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7日，《華夏文摘》發表了我的文章潘漢年小議，連結是http://hx.cnd.org/?p=148588，國內連結是http://www.hedao.vip/hedao/vip_doc/10703617.html。這篇文章的大意是說，抗戰...

「毛澤東於抗戰期間通敵賣國罪證發現，與岡村寧次訂有密約併合攝一影……民國30年8月7日，毛澤東由保德……至山西神池，同時日本岡村寧次大將，亦由大同到達該地，雙方訂立如下密約：一、八路軍與日軍攜手共同打擊中央軍；二、日方贈共軍小兵工廠10座；三、共方將中央作戰計劃告訴日方。毛岡訂約定後，曾合攝一影，以志紀念。」

謝幼田此書還披露中共新四軍在江南從未與日軍打過仗，反而暗地與日軍勾結夾擊國軍，並向日軍出賣國民政府的情報，以換取日軍不攻擊新四軍。中共特務潘漢年即專司此職。中共上台後毛澤東為怕醜史暴露而將潘漢年逮捕下獄。謝幼田說，文革後如果不是因為給潘漢年平反，並且又出於肯定潘漢年功績的需要，中共高層與日寇的骯髒交易，恐至今還不會透露。但中共和毛澤東在抗戰中出賣中華民族的大多秘密至今還封存在中共秘密檔案中。

深諳共產黨邪惡本性的汪精衛說：「在上海、廣東、武漢，我和共產黨頭目們打了好幾十年交道了，共產黨這個葫蘆里所賣的藥是何其劇毒，我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共產黨這個賊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況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為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裏，就把饑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裏。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

1972年，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大陸，為了急於與日本締結邦交，毛澤東放棄戰勝國的權利，拒絕接受日本的戰爭賠款。毛澤東與日本代表團會談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就日本侵略中國一事向毛澤東道歉，「啊，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毛澤東卻說「不是對不起啊，是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夠奪權哪？怎麼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他感謝田中角榮。「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戰爭賠償！」

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潘漢年這個人不知輕重，這麼重要的密電碼放在腦子裏九個月，不積極返回中央根據地，把密碼交給機要處後再去辦別的事，卻讓我們在這裏急等，耽誤了大事，這樣的人『不可信用』。」毛還說：「博古、王明很看重他，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對王明安排的任務比交密電碼給中央還看得重。」

這件毛澤東直接交待潘漢年的「特殊任務」，以及進行的活動，只有他們倆人知道。潘漢年守口如瓶，絕未暴露。大陸「解放」建國，他在上海做市委第二書記、常務副市長後，也未正式交待過。其實，此時已經有被抓獲的敵偽頭目招供時，揭發了潘漢年見汪精衛的事件，被公安部門掌握入檔。毛某親自下令判處他無期徒刑，與世隔絕，實乃「封口」。從此，潘漢年受盡牢獄苦難，不見天日，長達22年，直至1977年在湖南的一處勞改農場被折磨死去。

【按：周幼馬，1943出生於延安，國際共產主義人士馬海德之子。延安時期，父親馬海德是毛澤東的保健大夫。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國政治人物、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擔任今日中國雜誌社主任記者、馬海德基金會會長，全國政協外委會委員】上個世紀30年代的共產黨員早在上個...

中共作為接受國民政府中央領導的地方武裝，在抗戰期間私通日特與汪偽，定期出賣情報，換取日軍默契，寬容中共自己的武裝，集中力量打擊其他抗日軍隊。 中共與日本中國特務機關，汪偽特務總部均有直線的、互明身份的秘密聯繫。與日本特務機關聯繫主要通過前日本大使館情報部主任岩井，而與汪偽的聯繫是直接與汪偽特務委員會秘書長、警政部長李士群直線聯繫的。

關露戴着「文化漢奸」的帽子，國民政府懲辦漢奸，她首當其衝。為了怕暴露中共與日偽間的秘密關係，中共不是出面澄清關露的真正身分，而是將關露迅速轉移到新四軍根據地，要她躲起來。渴望着新生和戰友理解的關露隨後即遇到一連串誤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見上海來的青年當眾罵她是漢奸，她為此大病一場，患上輕度精神分裂症。

