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最大的教訓是什麼？很多人以為，文革的教訓是不能再搞群眾運動，其實不是。文革最大的教訓是任何不受約束的權力，最終都會走向災難。無論打着什麼樣的旗號：革命、民族、國家、正義、人民。只要權力失去監督，只要社會失去自由表達，只要個人崇拜甚囂塵上，災難就必然發生。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說...

那天我寫了《我的知青50年祭》，讓我哥們兒發到他的微信群里。真沒想到，瞬間就傳到了數不過來的微信群。網絡的力量太強大了，以至近50年都沒有片言隻字的同學兼朋友都能找到我，迅速跟我取得聯繫。幾個同學兼朋友就又混在一起，喝酒敘舊。我這同學兼朋友里就有國慶。當年也算是女中豪傑。後來，走...

1969年10月，鄧小平赴江西勞動前請求面見毛澤東被拒，彭德懷臨終數次求見毛終不可得，羅瑞卿懇請毛面談被周恩來斥為幼稚，唯有劉少奇在批判全面升級前得到毛一次單獨長談，次日便遭遇更大規模批鬥。這一系列相似又反差鮮明的歷史細節，既是老一輩革命家身處絕境時共同的心理投射，也完整暴露了文...

暴屍荒野的女犯這是我去江西南昌約稿時，一位武警幹部給我講的真實故事。當初他曾經是執行死刑的人員之一。兩位女犯平反後，他追悔莫及。我到贛州後，又有人為這椿案子找我……到了贛州，我住地委招待所，不知怎麼回事，一天來了三個人向我告狀。在他們眼裏，《法制日報》...

謝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積怨甚深，晚年犯下「心病」。據陳康將軍言，謝富治臨終前，陳康將軍曾到北京看望他。是時謝富治尚認人，見老黨員尤激動，口中喃喃言：「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陳康臨別時，謝緊握其手，反覆曰：「我在雲南沒幹壞事啊，我在雲南沒幹壞事啊！」

六九屆，從來沒有關於它的熱點話題。隨着時光流逝，它漸漸成為快被淘汰的詞彙了。但是，這是一個應被記入史冊的專有名詞！六九屆釋義六九屆指1969年上山下鄉的初中學生。1966年文革禍起時，他們是六年級小學生。那一年全國中斷了學校教育，六月里小學相繼停課，他們受的正規教育就到那時候為止...

我哥哥孫立博的回憶文章中寫道：「幼年和少年的吳文北，誠實而重友情，樂觀而開朗。文北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觸犯了國家法律，應當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雖有傷人，沒有命案；盜竊財物的總額也有限，罪不至死。然而，在『文革』期間，司法並不獨立，法律為政治服務。文北盜竊，涉及了外國人，在『文革』期間給國家面子抹黑，就成為政治問題，被抓了典型，被從重從快，被全市遊街，以至法國國家領導人出面說情，都沒有能免一死，實是可悲可嘆。後來弟弟文中被赦，放回法國，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他們的案子當時判重了。」

還是攻不進去。一會兒，喇叭聲大作，來了幾車援兵，到底是人多勢眾，沒過多長時間就把那座樓攻了下來，我看着勝利者舉着大刀和長矛，把一長串俘虜從樓里押出來，趕到汽車上，不知拉到什麼地方去了，也不知道什麼樣的命運等着失敗者。 又過了幾天，我們去鄭州冷凍廠的冷庫，看到了據說是國棉六廠「五卅慘案」中犧牲的五個人的屍體，大熱天的，我們穿着棉衣進了冷庫，居然凍得連話也說不出來。當然，其中也有看到屍體慘狀受到驚嚇的成分在內吧！

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小說、詩詞折射的是那個瘋狂、混亂年代，尚保有思考的人們的覺醒、懷疑、迷惘、悲憤、批判以及對自由、愛情的嚮往。儘管它們良莠不齊，甚至還都不能不受中共黨文化的影響，但它們讓那個許多接觸過的中國人多了一些思考，對那個年代保持了些許的警醒，對愛情保有了憧憬，並用黑色的眼睛來尋找光明。而張揚等人的遭遇則是中共罪惡歷史上的又一筆。

類似《十萬個為什麼》被批的荒誕的故事在文革中並不少見。還有一個故事，說的是翻譯過《呼嘯山莊》等名著的南京翻譯家楊苡，曾在1959年為一組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一組宣揚從小要勤勞獨立的兒童畫小樣配過兒歌，她因此在文革中被扣上了「惡毒攻擊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的罪名而遭到批鬥。原來她在一首兒歌中這樣寫道：「我和太陽來比賽，看看是誰起得快，拿起衣服穿身上，我比太陽起得快！」敢與「紅太陽」相比，難道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膽？ 顯然，《十萬個為什麼》等以及編者在那個荒誕歲月中的遭遇，讓我們清晰的認識到，避免重蹈覆轍的唯一途徑就是徹底根除造成如此災難的根源。

記得我上初一那年，那時整個中國教育界呈現出一片學荒景象，學生上學時，學校不是組織我們學工、學農，就是放鴨子似的讓我們岔着玩。一天我們班上平時幾位愛打乒乓球的同學湊在一起將教室里的課桌拼成乒乓球枱，然後玩起了一種名為爭皇帝的遊戲，這種遊戲就是兩人進行乒乓球賽，在比賽一局中贏球的同學...

文革開始後，包括劉少奇在內的許多中共中央領導人被打倒了，從1967年9月到1971年9月24日他被捕為止，中央共成立了14個中央專案組。當時，決定成立什麼專案組、由誰來分管、選派專案組工作人員等，都是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由周恩來親自提出，經大家討論同意，再由周恩來簽名報毛、林彪批准。 而曾是胡耀邦助手的阮銘在1994年發表的《旋轉舞台上的周恩來》中則提到：「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而這正是周為人究竟如何的明證。至於他保護的那些人，也是毛所要保護的，並非周有什麼善心。

我在公社有線廣播站準備傳達地區團代會精神萊布尼茨說：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在數以千萬計的龐大知青群體中，每個人的際遇也不完全一樣。當年，我所遇到的當地農村村民和基層幹部，大都正直良善，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他們給予我的感受，是人性大於階級性；他們給予我的幫助，改變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