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言到最後，男生大聲喝問陳毅：這些警察是不是你派的？陳毅回答也很痛快：是我派的。問：你是執行誰的命令？陳答：「我是秉承劉少奇的黑旨意」。感覺陳毅真是個爽快人。後面發言的主題是陳毅整陳伯達的黑材料，滔滔不絕講了一大通，最後喝問陳毅是不是承認。陳毅說，當初外事口的張彥整的陳伯達的黑材料，拿給我看，我認為他是在挑撥我和伯達同志的關係，這些材料我看了以後交給周總理了。

毛對林三條意見的批示是：我不能再做此事（指擔任國家主席一事），此議不妥。毛又在政治局會議上當着林、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面重申：「我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明明是毛當面對他說不想當黨主席，並授意林出面提議毛當國家主席。林照毛的話做了，卻招來一個反毛反黨的罪名。毛與林的談話並無第三者在場，林就無法與毛當面對質。

這時我才仔細看了那兩張紙上的字，原來是陳伯達親筆寫給毛澤東、林彪的信，信的內容是送閱藍萍（即江青）三十年代寫的《我的一封公開信》，江青在公開信中述說她與第三任丈夫唐納糾葛的一些事情，訴說她對當時社會輿論的不滿。在陳伯達信的落款處，除江青外，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都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有的人還寫了批語。陳伯達在信中稱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不愧為是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已經圈閱並寫了批語：「我就是由此認識江青性格的。」

文革期間，孔林遭到的破壞是很嚴重的。孔林，有墓10萬餘座，被挖2000餘座；歷代栽植的樹木42000餘株（不含民國晚期以來的），被毀古樹萬餘株；墓碑4000餘通，被拉倒的近千塊。有一本反映文革期間曲阜文物遭劫的書，提及了曲阜師院「向孔林要糧」之事。它指出，曲阜師院在孔林開荒200多畝，伐樹500多棵，平墳1000多座，砸毀石碑400多通，拆掉古建築廳殿9間，就地伐樹建房41間，還隨意砍樹做飯、取暖。

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個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樣，對劉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關於劉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和報道有多少篇，大概不是幾百、幾千、幾萬，而是千萬、幾千萬，甚至更多。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的表態為《出身論》定了性：《出身論》是大毒草，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進攻。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在在被捕的前幾天，遇羅克在一則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索真理之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在獄中他還說：「歷史是會評價我的功過的。」

陳寅恪對前來勸說自己的汪籛如此說道：「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文革不僅給生活在當時的人們帶來巨大的災難，也對中華文明造成無可估量的損失，當時包括孔子、岳飛在內的很多先人的陵墓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不僅造成文物的大量毀壞，還徹底摧毀了我們民族固有的敬天法祖的文化傳統。孔子墳被用雷管炸開山東曲阜的孔廟、孔府、孔林，並稱為三...

林彪最後的結局很慘，如果有「四不」制度可能也不會如此倉皇，這事兒還有續集：既然沒有形成「四不」的制度，那對不起，江青也得不到「四不」的待遇，在毛澤東屍骨未寒之際便被抓，一個告別恐怖年月的時代開始了。而這個行動的重要參與者葉劍英也意味深長地說：「抓四人幫將是黨史最後一次用特殊手段解決黨內問題。」

故國舊影：香港街景，1980年代攝。 朱韻和：藏羚羊 邇東晨：#誰在說#1965年12月21日，毛在杭州與陳伯達、艾思奇、關鋒談話時說：「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好比我們的總路線，那是不能變的。西學的『體』不能用...

