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中共八一建軍節

　　 建軍節又要到了。據說目前軍營里多唱流行歌，但在60至80年代，則有一支長唱不衰的「主打」歌，開頭的一句就是「雄偉的井岡山，八一軍旗紅……」。當年所有的人都跟着唱，包括筆者本人，卻沒有人想到問一問，井岡山時期打的旗子上，有「八一」字樣麼？「八一」與井岡山究竟什麼關係？文革時候的紅衛兵為什麼打出「滅八一、樹井岡」的口號，最終沒有弄成的原因又是什麼？
　　
　　 槍桿子是共產黨的命——這是我們早已熟悉的命題。但一開始並不是這樣，有文字記載的是，直到1920年收到身處巴黎的蔡和森寫來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前，毛澤東都主張並身體力行漸進的社會改革；抗戰勝利前夕，這位有了百萬正規武裝的革命領袖仍公開宣稱，共產黨希望通過對掌權的國民党進行合法鬥爭來改造社會——這不是百分之百的謊話，因為早在20年代，它（包括1924年之前的毛）確曾打算先幫國民黨反帝反封建。至於收拾資產階級，那是以後的事——至於「以後」到什麼年月，倒是從來沒有說清過（已經知道的事實是，50年代把正牌資產階級收拾了一陣之後，90年代正忙着從共黨權力圈子中分櫱出土造資產階級來。）但在槍桿子上，正如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安徽秀才陳獨秀，和湖南學生毛澤東一開始是玩不過上海青皮出身的蔣介石的，何況還有共產國際為了蘇聯的利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身為政黨而拿起槍，本不合現代社會規矩。但是在只有武力才有發言權的近代中國，共產黨被逼到了「我不殺你一準被你殺掉」的地步，也不得不行此下策了——這就是幾乎已經叨念爛了的1927年「八一起義」的故事。從那時起（其實用不着從那時，中國自有民國幾乎事事如此），政治家和職業軍人一直攪成一團，從沒有分清楚過，只看1949年開國時，「戰功卓著」的高級將領們怎麼一攬子全進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先是拿到軍權，然後才是黨權和他頂不在行的行政權——而那命根子軍權，1935年之後就沒有放過。以開明和開放著稱的鄧小平「退休」了好幾次，最後遲遲讓出的位置，正是黨中央軍委主席。總之，正如眼下國人所說的：「什麼時候黨指揮過槍？從來都是槍指揮黨——而後是指揮國家」。今日江澤民班子破天荒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中沒有軍人（也沒有軍人出身的和與軍隊有着深厚淵源的人），不知這現代國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能否在「第三代」出現。
　　
　　 不可否認的是，繼承了宗法社會全部觀念，且民族危難頻乃的近代中國，軍人，從本質上看，那大致的兩類還是可以粗粗分辨的：職業軍人和暴動領袖。前者如蔡鍔、葉挺、劉伯承；後者如張作霖、高崗、王震。職業軍人最基本的條件是現代軍校出身，絕無終生干政的愛好；後者則尊奉中國數千年來天經地義的「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模式。
　　
　　 熟讀《資治通鑑》的毛澤東，玩弄起僚臣來，可謂遊刃有餘。與當年廉坡藺相如故事如出一輒，50年代初，高崗口口聲聲「咱們老紅軍受壓」，對劉、周、鄧一幫讀書人橫挑鼻子豎挑眼。毛不念陝北收留的舊恩，為迫在眉睫的經濟建設，迎頭給他一棒。但讀書人，特別動不動就強調民主、法制與現代化的同志們，對毛澤東骨子裏以共產為名義而行的集權統治而言，其實是比高崗輩危險得多的敵手。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批評「暴君」，一息自由民主氣息從鐵幕後透出。多年追附驥尾的中共該怎麼辦？不說幾十年來事事仰承鼻息，那「暴君」模式，也帶着全部中國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現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個自己就「修」起來了！毛澤東的應對策略是「以蘇為鑑」，把延安整風時候的文件再拿出來學習——後來發展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傾」。對政權的強大支柱軍隊呢？是絕不觸動，還是藉機修理一番？
　　
　　 作為標準的職業軍人，劉伯承1949年以來，雖然名義上也有黨內的位置，但他顯然沒有干政野心，一心想做的，還是軍隊建設。具體說，就是軍隊的專業化與現代化。而專業化與現代化，並不是單單裝備上「鳥槍換炮」即了事，而是一系列的建軍原則、條例條令，包括與「支部建在連上」等井岡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單一首長制」、「軍內政治機構壓縮和政工人員的改行」等等。
　　
　　 始於1956年，到1958年終於推到前台的「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表面上看沒有反右反右傾等那麼轟轟烈烈——甚至至今沒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為史家提起，但從原理上、從打擊的對象上分析，對中國未來的損害，則不在其他政治運動之下。因為，這個持續了大約三年的「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打擊的實際上是劉伯承、蕭克、李達等具有職業軍人傾向的高級將領，從而使得「槍/黨集權」到了和平時期仍可一如既往。鬥爭總要有口實，這不難，沿用延安時打擊讀書人的「照搬教科書、馬列教條和軍事學院教材」即可。打手呢？老於此道的康生無此威望，靠誰呢？
　　
　　 當時彭德懷正在國防部長任上。從井岡山時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是黨內共識。所以，責無旁貸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軍內教條主義」給解決了，罪名是「把正規化現代化同我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黨的領導和這種工作對立起來，當作全面的建軍方針」。
　　
　　 建軍節仍定在八月一日，這無甚大礙，因為中共內部南昌起義派職業軍人，在與「打江山坐江山」暴動領袖並肩戰斗数十年後，心中殘存的一點點現代化正規化意念，在迎頭棒喝之下已抬不起頭。其結局是，一批軍校包括黃埔軍校出身的上將受到嚴厲批判；蕭克李達調離軍隊；劉伯承辭去職務，從此三緘其口。
　　
　　 雖然也進過軍校、但不屬於八一南昌起義群的彭德懷出頭做下此事，最大的可能是出於對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系嫉恨和自身不具現代意識。直到被折磨至死，這位以正派敢言、關心民瘼而贏得中共人物群里最佳形象的彭德懷，看來依舊沒有弄清老毛讓他下手這件事的要害。因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來的他誠懇地請他的侄子所轉達的對他整過的蕭克的道歉，說的不過是：「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志們啊！」——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1960年代，是沒有人敢、也沒有人有可能把話說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