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一直說和中共是朋友，在民主革命時期一直支持中共反對國民黨，但是他老婆把他在家裏說的那些話——民主黨派支持共產黨，也有思考的過程，在家裏也講一些私房話——鬍子櫻把那些私房話都揭發出來了，說章乃器根本不支持中共，他是歷史反革命，你說章乃器怎麼會不崩潰。

對於那些曾為紅色政權的創立甘冒生命危險的老人而言，這個「解放後」的十六字方針帶給他們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個多世紀，面對聞所未聞的這十六個字，他們心中自然充滿了疑惑與痛苦。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黃昏苦苦追尋這個十六字方針的來源，力圖找到一個確切的答案。在尋找這十六字方針來源時，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歲，身體多病，風燭殘年，已不能執筆寫信，只能在電話里回答他的問題。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為提出成立平反委員會被打成了全國第二大右派的羅隆基，受到了來自身邊親朋的猛烈批判，尤其是羅隆基昔日情人的史良（司法部長），浦熙修（彭德懷妻妹）和邵慈雲（秘書兼情人）一下子都變成了敵人。時任司法部長的史良批判儲安平的言論，揭發章伯鈞...

而浦熙修揭發中的「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一貫的，他說他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實際上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之語，讓羅隆基無言以對。

皮帶狂抽、血肉橫飛之下，周圍的受難者都咽了氣。只有年近七旬的章乃器靠着多年習練氣功的功力，在那裏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間。此時有一位管片民警來到會場，向紅衛兵要人，說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將受傷的父親送到了附近的協和醫院。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為提出成立「平反委員會」被打成了全國第二大右派的羅隆基，受到了來自身邊親朋的猛烈批判，尤其是羅隆基昔日情人的史良（司法部長），浦熙修（彭德懷妻妹）和邵慈雲（秘書兼情人）一下子都變成了敵人。時任司法部長的史良批判儲安平的言論，揭發章伯鈞的問題，同時也要求羅隆基一併交代。

為何中共對於這6個人如此特殊對待？除了他們反對一黨專制的「反動」言論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面否定反右，因為當時鄧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比毛還積極主張擴大打擊。他自知罪責重大，若全面否定反右，鄧小平自身也難免被追責。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參與當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為了各級部門的實權人物，他們害怕自己被追責。

黃炎培的第三個兒子、水利專家黃萬里僅因為寫了「花叢小語」這樣的諷刺官僚主義的文學作品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他為了自保竟和兒子斷絕往來。1957年6月30日，清華大學的幾個學生電話採訪黃炎培。他非但「首先表示了自己完全反對黃萬里的反社會主義言論，支持全校同學對黃萬里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批判」。反右高潮過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又是這批在中國大名鼎鼎的的「著名民主人士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一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改造促進大會」，在會上通過了給毛的效忠書。

童年就生活在這種恐懼中，老覺得父親的話會被監聽。成年後一些傳聞得到證實，一個民主黨派高官的家人，說收拾屋子時，無意在牆上發現電子管的竊聽器。還聽一位老警察說過，當時採用拉線的方式對羅隆基、章伯鈞家進行監聽。這說明從小形成的恐懼感是有道理的。

賈植芳《我的人生檔案》：有個文工團員，反右時支部分到兩個右派名額，討論到深夜沒結果，這姑娘去了趟廁所，回來得知自己是右派了。還有個老教授，組織上談話，「黨的困難就是你的困難，現在右派少一個，您解決一下？」教授答應了，扔到山裏勞教了20年。

章立凡：童年就生活在這種恐懼中，老覺得父親的話會被監聽。成年後一些傳聞得到證實，一個民主黨派高官的家人，說收拾屋子時，無意在牆上發現電子管的竊聽器。還聽一位老警察說過，當時採用拉線的方式對羅隆基、章伯鈞家進行監聽。這說明從小形成的恐懼感是有道理的。

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羅隆基，「解放」後只做了幾天的部長便被打為大右派，遂橫遭批鬥打擊而不能善終。「解放」前時時都敢公開辱罵蔣介石是獨夫民賊的郭沫若，「解放」後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將那個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專制魔王毛澤東歌頌成了他和全中國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至於一生為國民政府所養，晚年乃用着「紹興師爺」的尖刻文風，天天指罵國民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個世紀曙光」、即「共產主義曙光」的魯迅，則正如文革之後的周揚所為他悲嘆的那樣：「魯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天安門前等殺頭。」

告密是一個人內心裏陰暗成分的表現，實質上是人性的扭曲。馮亦代的性格是在那個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點一點扭曲的。暗中所為之事，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真不知恥嗎？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會說：「我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發給一個勳章報上刊登出來是不可能的，這樣不啻是告訴別人自己是個什麼人，而且以後就不用再想幹這一行了。」

１９５７年批鬥所謂「章羅聯盟」的大會上，吳晗取出當年羅隆基要他轉交在香港的民盟主要負責人的密信，其中有堅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領導的意見。這一揭發給羅以最沉重的打擊，也是人們認為吳晗整人手段最狠辣的一例。在關鍵時刻亮出私人信件公諸於眾，並如此橫加激烈的鞭韃批判，吳晗品行如此低劣，如此落井下石、趕盡殺絕的堅決態度，比起９年後姚文元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中對他自己的批判，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的教授和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數大概不出一百萬，即四萬萬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運動中之死敵。」

我在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首先聯想到的是上世記５０年代的吳晗，是整風反右運動中的吳晗，是急於自相殘害最終又自掘墳墓的吳晗，是曾得到一代自由主義宗師胡適的幫助，但卻是奴性十足的吳晗。吳晗的悲哀，不止是個人的悲哀，而且是一個民族的悲哀、一個民族知識群體的悲哀；而對吳晗的讚譽，則顯示出一個民族知識群體的愚昧與無知。

中共建政後，作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師、以及民盟中央領導人，史良擔任了首任司法部長。抗戰時期的重慶，史良與羅隆基曾有過一段愛情，史良對此也十分認真，但最終兩人並沒有在一起。1965年，曾被史良在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上批判過的羅隆基因突發心臟病在家中去世，...

聞一多秘密加入中共的外圍政治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與中共過從甚密。抗戰結束後，在中共一邊發動「毛管區」人民「打內戰」、一邊又發動「蔣管區」人民「反內戰」的政治陰謀下，積極「響應」、參加和組織中共在國統區發起的「反內戰民主運動」，言行激烈，並在中共於「蔣管區」昆明發起的第二波「民主運動」中，被兩位國民黨青年軍官槍殺。時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的死，為中共在大打內戰之中，大造「反內戰、要民主」的輿論攻勢，牽制在內戰戰場上的敵人，直至打贏那一場內戰，起到了難以估量的政治作用。

1946年8月25日,民主同盟招待記者三負責人羅隆基,沈鈞儒,章伯鈞論功行賞，親疏有別凡舉有功於共產黨1949年取得政權的「民主人士」都得到了如期的回報，從「民主黨派」、政協、人大、政府、國家的虛職、名譽、地位以至特權待遇。「民主人士」心情舒暢，得意春風...

羅隆基（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江西安福人，字努生。早年留學美國。一九三一年與張君勱等同組再生社，次年改組為中國國家社會黨。曾任清華、光華、南開、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新月》雜誌主編，北京《晨報》社社長，天津《益世報》主筆等職。一九四一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