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在1938年之所以能夠抵擋日軍的進攻，就是因為有為國家民族勇敢犧牲，戰鬥到底的頑強意志，而1949年之所以會失敗，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用各種各樣的手段，成功瓦解了國軍的戰鬥意志。幾百萬的國軍，是在喪失了戰鬥意志的情況下，主動放下武器起義投降的。日軍打了八年都沒有佔領的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南方領土，是因為放棄了抵抗，才讓共軍在大半年時間就席捲了。沒有了「掃把」的國軍，哪怕面對比當年日軍弱小得多的對手，也無法抵擋。國軍在大陸的失敗，就是因為缺少了一把「掃把」，一把丘吉爾的「掃把」！

1920年代，蔣介石考察蘇聯後，便英明斷言蘇俄共產主義絕不適合中國。（網絡圖片）實際上，蔣介石和毛澤東一樣，都曾對蘇俄充滿了幻想，只不過毛澤東在1949年以前都沒有到過蘇聯，所有的幻想都是間接從別人那裏抄來，而蔣介石則不同，1923年就親歷蘇俄，並發表了觀感，斷言蘇俄共產主義絕不...

蘇俄忌憚的是，這個人能夠把民族主義、宗教預言、個人崇拜和武裝力量綁在一起，在蒙古、中國西北和中亞交界地區建立一套不受蘇俄控制的政治秩序。 他以一座戈壁堡壘為中心，試圖建造屬於自己的國家雛形。 只要他還活着，蘇俄與蒙古革命政府在蒙古西部的權威就很難真正穩固。 所以，蘇俄方面先拉攏他，拉攏失敗後又試圖分化他的信眾。等這些辦法都無法徹底解決問題時，秘密清除便成了最後選擇。 說到底，這並非一次普通的土匪仇殺，而是一場圍繞邊疆控制權展開的政治處決。

前言：棋手與棋盤之間當二十世紀的帷幕在硝煙與理想中升起，一場席捲世界的赤色浪潮，自莫斯科的心臟湧出，其最遠的漣漪，猛烈地拍打着東方古國的海岸。近代中國歷史的軌跡，由此被深刻地改寫。這並非命運的偶然，而是一場基於地緣算計與意識形態擴張的、精密而持久的雙軌革命輸出。那是一段理念與地緣...

我們中國，看看歷史地圖吧!有多少土地、人民和寶藏都被這隻貪得無饜的北極熊吞掉了，我們能忘記嗎？！歷史事實已經證明，凡跟蘇俄混在一起的，沒有一個有好下場；而與之相反，凡與以美國為首的文明世界盟好的，都走向了（或正在走向）自由、繁榮、富強。

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1917年十月革命發生之後，在面對蘇俄的問題上，知識分子之間產生了重大分歧。此時，年長一輩的知識分子章太炎、梁啓超、王國維等人，對蘇俄暴力革命的方式很是警惕，因此很不贊成中國效仿蘇俄，他們認為中國如果走蘇俄的道路，很可能迎來一場災難。王國維在給朋友柯紹忞的信中...

從1950年的中蘇條約到2000年前後的邊界協定，完全承襲滿清政府與沙俄簽定的賣國條約衣缽，把一百多萬平方公里民國政府已追索回的國土拱手割讓給蘇聯，還承認蒙古獨立。中共與英美對抗，卻對蘇俄屈膝退讓，割讓領土。因為它源於蘇俄共產國際支部，一直是由蘇俄扶持成長的。蘇俄檔案中有許多不能見陽光的東西。 二戰後，世界歷史潮流，以侵略手段掠取的殖民地是非法的，按照聯合國國際公約可以追回這些領土。事實上中華民國政府在1945年已與蘇聯簽定收回大部分領土的權利，被1950年「中蘇友好條約」和這幾個邊界協定，自己主動放棄了這些本屬於中國的國土。

從已公佈的大量中共文件看，也證明中共在國共合作中確實是心懷鬼胎。中共就非常詳盡的規定了怎麼同國民黨爭奪領導權。在國民黨領導的工會中也盡力活動，「取得指導權，吸收覺悟分子，組織我們黨的支部」，「我們應竭力設法到國民黨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藉此改造國民黨之工會為階級鬥爭的工會」。 蘇俄和中共這種不合作和搗亂的做法，理所當然的遭到了國民黨人的抵制和反抗。為了實現孫中山統一中國的遺志，國民黨在北京等地查獲蘇俄赤化中國的大量檔案證據之後，堅決採取了以上海「4･12事件」為標誌的清共措施。

「馬日事變」後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曾於6月致電共產國際，承認湖南農運過激釀成事變。他在電文中說：「這些過火行動迫使出身小地主階級與豪紳土匪的軍人們，結成反共反農民聯合陣線。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壓害的軍人更感到痛苦。」曾任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也指責農民運動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 身為大知識分子的葉德輝及其他普通民眾之死，拉開了中共殺人、殺知識分子的序幕。中共走上了更為血腥的道路。

少年時，蔣介石在我心裏是個最壞的人。除了大陸共黨在課本里、電影中的宣傳，我還讀過《金陵春夢》，書中極端醜化蔣介石，把他編造成卑鄙下流的惡人。因為作者是香港的唐人，所以我信以為真。後來唐人死了，身上蓋着共產黨的黨旗，人們才知道他原來是中共廳級幹部，在香港做統戰特工。《金陵春夢》讓多少人唾棄蔣介石國民黨，而支持中共。筆墨殺人是共產黨最擅長的手段，因為他們不講人性道德，為了自己的主義和權力，無恥撒謊抹黑、混淆視聽，這對他們是最常用的普通手法。

「當然在共產主義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紀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了。正如中世紀有異端這個巧妙的觀念，現代的蘇俄也發明了一個巧妙不相讓的名兒：『反革命』；收拾異端的方法是用火燒，對付反革命的手段也是同樣的不含糊——你們都聽見過蘇俄的『欠夾』不是？這是一個『不容時期』的復活。」 對於這樣的教育，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和徐志摩自然都持反對的態度。可惜，胡適在蘇俄受了假象的迷惑，並沒有看清蘇俄黨化教育的本質。

為什麼心虛呢？因為在1937年4月的時候，蔣介石仍然在做對日本全面大戰的軍事準備，準備工作尚未完成，蘇俄代理組織接受蘇俄的指示，不顧一切、製造一切事端，迫使國民黨軍隊和日本軍隊儘量早日爆發大戰，這樣，一來可以緩解蘇俄東面的軍事壓力，二來它的代理組織，可以從此獲得休養生息、漁翁得利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