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意識到中國將他國對華經濟依賴轉化成干預他國政治的工具，是從韓國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事件開始。中國通過這次初試鋒芒嘗到甜頭，越來越頻繁地使用這一手段。為了對付金正恩的導彈威脅，韓國接受美國的協助，在國內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薩德系統的部署於2016年2月7日開始磋商，到2017年3月6日落實布署，引起中國高度關注及強幹預。韓國主張這項軍事部署只是應付朝鮮的防禦措施，中國則認為部署薩德系統會對其國土安全造成影響。

美國的研究開發能力確實強大，比如這次在武肺病毒的核酸檢測方面，已經升級了6代設備，一代比一代精細可靠。但製造業回歸，需要本國有強大的基礎，這基礎不僅只是研究開發能力，還有生產能力。美國美敦力公司（Medtronic）這次不得不將呼吸機的知識產權完全公開，讓其他國家去生產，其中包括中國。原因是：疫情緊急，美國人有知識產權卻生產不出呼吸機，據說呼吸機的1,400多個零件，有1,100多個要在中國生產，包括最後總裝。這就是美國今天的問題。

俄中雙方之所以保持友好，政治上全因美歐拒絕俄羅斯；經濟上，兩國之間有石油這個因素羈絆。但這次疫情太過嚴重，為中俄關係帶來變數。在中俄之間穿梭行走的中國人，先為俄羅斯帶去疫情威脅；俄羅斯疫情嚴重之後，這些人急欲回國，又成為中國的境外病毒輸入者。

比譚德塞更不希望非洲發生疫情的是中國，原因非常多，但既非該洲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兄弟，為中國提供了足夠的「人頭票」與美國抗衡；也非該洲是中國重要的資源供應地+投資寶地+中國宏偉的一帶一路計劃的重要參與者。最根本的原因，中國不承認，但全球都心知肚明：非洲如果染疫且損失慘重，最後必然會將帳算到中國頭上：都是你國武漢肺炎將我們陷入滅頂之災。

在大選年這個時間節點、防疫體制是美國體制最弱的部分、黨爭讓民主黨失去政治理性這三者疊加的最弱時刻，武漢肺炎不期而至，川普總統領導下的抗疫結果，不僅決定他個人的去留，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國運，還會影響全球化的命運。好在美國選民還算理性：在媒體鋪天蓋地的渲染「都是川普的錯」之時，民調顯示，川普的支援率達到他任期以來的最高點49%，有68%的人對川普的抗疫政策表示肯定。

最近兩個月，中共通過購買大V與活躍推號/收購歷年老推號/註冊新推號，來佔領Twitter這塊不受中共控制的社交媒體，我的推號成了粉紅軍團重點關注之地，在我推文〈武肺疫禍為中國製造開出病危通知書〉後面有不少小粉紅留言，我也藉此直接觀察到小粉紅對世界形勢與中國...

美國管理諮詢機構科爾尼4月8日發佈的報告顯示出「戲劇性逆轉」，美國2019年國內製造業甩下了14個被追蹤分析的亞洲出口商，其中來自中國的製造業進口受到最重的衝擊。東南亞其他國家和墨西哥是美國公司轉移的主要目標地。30年前美國製造商紛紛前往中國設廠，為的是降低成本；中美貿易戰開始後它們必須考慮關稅風險；而武漢肺炎疫禍之後，美國製造商不得不重新考慮他們的國外產業鏈組合，要具有「韌性-能預見並適應無法預料的系統性衝擊的能力」。

紐約與加州必成重疫區，新澤西因為是大紐約地區，鐵路沿線不少人通勤到紐約，亞洲移民幾乎佔總人口25%左右，因此必然也淪為疫區；再加上美國人視行動自由為個人自由的第一要義，國內黨爭正熾，如果有疫情，勢頭將會很強，但我相信美國反應過來後，最後能夠扼制住。

3月上旬，正當各國政府開始限制社交聚會時，從紐約到柏林，各地酒吧和餐館裏仍擠滿了飲酒作樂的人群。法國和比利時出現了違規的「封城聚會」；美國的大學校園裏，學生們大肆有學生舉辦「世界末日宿舍趴」。有些年輕人在推特上把武肺病毒戲稱為「嬰兒潮一代終結者」(Boomer Remover)。科學家們指出，檢測結果表明兒童和年輕人感染和傳播病毒的幾率不比老年人低。流行病學家越來越擔心：即使全社會都在採取隔離措施，但千禧一代有可能會拖後腿，可能會使減緩病毒蔓延速度的所有努力化為烏有，並將易感染人群置於高風險之下。

