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還有下一次，要預測俄羅斯人大致如何在希望和憤怒之間權衡，是不可能的。混亂不一定意味着世界末日，但那是可能的。世界末日或許只是被推遲了，可沒有被避免。
歐洲大陸的死胡同
有一種俄羅斯的未來，本文忽略討論，但盛行於普京政權喉舌及其極右翼批評者當中:莫斯科作為其所理解的多極世界中的一極，對歐亞大陸頤氣指使，充當了世界事務的關鍵仲裁者。
「我們必須找到自我，了解我們是誰」，克里姆林宮的忠實擁躉謝爾蓋·卡拉加諾夫（Sergei Karaganov）去年曾若有所思。「我們是一個偉大的歐亞強國，是北方的歐亞，人民的解放者，和平的保障者，世界多數派的軍事政治核心。這是我們的昭昭天命。」（謝爾蓋·卡拉加諾夫，生於1952年，俄羅斯政治經濟學家。——譯註）
所謂全球南方——或者用卡拉加諾夫的話來說，是「世界多數派」——並非作為一個圓融無間的實體存在，更不用說以俄羅斯為核心的實體了。俄羅斯作為一個橫跨歐亞、自力更生的超級大陸的計劃已經失敗。蘇聯強行把持的不只有地處波羅的海和黑海的一個內部帝國，還包括一個外部的衛星帝國，但終究無濟於事。
儘管佔領了烏克蘭近20%的領土，俄羅斯的世界實際上正在縮小。從領土上講，眼下它距離歐洲的中心（加里寧格勒除外）較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征服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遙遠。此外，在出現於太平洋地區三個多世紀之後，俄羅斯從未成功地成為一個亞洲強國。這確實是事實，哪怕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了俄羅斯機會，令它可以為1905年在日本手中蒙受的失敗復仇，重新確立沙皇在中國滿洲的地位，並將其控制範圍擴大到朝鮮半島的部分地區。俄羅斯在文化上永遠無法在亞洲找到歸屬感，而且自蘇聯解體以來，貝加爾湖以東原本就很少的人口又縮水了。
俄羅斯在其近鄰的影響力也在減弱。在前蘇聯邊境地區，大量非俄羅斯人越來越不想與他們的前領主打交道，當然也不想被它重新吸納。亞美尼亞人心懷怨恨，哈薩克斯坦人謹小慎微，白俄羅斯人則陷入困境，對它不滿。歐亞主義和斯拉夫主義多半是死字:世界上絕大多數非俄羅斯的斯拉夫人已經加入歐盟和北約，或在大聲呼喚，要求加入。沒有俄羅斯對其歐洲鄰國的威脅，北約存在的理由就變得不確定了。但那意味着，俄羅斯只有發展成為一個持久的法治國家，才能削弱北約，而這恰恰是普京竭力抵制的。
俄羅斯沒有任何理由充當全球焦點，吸引各國的眼球。它的經濟模式幾乎無法啟迪世人。它無力承擔作為主要援助捐助國的費用。它的武器銷售能力下降：它自己也需要武器，甚至試圖回購它已售出的系統；且在某些情況下，已經淪落到要與其它劣等國家進行易貨貿易的地步。它已失去作為衛星供應商的強大地位。它屬於一個與伊朗和朝鮮為伍的劣等國家俱樂部，這些國家瘋狂買賣武器，藐視國際法，並預示着多得多的麻煩。但不難想像，假如不先解體，它們在下一個更好的機會到來時就會背叛對方。西方比反西方的「夥伴關係」更具韌性。哪怕是許多拒絕在烏克蘭問題上譴責俄羅斯的前蘇聯夥伴國家，包括印度和南非在內，也沒有將莫斯科視作發展夥伴，而是視作增強本國主權的腳手架。
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最多只能帶來戰術上的收益，而不是戰略上的收益:沒有人力資本的強化，沒有獲得尖端技術的可靠途徑，沒有向內的投資和新的基礎設施，沒有治理的改善，沒有願意相互承擔義務的條約盟友，而這些都是建立和維持現代實力的關鍵。除了原材料和政治謀殺，俄羅斯唯一輸出的是人才。
俄羅斯從未守住自己的大國地位，除非與歐洲關係密切。對普京或其繼任者來說，這會是一個漫長的回歸過程。他中斷了兩個多世紀以來瑞典的中立地位，和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的芬蘭化過程（赫爾辛基曾在重大外交政策方面聽命於莫斯科），促成兩國加入北約。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德國不斷演變的取向:想像一下歐洲的命運，事實上還有世界秩序的命運，假如二戰後的德國已演變到類似今天的俄羅斯，而不是經歷了令人矚目的轉型。德國扮演着通往俄羅斯的橋樑角色，按照俄羅斯的條件實現了和平統一，並確立了利潤豐厚的商業夥伴關係。但就目前情況來看，不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政治行為，或許還有其政治體制，莫斯科就不再能與柏林達成協議，以復活與歐洲的關係。此外，即令俄羅斯確實發生了體制改變，作為西方聯盟和歐盟的永久成員國，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目前仍堅決阻止俄羅斯與歐洲和解。
