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的集市貿易，俗稱廟會，均有固定的時間，如逢陰曆三六九、二五八；有固定的地點，通常設在交通便利的鎮上或較大的村莊。廟會當天，從四面八方村落趕集的農民聚會在一起，出售自家的農副產品和手工藝品，購買自己需要的大大小小商品，了解各方面信息，品嘗各種美食小吃，享受文化娛樂活動以及特有的廟會氣氛。漢民族農耕文明源遠流長，集市貿易恐怕也有數千年的歷史。
小時候，筆者經常跟隨父母趕廟會。家鄉最大的廟會要算賈村鎮廟會，距離我村10里路。每逢廟會，早早的，我們就興沖衝上路了，有時父親騎自行車帶上我，有時我跟母親步行。一路上，男女老少，絡繹不絕，有肩挑背負的，有騎自行車的，有推拉小平車的，還有趕着騾馬豬羊的，人人臉上洋溢着燦爛的笑容，充滿輕鬆喜慶色彩。
廟會最圓滿的時候，大約在上午11點左右，賈村鎮的東西南北幾條街道，被擺攤設點和趕集人擁擠得滿滿當當。廟會上設有食品市，賣油糕、涼粉、醪糟、麻花、羊雜割等美食；有牲口市，從體型高大的騾馬，到吱吱亂叫的豬娃，應有盡有；有木材市，大料小料，桌椅門窗，一應俱全；有婦女市，小腳老太太和年輕姑娘擺出自己織的土布、繡件、針頭線腦……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空氣中飄散着各種美食饞人的味道，夾雜着各種響亮的叫賣聲和喧嚷聲，每一次廟會，就是當地農民生活中的嘉年華。
鄉村廟會有時還請來戲班子助熱鬧。不過，大多趕集社員沒心思看戲，頂多瞄一眼戲台上有沒有名角兒，便忙自己的事了。廟會上另有不少看似平常卻又有趣的情景。比如在牲口市，有好幾位活躍的中老年男人，在人與牲口中間穿來梭去，或摘掉頭上的草帽遮掩，或伸進衣袖間，或撩起衣襟下擺，悄無聲息地跟他人捏手指頭，「眉目傳情」，摸來捏去，一樁牛馬買賣生意便談妥了。這些人的職業叫牙客。
少年不知愁滋味。每一次隨父母趕集，他們賣什麼，買什麼，我一點也不操心。我最感興趣的，是這一次父母會給我買什么小吃。或一碗醪糟，或一盤炒粉，花上幾角錢，坐在攤販的小板凳上，細細品味，真是一種難得的享受。
有一次，我在廟會上走丟了，釀成一起不大不小的風波。
那時我四五歲，父親一人帶我上賈村鎮廟會。中午吃過美食，我犯困了，父親就把我安置在街面一個熟人的鋪子裏睡覺。我睡着後，他自己出去辦事了。一覺醒來，我發現屋子裏沒人，便溜下炕，獨自出門，上街尋找父親。擁擠的人群裹挾着我，也不知道東西南北到了何方。等父親辦完事回到鋪子，發現我不在了，詢問房主，房主也回答不上來。
「一個四五歲男孩丟失了！」頓時成為廟會上的一大新聞。父親是當地有名的醫生，還擔任鄉衛生院院長，熟人多，一傳十，十傳百，好多熱心人分頭在廟會上幫忙尋找，還有人急急趕回村里，看我是不是被熟人領回家了。在家的母親聽說我丟失了，焦急地哭天抹淚。從我們村，到賈村鎮廟會，以及沿途，人們都在議論這檔事。
我在街上找不見父親，望着周圍黑壓壓的人群，嚇得哇哇大哭。一位擺攤賣土布的老太太瞧見了，一面哄我，一面詢問：
「這小娃，你叫啥名字？」
「我叫馮印譜。」
「你是哪個村的？」
「我家是……丁樊村。」
「你爸叫啥？」
「我不知道，我爸是醫生……」
也算湊巧，我的伯父也來趕集路過此地，聽見「丁樊村」「醫生」，扭頭一看是我。伯父立即帶我回家，並托人轉告我父親「孩子找到了」，一場風波最終化險為夷。雖說虛驚一場，但20世紀60年代初鄉村的社會風氣可見一斑。
