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一九四七年在勉仁文學院（重慶北碚，創始人梁漱溟先生）與吳雨僧先生共事。我時任中文系副教授，吳先生任歷史系教授（系主任李源澄先生）。這段時期，我和吳先生往來不多。我當時苦讀佛書，喜歡向中文系教授羅庸（膺中）先生請教詩學與宗教的事理。和吳先生在一起，多談詩，少論事。一九四九年吳先生同傅平驤先生等擬創「白屋書院」於江津吳芳吉（碧柳）先生舊遊之地。很快重慶就解放了。白屋書院沒有辦起來。由源澄先生之薦，吳先生去四川省立教育學院任教。解放了，知道吳先生到新成立的西南師範學院任教。一九五三年我由四川省文化教育委員會調西南師院，且喜可得與吳先生共事，朝旦請益。從此，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吳先生退休回涇陽原籍，前後（包括勉仁的三年）幾三十年。對吳先生晚年的公私生活思想行事是知之甚多的。現在略記鱗爪，以供知人論世者參考。
吳先生的聲譽是大學的名教授，論其平生的愛好傾向，則是詩人。照我國的傳統習俗，論詩先看人品。人品高詩也自然高，縱然當代並不太被稱道，時間的篩子自會推薦給人間的。反之人品不高，詩縱使一時有名，歷史的篩子也會把他淘汰掉的。另外，照現代人的觀點，論詩先審察詩人的性格。偉大的詩作不在詞藻的華麗，想像的新奇，首先在於詩人性格的偉大。
我所認識的雨僧先生，首先是詩人。其次才是文學教授。
詩人的人品和性格，有一個統一之點，那就是性情真。《莊子》書大讚「真人」，就是讚美真正的人。他說：「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漁父》篇）
聽人談論雨僧先生，說法不一，有時正相反對。比如，有人說他謙和，平易近人，有人說他古板，難於接近；有人說他立身端正，有人說他內多欲而口談仁義；有人說他廉潔，一介不取，有人說他慳吝，一毛不拔；有人說他重義氣，有人說他重利輕義……。好像都有一定的理由，卻又並無確證。只有一點好像大致相近。就是，朋友以為他近於執一，一般人或嫌惡他的人則直抵為頑固、保守。
就我個人深入觀察和了解，雨僧先生的性格是真摯端直的。論事總簡單片面，論人也是這樣。請聽L·托爾斯泰的說法吧：
是有的地方河身狹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寬闊，有的地方水流緩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澄，有的地方河水冰涼，有的地方河水混濁，有的地方河水暖和。人也是這樣。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時候表現這一些人性，有的時候又表現那一些人性。他常常變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時卻又始終是他自己。（《復活》，汝龍譯，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托翁這裏談的只是「人性」。如果論中國詩人，我想，還應當加上詩人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的影響。這影響，除平生愛讀的書籍以外，還有幼時家庭環境、長輩、師友的教益，國事的刺激，都一包在內。
吳雨僧只是吳雨僧，沒有兩個吳雨僧。內因是同一的，但外因有變化，內因也暫時有變化的適應。雨僧先生的性情是真摯的，人品是端直的。但外部條件有變化，他也自然隨之適應變化。雖有變化，根本的東西實在並無變化。比如流水，不平則流，流向下，平而止。但「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孟子·告子篇上》）為了證明我的觀察，且舉一些事情為證。
上文舉有人以為吳先生慳吝。舉二大事為反證：一是一九五六年全國調整工資。西南師院評薪委員會由黨委領導分為二組。我在第一組。眾人議：吳先生應評為一級。先使人告知。吳先生寫信給張永清黨委書記。信上說：要求定為三級，拒絕第一級。理由是，據他所知，他的老朋友老同事，人品學問都比他好，也未評二級，所以自己請求定為三級。信寫得非常誠懇坦率，大眾都感佩不已。眾評至少也要定為二級。會議派人去向他說，化學系鄭蘭華教授也終評為二級，文科不能沒有二級，否則評薪委員會感到棘手。問題才解決。
當時爭工資的人不少。為爭一級，不惜同人翻臉，使會議難於進行。像吳先生這樣退讓高級工資的人，能說是見利忘義嗎？
還有一件事。文化大革命中，吳先生把他的工資（二級月薪二百九十七元）分散給生活困難向他借錢的人。西南師範學院每月十號發放工資。吳先生事前把向他借錢，據他了解確係生活困難得人開列一個名單，十號以後按名給予借款若干，人們排成列行到吳先生宿舍前收受借款。遠道的由他親自郵匯。他自己只留七十元的伙食費。有時甚至要向朋友借錢才能敷衍自己一人的簡單生活。於是有人向黨委和中文系總支告狀了，說是吳宓用公家給他的工資來收買「牛鬼蛇神」及其家屬。實際上「借錢」的人也有許多革命群眾。「借」也無非是話不得不這樣說，沒有誰後來「還」過。我當時聽見輿論云云，就去勸說吳先生不必這樣做。他告訴我，現在大家都窮，我一個人拿二級工資。錢積下來安知非禍？散財一非為名，二非為利，只不過把多餘的錢分給暫時有困難的人（許多借錢得人其實他並不認識），也算替國家社會分憂，個人也悄悄得到平安無事，有什麼不好呢？他說的時候是十分認真的。我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像這件事情，能說吳先生是「一毛不拔」的人嗎？