俄羅斯未來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佈滿荊棘，即更深入移向中國懷抱；一條路是不顧一切，重返歐洲。作為一個恢復了經濟活力的大國持久存在，避免對西方全面讓步或永遠屈從於中國，主導歐亞大陸，建立一種對威權主義和掠奪而言安穩的世界秩序：要有蛋糕，還要吃到蛋糕，這有賴於超出俄羅斯駕馭能力的逆天改命。
還有更好的選項嗎？
俄羅斯的基本大戰略顯得簡單直接:太過度投資於軍事、流氓能力和秘密警察，並試圖顛覆西方。不論其戰略地位變得多麼可怖（總是可怖的），只要西方也變得弱勢，俄羅斯就能勉強應付。
除了西方的解體，一些俄羅斯人還暗自幻想美國和中國開戰。西方和東方互相殘殺，俄羅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大大提高其相對地位。結果看似不言而喻:華盛頓及其盟友必須保持強大的團結，北京則必須在不挑起戰爭的情況下遭到遏制。
但傳統選項有嚴重局限性。一為和解，俄羅斯統治者偶爾需要，但絕少尋求，而且一旦他們這樣做，西方就很難維持。一為對抗，俄羅斯政權需要，但無力承擔花費，對西方來說，對抗的機會成本也太高。通往更美好選擇之路始於坦承失敗，但這與人們已接受的傳統不相一致。
承認俄羅斯「正當」利益的呼聲一再可從對美國政策的批評意見中聽到，但縱容以高壓手段獲得勢力範圍，進而以金錢買到的大國穩定，終究無法持久，與此同時，被犧牲小國的苦痛和折損美國價值觀的恥辱總是揮之不去。想想看，歷經尼克遜和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上下其手，中國和俄羅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親近了。軍備控制事實上已不復存在。許多人甚至還不知道「關係緩和」（détente）這個詞意味着什麼，它就已消亡了，但在印度支那半島、拉丁美洲、南亞和其它地區，哪怕到現在，傷害仍一目了然。基辛格大可能這樣辯解：那些令人失望的結果錯在他人，那些人沒有堅持他在國際事務中精明均衡各方的做法。但事實上，任何仰賴個人高超手腕的均衡都不是均衡。
許多倡導接觸且在過往親力親為的人士斷言，數十年來美國與中國接觸的政策比看上去要聰明，美國的決策者對經濟增長會將中國引向一個開放政治體制總是抱有疑心，但認為無論如何那都是值得嘗試的。一些人還聲稱，他們對沖了失敗的風險。全球供應鏈顯而易見的動盪（新冠疫情暴露了這一點）和美國國防工業基地的可憐狀況（對烏戰爭暴露了這一點）證明了此類回顧往事時粉飾性說辭的虛假性。
在俄羅斯問題上，華盛頓確實採取了對沖措施，將北約擴張到了幾乎包括所有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但那與其說是因為冷靜評估了俄羅斯的可能發展軌跡，不如說是因為雅爾塔（當時華盛頓最終無力兌現二戰後舉行自由公正選舉的承諾）的恥辱，以及1989年後潛在新加入者的加入請求。批評北約擴張的人士則指責是北約擴張導致了俄羅斯的復仇主義，就好像一個高壓的威權政權以安全名義入侵鄰國是俄羅斯歷史上始料未及的事情，假如北約不擴張，入侵無論如何不會發生：這會將更多國家置於更易受傷害的境地。
和平來自實力，再加上手段高超的外交。美國必須繼續對俄羅斯施加步調一致的壓力，同時鼓勵莫斯科收縮戰線。這意味着通過下一代軍事工具形成影響力，還要在與美國盟友和夥伴的密切合作中，並在一言九鼎但非政府的人士內部的所謂「第二渠道」（Track II）交流的幫助下，繼續展開談判。與此同時，華盛頓方面理當未雨綢繆，迎接俄羅斯民族主義再度校準的可能性，並積極助推。
一旦俄羅斯沒有很快變成法國，那麼一個承認極端反西方主義長期代價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發跡仍是俄羅斯在國際秩序中找到穩定位置的最可能途徑。短期內，朝這個方向邁出的一步可能是以有利基輔的條件結束烏克蘭戰爭:也就是說，達成一份不在法律上承認吞併，也沒有對烏克蘭加入北約、歐盟或任何其他會接納它的國際組織的權利構成條約侵害的挺火協議。在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軍官或官員有機會接受這些條款之前，普京大可能實現其戰爭目標，但俄羅斯將繼續付出高昂代價，因為衝突可能從消耗戰轉變為烏克蘭人的叛亂。