中國的「口罩外交」當然不止上述幾國，按照中國的宣傳，受援國尤其是伊朗等幾乎都感激涕零地表達了謝意。在疫情危急時期，受援國基本不會質疑中國的動機，當然也很少像意大利前部長那樣斥責中國。但以往世界各國接受美國援助大都心安理得，美國也不以施恩者處處拿大，這種比較帶來的不舒服感應該存在，只是目前疫情如火，各國都得表示服從之態，否則就成了耿爽們要懲罰的「不友好國家」。

最後，我將以林肯總統那句名言為本文作結：「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報應正在開始，等中共意識到自己的愚蠢之時，一切都為之已晚。

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知道武漢軍運會期間將流行新冠病毒，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有人預謀要在軍運會期間散播新冠病毒，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事先得知，未雨綢繆。二是中方在五角大樓有隱藏得極深的高級間諜，預先將美國軍人攜帶新冠病毒入中國境內禍害中國人民這一美國頂級機密通報中國，否則中國從何得知？

中國與西方民主國家和地區（包括台灣、韓國在內）的政治體制不同，中國是人權要為所有的政治需要讓步，西方國家的人權在任何時候都置於優先地位，以至於戰爭時期敵人的人權也常困擾軍隊士兵。中國武漢肺炎的處置模式，西方國家既不能學，也不敢學，因此不存在抄中國作業問題，當然更不存在抄不好的問題。

旅美學者何清漣今天分析，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在明面上至少獲得中共4000萬美元投資。她認為這種交易很無恥。世界衛生組織在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不但未批評中共對疫情的隱匿，反而連番對中共抗疫所採取的行動讚許連連。日前，中共當局透露將捐款世衛後，《人民日報》...

中國供應鏈體系深度嵌入在全球體系中，受疫情影響，跨國企業不得不啟用中國以外的備選供應商，這種避險的選擇將可能在疫情後常態化，改變中國在世界產業供應鏈中的地位。武漢肺炎疫情短期內不能結束，中國確實也得準備好：一、疫情高峰未過去，這種情況下強行復工，一億多人的流動與工廠工人的群聚將會產生災難性的第二波疫情，結果是欲速則不達，反而導致更嚴重的困境；二、事情的發展不可逆向，在全球化淨受益國的紅利消失之後，如何維持發展本國經濟。

國家衛健委在不停地修改疫情統計口徑。根據中國國家衛健委公佈的資料，從2月6日到2月11日這五天當中，《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一共修改三次，從第四版、第五版再到第五版修正版，最後這修訂版應該是特別為了解決湖北統計資料與國家衛健委資料不合而出爐的。這種修改，當然是因為總書記習近平2月3日在政治局常委會對各地防控措施過嚴表示不滿，疫情統計標準得服從政治需要，為黨營造出表示疫情好轉的統計資料。

武漢疫情蔓延的四個關口，中國政府都做了錯誤選擇，正好驗證了墨菲定律。這四個關口是：1、武漢肺炎疫情初起時，在公開信息與封鎖信息二者之間，中國政府選擇了封鎖消息。2、隔離患者、封鎖疫區都宜早不宜遲，但武漢在封城之前已經有500萬人流往中國各地及全世界，終於導致疫滿全國、禍延全球。3、對WHO施加影響，讓其在科學、政治外交之間選擇了後者；4、需要向世界表示歉意之時，卻選擇了譴責他國不厚道，幫助最多的美國挨罵最多。

「有北京觀察家指出，『從2019年底迄今一個月以來武漢肺炎的大規模擴散和治理失敗，全面檢驗了習上台以後的行政體制和軍隊改革、以及黨組織以革命化為掩護所樹立的忠誠體制，證明其應對『新常態』之外公共風險的低效和僵硬，不僅導致公共治理的全面失敗，也讓社會和人民為之付出巨大代價『。」

疫情統計四天之內猛增一倍多，讓人懷疑中國的疫情統計資料是個烏龍，真實情況遠比資料顯示的要嚴重。基於中國的公開資料，WHO全球傳染性危害管理司司長布里安德（Sylvie Briand）仍然堅持，最先發生於中國的新冠病毒肺炎雖然蔓延至20多個國家，但疫情尚未構成「大流行」（Pandemic）。各國病毒學家的估算遠比中國公開資料顯示的要嚴重，因此，很有必要指明中國疫情資料是個大烏龍。

「墨菲定律」，是由美國愛德華茲空軍基地的上尉工程師愛德華·墨菲（Edward A. Murphy）基於經驗在1949年提出的數學推理，意即：如果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種選擇方式將導致災難，則必定有人會做出這種選擇。簡言之：如果事情有變壞的可能，不管這種可能性有多小，它總會發生。武漢疫情蔓延的四個關口，中國政府都做了錯誤選擇，正好驗證了墨菲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