形勢和氣氛下召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