等我上了小學，「文革」開始，父親就很少領我趕集了。他被錯劃為「歷史反革命分子」，驅趕回生產隊勞動改造。到了20世紀70年代，農村的廟會已不復往日繁華熱鬧了。父親跟社員們在自留地里栽種了旱煙葉，曬乾的煙葉要拿到廟會出賣。1974年，我在離家30里的閆景村閆景中學讀高中時，家裏有一輛自行車，但我上學很少騎車，每個周末放學上學回家全要靠步行。假如我騎自行車上學的話，整整一周，自行車都在宿舍閒放着。這樣，父親就不能騎自行車趕廟會賣煙葉了。
有一天，閆景村逢廟會。中午休息時間，我上街閒逛，跟前來趕集賣煙葉的父親不期而遇。父親在街邊地麵攤開一塊包袱，上面放着兩捆煙葉，自行車倚靠在牆角，車子後座上綁着尚未擺出的煙葉。父親口乾舌燥，唾沫飛濺地向來往行人顧客兜售煙葉。我站在父親身旁，一邊詢問母親和家裏的情況，一邊感覺臉紅心跳，十分窘迫，尤其懼怕過往的老師和同學，瞅見我有這樣一位賣煙葉的父親。
父親是被打入社會最底層的黑五類分子，是階級敵人。那個年月，攤上這樣一位父親，做子女的是相當沒面子的，相當丟人的。而且，我在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渴望做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多少次在入團申請書上莊嚴表態，要跟父親劃清政治界限，正在接受學校團組織對我的嚴峻考驗。
太陽當頭照，父親額頭浸出一顆顆汗珠。這時，父親說：「娃，你幫我照看一下攤位，我去上個茅房。」父親擦着汗水匆匆走了，我站在父親的位置，臨時充當賣煙小販。有的顧客過來詢問：「這煙葉多錢一斤？」我機械地回答，聲音只有對方才能勉強聽見。有的顧客過來翻看旱煙葉，我不知該說啥才好。在我身邊，兜售其他土特產的攤販扯破嗓子叫賣，竭力炫耀自己的商品如何價廉物美。我不敢抬頭，生怕看見熟悉的老師和同學。我更不會叫賣，也不好意思叫賣。我盼望父親快點回來，又希望能夠替父親賣出一點煙葉。時間一秒秒過去，父親回來了，他說：「你快回學校吧，別耽誤了上課。」我點點頭，心中不舍卻又快步跟父親告別。
坐進學校教室，我才感到非常後悔，非常內疚：大熱的天，我怎麼沒想到給父親送去一杯開水呢？初步體驗了一下父親趕集賣煙葉的滋味，我痛恨自己無能，又死愛面子，沒能幫父親賣出一兩煙葉。而父親呢，一年中要趕無數個這樣的廟會，起早貪黑，忍飢挨餓，來回奔波，賣完一包裹又一包裹旱煙葉，然後用賣煙所得供我讀高中，給家裏買糧食，買油鹽醬醋。父親跟所有的農民一樣，在參加集體勞動之餘，渴盼着廟會，依賴着廟會，同時也維護着廟會，廟會已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鄉村廟會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狀況的晴雨表。
每每想起閆景村廟會那一幕，我都為自己因政治狂熱而泯滅了人性，感到深深的愧疚，對父親有一種難以洗刷的負罪感。
可是，這樣的廟會仍然逃脫不了政治的干預。農業學大寨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報紙廣播宣傳「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大割資本主義尾巴」「小生產每日每時都在滋生資本主義」。除了學大寨，報紙還宣傳過遼寧省河套地區取締傳統集市，創辦「趕社會主義大集」的經驗。當時，我們運城地區革委會「一把手」是從昔陽縣調來的「昔陽幹部」，此人頑固地推行極左路線，下令在運城地區13個縣全部取締鄉村集市貿易。