一九六三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罪行有三：一九三六年國共談判時秘密投降國民黨。抗戰期間秘密投降日本特務機關，與汪精衛勾結。掩護胡均鶴等中統特務導致二·六轟炸。其實潘漢年的這些「罪行」都是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有關，沒有當時最高領導層的指示，潘漢年如何敢於與他們秘密談判媾和。毛澤東不過是「過河拆橋」，「殺人滅口」。

其實，無數的中共地下黨員、特工們在1949年後的命運都不好，洪揚生只是其中的一例。而當年把求助的洪揚生拒之門外的潘漢年的下場則更為悲慘。

「紅色特工」潘漢年在中共建政後卻遭受迫害，最終含冤病逝。作家淳于雁撰文《「潘漢年冤案」終於揭露了毛》披露，潘漢年在抗戰期間，受毛委託代表中共與日軍取得互不侵犯的默契。中共建政後，毛秘密逮捕潘漢年「封口」。

潘漢年作為一個為中共事業成功起到過重大作用的情報首腦，突然變成內奸，其突兀之處令人生疑；而胡風案，在逆境中的「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居然在革命成功後成了反革命，即便是羅瑞卿、胡喬木等人也不會相信。但是，天底下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在這兩個案件看似不合邏輯的外表下，其中一定有它隱而不顯的邏輯存在。

中共竊政以來，中共的敵後根據地和八路軍被描繪為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學者遠藤譽教授研究了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中共和日軍的往來互動，並從日本外務省的解密檔案中，挖掘出延安當年聯日聯汪反蔣的證據，從而對中共關於抗戰歷史的官方敘事提出了挑戰，並對中共權力的來源以及權力繼承的合法性提出質疑。

在中共立國後不久，毛澤東就對劉少奇負責黨務、周恩來總攬政務的高層權力格局心懷不滿。一向主張「一元化領導」的毛澤東，曾經多次指責當時的中央政府存在所謂「分散主義」的問題，甚至還抱怨「什麼都是西花廳（周恩來處），哪有頤年堂（毛澤東處）」。斯大林的死亡不僅引發了毛澤東繼承其衣缽的雄心，也帶來了毛澤東重新調整高層權力格局的契機，其重要的步驟便是利用高崗來平衡和抑制周恩來、劉少奇，由此開始了中國政治的多事之秋。

中共地下工作歷來搞單線聯繫。在延安，毛澤東直接把任務分配給潘漢年，別的高官不得參與。1939年，毛澤東囑咐潘漢年到上海、南京後和汪精衛取得聯繫……中共建政後，毛澤東號召中共高官主動交代自己的問題，有人在此時揭發潘漢年去見汪精衛一事，毛澤東親自下命秘密逮捕。...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秘密迅速逮捕潘漢年，而且是一經陳毅告知便不動聲色，不問情由，指示作為公安部長的羅瑞卿馬上動手？很簡單，他知道的太多了。潘漢年掌握着毛澤東通過他和侵華日軍打通關係，既可以取得他們的情報，以利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軍事部署;又可以「互不侵犯」的默契，擴大根據地以利戰後推翻「蔣介石政權」的圖謀。

周佛海與共產黨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觸是與馮龍（即馮少白）的談判。周的親信、偽財政部稅務司司長邵式軍有個親戚叫馮龍，是共產黨。一九四三年春，馮龍來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過邵能和陳公博、周佛海見面，商討雙方關係問題。邵立即向周匯報，並說馮是陳毅、饒漱石派來的，周當然願意。

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夢也想不到，他們這些「自由資產階級」在紅色政權迎來的將是滅頂之災，大網早已布下，與他們的聯盟、合作只是暫時的，充其量是利用他們。現在，十六字方針的浮出水面，進一步告訴世人，不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與共產黨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資產階級們，即便是那些在國民黨眼皮底下不顧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黨的自己人，在毛澤東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拋棄的棋子，被「救世主」和紅色新朝棄如敝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