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莫理循在另一封信中披露了部分王公大臣的財富:「梁士詒,鐵路總辦,……聚斂一千三百萬鎊。陳璧,郵傳部尚書,五百八十五萬鎊。李德勛,津浦路北段總辦,一百四十二萬五千鎊。而慶親王據稱在外國銀行的存款,即有七百一十二萬五千鎊。最後,許多其他消息透露,外務部兩位大臣,那桐和曹汝霖,據說由於賣國而每人每年接受之外國禮品,達十五萬到三十萬鎊之多。」如果沒有絕對的權力,他們怎麼可能聚斂這麼多財富?
據《大公報》的報道,在一次慈禧接見各國公使夫人,談到沈藎案件的時候,「皇太后亦頗有悔意」,並表示在以後追拿各種罪犯的時候,「萬不可株連良善,致離人心」。當慈禧表示「悔意」討好國外公使的時候,她不知道自己的殘酷杖刑,已經為反清、排滿的革命者提供了最好的鼓動材料。慈禧不知道的是,晚清的中國,不僅僅有政府,還有大量的報紙。在一個有獨立報紙的年代,政府已經很難操控輿論,實行「愚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