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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一戰時的中國為何差點站錯隊

反戰最烈的孫中山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原本就是一場白色帝國主義搶奪殖民地的戰爭。我們這個深受帝國主義之害的中國,有什麼理由來參加他們帝國主義分贓的戰爭呢?再者,在一個革命家看來,中國問題之徹底解決,是個革命成功與否的問題。「革命尚未成功」,所以民國不如大清。當務之急是打倒軍閥,完成革命。如今軍閥盤據如舊,全國上下還要擁護軍閥,乘勢壯大,去參加歐戰,豈非捨本逐末?所以孫中山就反對參戰了。

本文主體部分選編自唐德剛先生名著《歷史的「三峽」》,題目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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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民地假裝帝國主義

1914年7月,歐洲的德奧與英法兩幫帝國主義之間,忽然爆發了一場國際戰爭,後來竟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雖然發生在歐洲,但因為戰爭雙方都是白色帝國主義,它就必然牽涉到交戰各國在亞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

中國那時正是交戰兩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時則是英國的同盟國,因而日本也就學模學樣的,做了個外黃內白的「香蕉帝國主義」,加入了英法一幫,對德宣戰。

但是日軍不用遠赴歐洲去參戰,而是向在山東半島的德國租借地開戰了。他們不但佔領了膠州灣和青島的德國租借地,甚至把中國整個的山東半島,也給霸佔了。並乘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時,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要把中國乾脆變成日本的殖民地。

就在歐戰正酣之時,我國朝野,尤其是對歐戰有「研究」興趣的知識分子和政客,也就發生了中國應否像日本一樣的去「參戰」的問題了。

就在這研究中和辯論的當口,歐戰轉劇,德國於1917年2月,宣佈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為封鎖協約國的海上物資供應,而實行其所謂「無限制潛艇政策」。這一來就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對外貿易了。

美國的對歐政策,本就是偏向於支援協約國的。只因國內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時尚需維持中立。待到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一宣佈,尤其是美國郵輪被襲擊之後,美國便於1917年4月6日,向德國宣戰了。

美國既然參戰了,總統威爾遜也就有各種理由,邀約中國一同參戰。美國對中國的邀請書一旦發出,中國政府如何回應呢?北京政府和全國輿論之中,就發生了中國參戰與否的大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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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利弊大辯論

當時主張參戰最力的是國務總理段祺瑞,以梁啓超、湯化龍為首,而擁段的原進步黨和研究系等有影響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們認為參戰對中國,有百利無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美國參戰以後,協約國在歐戰中的最後勝利已十分明顯,因此中國應該參加協約國,在將來的國際和會上,有爭取勝利果實的權利。

中國的着眼點則集中在山東半島,因為日本志在戰後,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地而擴大之。中國要抵制日本,收回山東半島,就非參加戰後和會不可。要參加將來的和會,目前參戰而成為戰勝國,實為必需也。

其次,中國參戰之後,不但可以立刻收回德奧等國在中國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財產,停付對德奧等國的庚子賠款;還可以參戰為藉口,要求緩付對協約國英法美意等國的庚子賠款,其年均總數皆在2000萬以上。由緩付開始,戰後中國,更可乘機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賠款。前途無限,利莫大焉。

至於「北洋系」的人馬之所以熱衷於參戰,其動機顯然就不像段祺瑞那麼單純了。在他們看來,參戰就得有參戰軍。政府正可乘機擴大國防軍,增加北京政府在國內外的軍事力量;為着擴軍,政府還可整頓稅收,交涉外債。

總之,對段政府而言,參加世界大戰,是有百利無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張接受美國邀請,立刻參戰。事實上,段氏為着參戰,幾乎廢寢忘餐,全力以赴。其剛愎自用的個性,在參戰政潮上也表露無遺。

可是站在段之對立面的黎元洪,就堅決反對參戰。何以反對參戰呢?說穿了,黎與段至此已是勢成水火的政敵。凡敵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為轉型期中國政壇的公式。更重要的還是,黎此時雖是一位徒擁虛名的領袖,對各派政治勢力而言卻有被利用的價值。

在反戰最烈的孫中山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原本就是一場白色帝國主義搶奪殖民地的戰爭。我們這個深受帝國主義之害的中國,有什麼理由來參加他們帝國主義分贓的戰爭呢?

