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兒家裏。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的電話，說賀惠君去世了，我除了委託他替我送花圈外，什麼也沒有說，因為我為這個噩耗驚呆了。我放下電話，不禁長嘆一聲：晚了。女兒聽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訴她。我回到我的小房裏，不住地說：晚了，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