剛開始，社員們不理這個茬，仍然攜帶農副產品趕廟會。縣、鄉革委會執行上級命令，派出一隊隊基幹民兵，開着卡車，奔赴各個廟會，手持步槍，蠻橫肆意地攆集。致使趕集的社員如驚弓之鳥，跑得快的溜走了，跑得慢的就被凶神惡煞的民兵將農副產品沒收掉，並把他們關押在公社大院，責令各大隊幹部來公社認人、領人，領回大隊後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接受檢查批判。幾年間，往日繁榮、祥和、自由、歡樂的廟會，被折騰得雞飛狗跳，風聲鶴唳，最終一片肅殺、銷聲匿跡了。
在中華大地延續了數千年的廟會，即便在戰爭年代也沒有中斷過，在和平時期，竟然採取宣傳加暴力雙管齊下的手段，遭到無情扼殺。這難道也是「文化大革命」結出的碩果？這難道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這難道也是解放生產力的標誌？這難道也是勞動人民翻身做主、揚眉吐氣？
廟會沒了，圍繞「以糧為綱」，自留地不允許栽種旱煙葉，父親也不用起早貪黑趕廟會了。那些馬列主義喊得震天響的領導，只記住生產能夠產生財富，忘記了流通也能夠產生財富，消費同樣能夠產生財富。堵死了集市貿易這一條「資本主義道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結果，並沒有越走越寬廣，越走越富裕，反而走進了一條死胡同。
1978年，我考上大學時，我們生產隊每個勞動日分紅8分錢。進大學後享受國家助學金，在填寫家庭經濟狀況表格上，學校有關部門看到一個勞動日分值8分錢，大惑不解，以致懷疑我填寫的真實性，特此給我家鄉的公社發函調查，公社回函證明確實如此，我才得以享受每個月21元錢的助學金。這筆助學金不僅夠用伙食費，而且還有結餘錢可以買書和日用品。
全國鄉村集市貿易得以恢復，還應當歸功於我家鄉的幹部群眾和新聞媒體。
1978年7月21日，《光明日報》刊發一封讀者來信《農村集市貿易應該恢復》，寫信人是山西省運城地區稷山縣武勤英同志。他在信中反映，粉碎「四人幫」已經1年多了，當地的集市貿易仍未恢復，街上仍然貼着取締集市貿易的「十大好處」一類標語，群眾趕集仍然遭到工作人員的驅逐（當地群眾稱之為「攆集」），給農民的日常生活和家庭副業生產帶來極大困難。他呼籲：肅清「四人幫」的影響和流毒，恢復農村集市貿易。
8月4日和8月18日，《光明日報》又連續刊登了來自運城地區讀者的兩封來信：《陳壽昌的信說得好》《不能再「攆集」了》，並加了編者按。新華社對後一封來信和編者按發了通稿，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予以播出，《人民日報》也全文轉載。8月29日，《山西日報》登載了新華社轉載的《光明日報》讀者來信。山西省是「文革」中推行極左路線和學大寨運動的「重災區」，這些來信在全省基層幹部和群眾中反響強烈，迫於輿論壓力，幾個月後，運城地區最終恢復了集市貿易，傳統廟會重新煥發了勃勃生機。
同樣是制定政策，一個「封閉」，害苦了百姓；一個「開放」，富裕了農民。這期間，二元戶籍制度管轄下的鄉村農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筆者年過花甲，久居都市，常常懷念農村集貿市場那熙熙攘攘的氛圍，懷念那坐着小板凳的涼粉攤、醪糟攤，懷念那曾把我丟失了的傳統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