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國際環境已經逆轉了，可中共還抱着春秋大夢不放。在抗擊中共已成為國際潮流的現實面前，中共的夢必然破滅。不過，中共不僅「不撞南牆不回頭」，而且因為其意識形態的僵硬和體制的腐爛，即使「撞了南牆」也難「回頭」，它所做的一切都只能算是「末路狂奔」。

把這個「黨話」翻譯成白話，就是：第一，以黨的名義開展對外活動，包括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兩者是分開運作但又是結合在一起的，是為「戰線」；第二，中共把「國家總體外交」分為公共外交（外交部為執行主體）、政黨外交（中聯部為執行主體）、民間外交（以民間團體或個人名義開展的工作）三部分，中聯部被稱為第二「外交部」，在公共外交、民間外交之外執行特別對外任務；第三，中共「黨政合一」，自謂「大黨」、「大國」，以「大黨外交」來配合「大國外交」，為世界提供「中共方案」。

目前，西方對中共還是「合作、競爭、對手」的三重定位。這表明西方在「全球村」的背景下，對中共還抱有一定的幻想和顧忌，還沒有完全認識到：中共是魔鬼。任何的「合作」想法都會被中共利用，都會被中共蔑視。如若不信，請看6月16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所言：美歐都對華提出了所謂「合作、競爭、對手」的三重定位，其實質就是既要損害中國（中共）的利益，還要撈中國（中共）的便宜。篤信和鼓吹這種論調的人，不是自身智商出了問題，就是低估了中國人的智商。

正如當年蘇聯的全球擴張催生了北約一樣，正是當今中共的全球野心推動北約開啟「新篇章」。北約並不尋求與中共開戰，但是，北約並不害怕應戰。「上兵伐謀」。鑑於中共的綜合實力與美國和北約還差距甚大，雖然中共追趕得步履匆匆，北約還是有充分的時間來進行戰略謀劃。

《新大西洋憲章》沒有提到任何國家的名字，但每一個人都知道，它針對的是遠比當年法西斯德國更加邪惡與危險的政權——中共。英國首相約翰遜說得很坦白，丘吉爾和羅斯福當時面臨如何在一場毀滅性戰爭後恢復世界（秩序）的問題，「今天我們則必須面對一個非常不同、但同樣令人生畏的挑戰——如何從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疫情中更好地恢復。」

在中共治下，中國社會空前畸形，公平、公開、正義等等普世價值都成了幻想。遭遇不公正的對待，一個人也沒有權利和地方說話；中國訪民之苦，舉世無雙。申冤、求助無門，全社會不可避免的充斥着暴戾之氣。

在中共高標「脫貧」歷史性成就的背後，是中國貧困的普遍化和貧富分化的極端化。甘肅奪命馬拉松，看似偶然，卻是必然，可視為中國貧困真相的一種極端表達方式。悲哉中國！

王毅稱，雙方要避免虛假信息遮蔽真相，不讓政治病毒破壞團結，為中歐關係行穩致遠奠定堅實的民意和社會基礎。這就是倒打一耙了。中共的國際霸凌和中共在國內的加強專制是一體兩面的。

晶片產業早已全球化了，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無法建立一個獨立的產業體系，都無法壟斷全部核心技術；而國家之間，如果沒有獨霸野心，都可以融入、共享晶片的全球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中共自己恰恰是個異類，在全球野心的驅使下，一再特別強調要「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實在是世界的至大威脅，不能不引發西方國家的反制。而中共又視西方國家的反制為自身的安全威脅，又加大資源投入，採取各種手段，企圖獲取關鍵核心技術。這樣，晶片戰、科技戰就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勢必越發激烈了。

如果一個政權，通過不道德的種種手段實現了經濟爆發，雖然聲稱「市場化改革」卻並不真正走向市場經濟，雖然經濟超大規模卻仍堅持「發展中國家」特殊待遇，將經濟脅迫和「債務陷阱」作為常用外交手段，你來說一說，這個政權對於世界，到底是機會還是威脅？

