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跡象表明，人類進入「知識社會」以來，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格外地依賴於概念以致逐漸丟失了常識。這一趨勢，我稱為「知識的官僚化」——知識不再是基於人生感悟的動態過程，而是僅僅基於書本知識或其它同樣抽象的知識的靜態過程。
我們似乎最習慣於將刺激歸入「A」或者「非A」。也就是說，我們習慣於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
美國人是世界公認的「天真」民族，反而比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更複雜。
我的觀察是，中國人有太多太多的簡單思維模式——只要你是自由主義你就是左派的對立面，只要你是左派你就是反對自由的。
要命的是，中國正經歷政治體制變革的前期。此時，中國人最不應有的就是簡單思維。
假設我們要求政治的民主化，於是我們必須有更多的政治競爭或政治抗爭。可是任何抗爭性的政治，怎樣防止它激化為革命或政變或社會動亂？
在轉型期社會，我能夠想像的政治情境，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複雜的，也就是說，政治角色的扮演者不能運用「簡單思維」方式來判斷自己行為的度。如果有誰懷疑這一點，不妨回顧三十多年改革的歷程，哪一階段的政治表達（著名如那些三中全會決議）是可以用簡單思維來闡釋的。
試問一例，難道「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可以簡單地分類嗎？它究竟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再問一例，難道「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可以簡單地分類嗎？它是市場經濟抑或不是市場經濟？
那麼，複雜思維為何艱難？任何一名例如在美國出生並接受教育的中國人，其實不感覺自己的思維方式多麼複雜。因為從幼兒園或更早的時期，她就開始習慣於複雜思維。例如，故事裏的人物很難固定地成為好人或壞人。她也習慣於同情和博愛，哪怕是對壞人的同情和博愛。
到了中學，她還知道人們普遍不信任政府，但警察有義務幫助素不相識的每一個孩子。到了高中或大學，她終於明白愛情很不簡單，諸如此類的不能簡單對待的，還有自由和權利。
只是在中國，在應試教育和其它一切方面「假大空」泛濫並且在過去十幾年裏迅速官僚化了的中國，要想肅清應試教育和其它一切方面的毒害，談何容易，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
最普通的中國人，例如一家高檔餐館裏的一名服務員，以很高的概率，當你詢問今天的這條魚為何不新鮮時，都要不假思索地告訴你說這是當天買來的魚絕無可能不新鮮。
換句話說，大多數中國人被官僚化了的日常生活訓練成為只能以簡單思維來應付複雜情境，於是表現為「扯謊」，可能是一種善意的或公開的謊言。
對比一下，如果上述情境發生在美國的一家檔次可比的餐館裏，我的體驗是，任何一名服務員，以很高的概率，非常認真地傾聽你的抱怨並將你的菜餚端起來觀察甚至品嘗，然後，如果她也同意你的見解，她通常會將主廚請來向你解釋當天的魚，發生了哪些可能的情況。在毛澤東的教導里，有這樣一句話：「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概括而言，這句話正是描述了複雜思維。
為害最廣泛的知識官僚化，發生在政府各部門的辦公室里。中國的法律，有效的部分，主要是政策或部門法。
我的觀察是，大部分政策之所以事後顯得特別荒唐，是因為政策的最初版本不是在考察了大量具體情況之後制訂而是在辦公室里對着電腦（數據庫）和互聯網（輿情觀察）制訂的，還美其名曰「專家」系統。
這些專家在基層「調查」的時候，腦子里根本不會想着基層的根本問題是什麼，因為他們一心琢磨的是上級最喜歡什麼樣調查結果。
現在讀者明白複雜思維為何艱難了吧？因為，長期以來我們建立並維持了一套人人都可以不負責的制度，既然如此，人人就都可以簡單思維——因為這是最省力的思維。
發達的市場社會，不是這樣，在那裏，你必須對你的行為負責，人人必須為自己負責，於是不敢簡單思維，畢竟，思維複雜才可能有更幸福的生活。
簡單思維與長期以來在中國占支配地位的科學主義思維密切相關。至少要追溯到1920年間那場「科學與玄學之爭」，中國的科學主義只不過是西方現代思潮的一個版本，而西方科學由於狄爾泰等人在1890年代的人文精神論說，更由於杜威關於「確定性的喪失」之哲學，最後由於法蘭克福學派和哈貝馬斯的批判敘事，以及最近二十年興起的「第三種文化」（介於科學與人文之間），早已不再有支配地位。
世界是網絡狀的而不是直線型的。吉爾茲描述最真切：人是懸掛在意義之網裏的動物。意義是網狀的，所以基於意義或被意義驅動着的人的行為就是多因多果的而不是單因果鏈的。其實，自然界的現象大多也是多因多果的。
簡單思維更適應單因果鏈的探究而不能適應網狀因果的探究，於是簡單思維發達的中國人更經常地假設世界是單因果鏈的而不是網狀因果的。人生活在意義之網裏，人類行為可以受到來自任何方向的其它意義的影響，關於複雜性的研究早已表明，哪怕是一隻蝴蝶煽動翅膀，也可能引發大陸另一邊的龍捲風。教育，中國人需要普遍地接受正常的教育。這才是結論。何時有正常的教育？我不清楚，我很悲觀，只是努力嚮往吧。
作者：汪丁丁（北大教授、著名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