再者,在一個革命家看來,中國問題之徹底解決,是個革命成功與否的問題。「革命尚未成功」,所以民國不如大清。當務之急是打倒軍閥,完成革命。如今軍閥盤據如舊,全國上下還要擁護軍閥,乘勢壯大,去參加歐戰,豈非捨本逐末?所以孫中山就反對參戰了。

孫當時在國內是頗享清望的,於是在他的號召影響之下,商學各界也就跟着反了。

部分國會議員也反參戰,但其實中國參戰與否,對他們而言實在非關閎旨。在他們看來,只要能使北洋系政府垮台,由國會議員來組織責任內閣,則是否參戰也未可知也。

至於西南各省的軍頭為何也反對參戰呢?那就更不難理解了。他們所反的事實上也是北洋系這一政治實體,而非「參戰案」這個政策。因為僅在一年之前,在討伐袁世凱的「護國戰爭」期間,他們初次擺脫北洋系的控制,頗嘗到了南北分治的政治甜頭。

如今袁去段來,北京政府雖然少了個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質,卻是換湯未換藥。加上他們原來又都和革命派甚為接近,雖然無愛於國民黨,卻和黎元洪一樣,都以民國的締造者自居,對北洋系的軍閥,嫉妒與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見段派北洋系以參戰自肥,於是以反參戰為藉口擁黎反段,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於是,國會之中的老國民黨各派系,和他們的老黨魁孫中山,以及當時盤據西南數省的實力派,全都聲明反對參戰。在他們的影響之下,京滬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學團體也反對參戰,並在北京政府中公開表示擁黎反段。

這一來,中國是否應該參戰的問題,黎段兩派,就旗鼓相當,政府也就隨之一分為二了。那位原無政治實力的黎大總統,在各實力派一致擁護之下,也就頂起了「反參戰」的半邊天了。

一言以蔽之,這也就是『轉型期』政治現象的可悲之處了。各實力派都要以響亮的政策問題為藉口,來大踢其與政策無關的政治皮球,從事權力鬥爭。李宗仁先生的話說得好:「在大家鬥到白熱化的時候,哪還想到什麼國家民族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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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的經濟暗盤

以上所述都還僅限於中國政壇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史家如揭開他們舞台後面的幃幕,看看他們台後的運作,就比前台精彩得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是國際關係史上所謂秘密外交的高潮期。第一次大戰期間,也是世界歷史上國際間秘密條約最為茂盛的時代。君不見,我們轟轟烈烈的愛國「五四運動」,不就是因為中日之間的密約曝光,而爆發出來的?從秘密條約搞起,對本國或異國當權派,和有影響力的政客軍閥作經濟賄賂,那就更是不在話下了。

在當時,歐洲戰場中對立的協約和同盟兩集團,對中國是否參戰都極為重視。

對協約國的英法來說,日本既已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了,中國再隨之加入,德奧在亞洲的勢力,不用說就全部掃地出門了。中國雖是個老大無用之國,它卻有無限的人力資源、廉價勞工、原料和市場,能補協約國之不足。

還有就是日本,乘歐戰方殷,在東亞混水摸魚,已勢不可遏。日本曾為英國在遠東的貿易之勁敵。為久長之計,制衡日本,為戰後重返亞洲着想,英法兩國都有強拉中國入伙參戰的必要。

對同盟國的德奧來說,中國一旦對德奧宣戰,不用說它們在中國數十年來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權、租借地和所有的經濟設施,立刻就化為烏有。他們留在中國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報人員,全部都要被作為戰俘而失去自由。

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數,派出最資深的專家和有影響力的外交家,攜大批馬克來華活動;並暗中資助(事實上就是賄賂)反參戰人士反參戰到底。口頭工作效率不夠,雙方對中國各實力集團,就用美金、馬克作重貲賄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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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收到了100萬馬克巨款

那時交戰雙方對中國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銀彈攻勢,從公開借款到半公開的酬金、佣金、手續費用,到乾脆的秘密賄賂,是千奇百怪的。歷史本來比小說有趣,我們如把它詳細地記錄下來,其故事之驚心動魄,就不下於福爾摩斯探案了。

最難想像的是,連「一代聖賢」孫中山先生,也變成了他們帝國主義銀彈攻勢下的受害人。

二戰後,德國國家檔案被全部公開,再經過精通德語的資深華裔史家李國祁博士,對該項檔卷的細心翻閱,才案情大白。

為着「反參戰」,孫中山曾經接受德國政府秘密奉送的兩百萬馬克的酬勞。雖然他老人家實際上只收到100萬馬克,另100萬馬克,被何人打劫了,或是中飽了,至今還是個天大的疑案。

有的讀者,讀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難安——「國父一代聖賢」,怎能收受外國的賄賂呢?

須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產的革命者。孔門弟子不是也說過,只要大德無虧,小德出入可也。他們那時搞革命的人,往往認為革命是無道德的,都以成功為道德。為着爭取革命的成功,何事不可為?

這一概念,對於倫理學家來說,可能有保留餘地。但是近現代革命家,很多都將其奉為圭臬。當然,它也不會有傷於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德國佬原是近代世界上做事最有效率的民族,他們既然答應了,據當時目擊者馮自由等人的回憶,不久這宗百萬鈔票,就裝滿幾麻袋,用黃包車拖到孫公館了。福無雙至今朝至,孫國父在一夕之間,就從一個升斗不繼的窮老漢,變成百萬富翁了。

當時馬克的國際匯率,僅略低於美元。百萬之數,在當時中國是嚇壞人的巨款。這筆款對其後的所謂「護法戰爭」,是有其決定性影響的。我們勢將繼續討論下去。留待後文再說吧。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歷史的「三峽」》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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