從全球戰略格局角度講，在「亞太時代」，澳大利亞是偏處南太平洋一隅，而在「印太時代」，澳大利亞則是聯結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樞紐。對中共而言，澳洲戰略地位如此之重要，再加上其與美國的緊密聯盟，因此被視為一個必要的針對目標；同時又因其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又被視為一個軟目標。但是，顯然，中共嚴重低估了澳大利亞抗擊的堅決和堅韌。

中共對澳制裁卻導致大陸出現漲價潮和成本上升。比如，飼料用大麥價格罕見超過小麥，牛肉價格異常暴漲50%左右，其它食品價格也相應大漲；棉紗價格上漲30%，服裝價格隨之上漲；今年第一季度大陸全國煤電企業的電煤採購成本額外增加約470億人民幣，而2020年寒冬，全國多地停電、「拉閘限電」，輿論認為這與對澳洲煤炭的禁令有關。中共打澳洲，卻不想把自己也傷着了。

菲律賓出於對中共的恐懼和幻想，採取迎合中共的政策，結果卻是苦澀的。這給了世界各國一個活生生的教訓：對待中共，必須直面，要拋棄任何恐懼和幻想。當然，菲律賓人對此是最有感觸的了。越來越多的菲律賓人認識到：中共可能出於策略考量，會對菲一時或在某些領域讓步、讓利；然而，中共野心的膨脹和戰狼本色的難以掩蓋（或故意表現，以圖懾服菲律賓），最終仍可能使菲中矛盾激化，「杜特爾特對華政策」難以為繼。

2021年5月3日，香港法輪功學員代表到大公報社位於北角的總部抗議並遞信，強烈譴責《大公報》的連續發表污衊文章。（宋碧龍/大紀元）自由從來都不是免費的，中共治下的香港亦然。楊美雲 老人是一名瘦弱的法輪功學員，長年累月地堅持在中環、金鐘一帶派報、講真相已經...

2007年，警察以「為法輪功學員提供經濟援助」的理由，查抄了王春榮的公司，帶走了二十多名員工。檢方對她的公司審計了兩個多月，卻找不到任何證據。即便如此，王春榮仍被關押三年四個月，她的註冊會計師執業證書失效，公司也無法繼續經營，造成至少五百萬人民幣的經濟損失。中國之大，竟沒有王春榮安身的一席之地，被迫旅居美國。

雖然，中共愚蠢到家，它為離間歐美聯盟，不惜做出一些重大讓步而簽署了《歐中全面投資協議》；但是，它又敢於設想歐洲議會在其一些議員和機構受中共制裁的情況下，還能審議、通過這個協議。

中共怎麼就對日本另眼相看呢？其實，中共並非對日例外，而是欺軟怕硬，在仔細考量後的一種被迫選擇。事實上，自1995年起，中日關係就摩擦不斷、跌宕起伏，中共對日政策的一個基本措施是「政經分離」，一直強調不要因為政治原因干擾中日經濟合作。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中共在經濟上有求於日本。這就從一個方面證明了日本經濟的實力。這表明中國經濟並不像中共宣傳的那麼強大，日本經濟也並不是在衰落。

進入2021年，美國政府更迭，中共在「百年黨慶」背景下發起新一輪「戰狼外交」，公然聲言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在台海、東海、南海分別挑起緊張形勢，日本受到直接脅迫。最突出的事件，是寬泛授權海警可以動用武力的中共《海警法》2月1日上路；同時，海警船隻高調巡航釣魚島。

一個特別打臉中共的案例是，2月9日「17+1」領導人視頻峰會上，除立陶宛外，另有五國也只派低層級的代表出席「峰會」；一位外交官說，「中方向我們施加了巨大壓力」，不過，他們還是挺住了。這五國分別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與保加利亞。對此，法廣發文戲問中共：這是「17+1」還是「17-6」？

美國和國際社會必須高度重視這個問題，把經濟全球化的一國佈局轉變為多元化佈局，從戰略上遏制中共操縱經濟全球化，同時配合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的系統操作，中共的經濟脅迫就難以施其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