毛批示，要將王力、關鋒、戚本禹三人「拿掉」，但想保一下戚，可戚也跟着倒台，何故？吳法憲透露，原來是「江青懷疑戚本禹對李納有非份之想」。戚以為江青寵他，便忘乎所以，想做駙馬。周恩來承上旨，立即在碰頭會議宣佈「要立即把他抓起來。」命謝富治等當即執行。戚剛到會場，衛士一擁而上將他銬起來，戚竟說：「開什麼玩笑，要逮捕我？」押上車時，還對姚文元說：「請你代我向江青同志問好！」這般醜態，令人啞笑。

毛：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毛澤東選擇了這樣的時機，用了這樣的方式，讓全國人民知道他對「四個偉大」討嫌了，也就是向全國人民表示他對「親密戰友」討嫌了。話說到這種份上，林彪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文革」開始時，陳伯達作為「文革小組」組長，緊跟毛澤東為「文革」作了大量工作，當屬「江青集團」；但陳伯達後來幡然悔悟，毅然與「文革」極左派分手，與林彪聯手打擊「文革」極左派，由此似乎又可把陳伯達歸屬為「林彪集團」，何況毛澤東早就將陳伯達打成「林陳反黨集團」的要員。然而，陳伯達並未參與「林彪集團」的所謂「陰謀」，據此，將陳伯達歸於「林彪集團」也甚為牽強。最後，中共只好把陳伯達這位反江青「文革」極左派的人物硬塞進「江青集團」，如此做為實在是個天大的笑話。

江青和周恩來。(網絡圖片) 有如此惡劣的手段，就不要再奢談什麼美好的目的。——讀戚本禹《回憶江青》有感。 文革風雲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最近發表了長篇文章《回憶江青》。這篇長文披露了文革初期中共上層權力鬥爭的大量信息。我以為這些信息大體...

有"三朝帝師"之稱的中南海首席智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昨獲擢升入常，穩坐中共最高權力第五把交椅。外界形容王是中共頭號政治化妝師，估計王或掌中共意識形態工作。王被指是毛澤東私人秘書陳伯達的翻版，筆桿子成為常委的第二人。

【改名】69年齊齊哈爾工人王白旦當選為「九大」中央委員，會場議論，怎麼選個「王八蛋」？陳伯達當即道：我給他改字，叫王白早。1970年，陳伯達被打倒，改名一事被審查，江青好心，幫他又改名叫王百得，過關。文革一結束，王百得傻眼了，陳伯達、江青都給他改過名，這不搭上了兩個反革命集團麼？

專制體制下的官員，鮮有不去揣摸君王或上級的。揣摸什麼？思想用意性格愛好等等，無不包括其中。揣摸是為了迎合，這裏有自保的恐懼，也有利益的謀求，所以殫精竭力。除了揣摸，只要是在專制體制官場上混，還需其它種種技巧。要說假話空話以修飾形象；要恩威並用以駕馭下級；要費盡心力去排除異已，還要防備異已對自已的暗算。一本「厚黑學」寫盡官場上官員的智力所向。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從毛家灣林宅中清查到一份林彪寫給毛澤東的信稿。但是，關於信稿的事，執行毛家灣清查任務的中央警衛局有關人員在其回憶錄中沒有提及，吳德、紀登奎等人的回憶錄中也沒有提及。「兩案」審判中的起訴書和判決書中也未提及。

周恩來的講話，通篇充滿了卑躬屈節、諂媚奉承的表白。誰又可以說，在江青邁向更高權力的道路上，沒有周恩來推波助瀾的一份功勞？周恩來要做一個響噹噹的文革派，以至於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組還要左。周恩來對於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而在貫徹毛澤東的意圖，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抬到凌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的這個過程中，周恩來可以說是居功甚偉。

當毛澤東決心要批陶鑄時，周恩來在「保持晚節」心態的驅使下，縱然有心想保陶鑄，也不敢違抗毛的意旨，只好讓陶鑄先「顧全大局」了。以周的閱歷和見識，並非不知道唇亡齒寒的道理，但他卻沒有對陶鑄施以援手，站出來為他緩頰，反而硬着頭皮充當了批陶會議的主持人，讓陶鑄為自己背黑鍋，聽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馬。這件事充分顯露了周在政治上明哲保身的為人，周是欠了陶鑄賬的，而他本人也很快嘗到了孤軍作戰的苦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