儘管聽來或許不可思議，但為創造適當的戰線收縮動機，華盛頓及其合作夥伴仍需要一種親俄政策:也就是說，西方決策者和民間社會組織理當利用簽證、工作機會、投資機會、文化交流，歡迎和獎勵那些希望區隔普京和俄羅斯但不一定接受傑斐遜式理念的俄羅斯人，而不是把俄羅斯人進一步推向普京的懷抱，從而證實普京有關一個堅決反俄羅斯的集體西方的斷言。假如只是等待和獎勵親西方的俄羅斯政府，那將是一個錯誤。
西方還應為俄羅斯在全球範圍內實施更大規模的破壞行動做好準備，但不要驅使它如此行事。一些分析人士一直敦促美國總統喬·拜登（或某位未來的總統）實現一個反向的尼克遜-基辛格時刻:針對北京啟動與莫斯科的外交接觸。當然，早在美國先前的佈局實施前，中國和蘇聯就已決裂。今天要分離俄羅斯與中國會是一項棘手任務。哪怕成功了，當莫斯科以高壓手段再度強加勢力範圍於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前蘇聯領土時，顧左右而言他仍是必要之舉。
與此同時，中俄關係的緊密已令雙方都聲名狼藉，而且將華盛頓在亞洲和歐洲的盟友與美國更緊密維繫在了一起。華盛頓可能會發現自己處在一個最新版的尼克遜-基辛格時刻:請求中國幫助遏制俄羅斯。
國內外的機會
過往七十年間的美國大戰略，其最大諷刺在於，它見效了，締造了一個蒸蒸日上、共享繁榮的一體化世界，但這一戰略眼下正被拋棄。
美國在未有回報情況下對其敵人開放了商業。但今天，所謂的產業政策和保護主義正在部分封閉這個國家，不只對競爭對手，對美國的盟友、合作夥伴、朋友和潛在的朋友也是如此。美國的政策已開始趨同於中國的政策了：這恰是中國遭遇困難之時。
誠然，無論是針對中國還是俄羅斯，技術出口管制在政策工具箱中都佔有一席之地。但目前還不清楚美國在積極意義上提供了什麼。在當前的國內政治氣候下，反映在作為貿易協議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之類倡議上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可能行不通。但一個靈活的政府可將這一類做法包裝為確保全球供應鏈安全的雄心勃勃追求。
世界秩序有賴於正當性，一個值得效法的榜樣，一個向奮鬥者開放的體制。美國一度是其盟友和夥伴經濟機遇的代名詞，也是其他國家經濟機遇的代名詞。那些國家渴望獲得美國領導下的那個開放的經濟秩序所承諾的，並通過在世界範圍內歷史性地減少不平等，令全球數十億人擺脫貧困，培養強大的中產階級，而多半兌現了的繁榮與和平。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放棄了這一角色，使得中國成了經濟機會（作為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和製造業實力（作為技術訣竅、物流優勢和技術熟練工人的樞紐）的代名詞。
為收復失地，重啟國內社會流動的引擎，僅有一百五十萬數學教師，且必須從東亞和南亞輸入該科目知識的美國，必須啟動一個在十年內培養出一百萬名新數學教師的項目。假如學生欠缺科學、工程、計算機和經濟這些普世語言，受到限制，只專注於自己和自己的不滿，那麼招收他們進入大學就幾乎沒有意義了。
2024年2月，烏克蘭扎波羅熱州羅博蒂內村（Robotyne）附近，被摧毀的一輛俄羅斯坦克的炮塔。Stringer/ Reuters
政府和慈善家應該將可觀的高等教育資金重新分配到達到或超過績效指標的社區學院。不論是在現有的高中重新推出這些學校，還是與基層僱主合作開辦新的獨立學校，各州都應啟動大規模職業學校和培訓。人力資本以外，美國還必須大幅度削減環境法規，取消對建築商的補貼，讓市場發揮作用，由此激發住房建設熱潮。這個國家還必須為年輕人提供或可包括代際內容的國家服務，以再度激發廣泛的公民意識和一種人人都在一起的感覺。
投資於人口和住房，在那種凸顯了圍繞科學和國家項目的令人震驚的冷戰動員特色的規模上重新發現一種公民精神，並不能單獨保證國內的平等機會。但這些政策將是一個重要的開端，是對打造與美國國際領導力相得益彰的美國國家實力的那個行之有效的模式的回歸。美國可以再次成為國內外機遇的代名詞，收穫更多朋友，並越來越有能力應對未來俄羅斯出現的任何情況。
美國的榜樣和經濟實踐曾經扭轉了俄羅斯的發展方向，它可以再次如此，不過這一次可以少一點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