又如有人說他一味敷衍別人，遇到批判鬥爭，照例一聲不吭，低頭認罪。似乎說不上「端正」或「方正」。吳先生是詩人，是恪守「溫柔敦厚」的「詩教」的。聽說當年有人把清華園中的教授們戲編為《紅樓夢》中的「金陵十二釵」，吳先生被配為妙玉。其理由是他在清華園中正如妙玉在大觀園裏，與別人一無衝突，量力事外。這也是評吳先生為圓而不正之說的一種。但吳先生並非圓滑苟全一流人，毋寧說他是「皮裏陽秋」一路人物。或正如魯迅論陶淵明之為人，不總是羅漢低眉，也有時會「金剛怒目」。舉一二事證之：
文化大革命中（約一九七一、七二年），有一次一位革命人物領導我們七個牛棚中人學習（其中除陳某外，余後都是教授，現存五人）。吳先生和我屬於這一組。學習開始，這位領導訓話。舉吳先生為例。說吳先生之所以頑固不化，根源在於其父親是反動的大官僚地主云云。話猶未了。突然，吳先生從他坐的小凳上霍地站起來，兩手捏拳，怒目圓睜，向着這位領導說：「不准你侮辱我的父親！」一時寂然。我們（包括領導）都萬沒料到這一聲怒斥。過了幾分鐘，大家才回過神來，幫領導圓場，說學習會嘛，不能這樣說……云云云云。這位領導畢竟是有革命修養的人，也就沒有說別的話了。後來也沒有人再提起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情。一個人去請求吳先生給予生活補助。得了幾十元。第二個月他又去請借錢，並且開了一個賬單，說他生活如何過不下去。臨到十號那天下午，他和一些人一起站在吳先生門前。吳先生對他說，你開這個賬單，其實不實，某事完全捏造，因此本月我不借錢給你。那個人因為被揭了底，只好低頭退下。
儘管大家在牛棚中的學習會上，言都是極其謹慎的。吳先生有時卻毫不隱諱地說出真話。比如在「批林批孔」中，吳先生發言，說只可批林，不可批孔。又有一次說毛主席不該為了區區一個劉少奇就發動文化大革命，使得「九囿魚爛」。這些話大家都為先生擔心，幸而並未引起風波。由此可證吳先生的真和直。
最後談談吳先生的日記和（在《吳宓詩集》以後）新的詩作的下落問題。
作為詩人和現代高壽的文化人，吳先生有數十年積累下來的日記。吳先生對我說，這部日記只遺失了一年，其餘全是毛筆小楷寫成，沒有一天缺記。而且從流傳的一鱗半爪看，所記都有關前代和當代政治人物和詩人學者的活動、詩作、筆札、談話等等。從清末到解放後，約計有五六十年。這部日記吳先生一直珍藏着。不幸文化大革命中（約一九七一年前後）被一個西師中文系學生（當時是武鬥隊名「衝鋒號」中人）頭目搜去。打倒「四人幫」後，我一再向西師黨委提出，請求追回這部日記。最近才聽說，這個學生確已將日記交回西師有關方面，因內部輾轉移交，到現在查不清下落。
至於續詩集，吳先生存稿約有幾萬首。在吳先生雙目失明以前曾經托重慶市石橋鋪一位吳老先生鈔正。吳先生一九七七年返原籍以前，此稿不知下落，我曾經向西南師大領導一再提出派人查找，至今未得確信。
吳先生到西師後還存了幾個皮箱、木箱的書。五十年代曾經將八百多本外文書籍親自題字蓋章贈送給西師圖書館。此外所余不過兩小架書。除一些雜書尋常易得的不說，有價值的是一些清代和晚近人的詩集，如黃節（晦聞）的《兼葭樓詩》及散原老人的詩集，均為先生所寶貴。後來先生將他這些書分為兩部分，小部分送與一個外文系的學生楊某，大部分送與重慶鋼鐵公司一個鍋爐房的工人陳剛。
一九七七年先生雙目失明，無人照顧，她的胞妹叫她的兒子和女婿來西師迎接先生回涇陽原籍。次年初即去世。我當時有一則題記說：
一九七七年雨翁歸涇陽故里。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翁噩耗至，享年八十四歲。辭多讓榮，持正以靖，可謂慎惠。嗚呼哀哉，願翁之靈，永永安息。
關於吳先生的戀愛態度，外邊議論最多。西南聯大時期，有人曾譏誚他為堂吉訶德。我曾見他在聯大時的備課筆記（用英文寫的）曾憤怒地反駁其人，以為堂吉訶德人品很高，痴情豈不萬倍高尚於輕薄？看他在昆明寫的《五十自壽》詩，其中「生平愛海倫，年老益眷戀」一首，赤誠悱惻，高出時流。瀘州陳（火莫）先生曾對我說，此吳老師不朽之作，當代無人能及。按吳先生執着於痴情，屢受挫折。老人可憐，不意流俗竟以此為譏議！在西師初年，與鄒蘭芳女士結婚，不幸數年即賦悼亡。暮景孤寂，又值風雲多變，乃屬意於一寡婦，號之曰「雪君」。事又不遂，作詩數首，不及「生平愛海倫」的真摯遠甚，徒為詞藻排遣，可見「真情」是試金石。但吳先生的談情說愛，都是公開的，且無忤於新舊道德，而適見其誠篤。如果說是一種「過」，可以用《論語·里仁》篇「觀過斯知仁矣」（集註：「君子之過常失之厚；小人之過常失之薄」）之言加以理解。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五日酷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