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曾經是國民黨左派領袖，跟共產黨走得很近。1924年到1927年，國民黨內不斷有人批他親共，要他反共。1927年4月，汪精衛從法國回到上海。蔣介石苦口婆心勸他反共，他不聽；國民黨元老吳稚輝撲通一聲跪下，求他反共，他也不聽。但是，到了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卻突然與中共決裂...

袁殊的獨特經歷至少說明三點：第一，中共為了達到顛覆中華民國的目的，確實是不擇手段。第二，在中華民國軍民與侵華日軍浴血奮戰，「一寸山河一寸血」地與日軍殊死戰鬥時，中共卻通過潘漢年、袁殊等高級特工，與侵華日軍勾結，將日本在上海的情報機關——岩井公館，變成中共與日本聯手的重要渠道。第三，中共當政後不久，便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將當年按照中共最高層指令，與日本勾結的中共高級特工，關進深牢大獄，讓他們當替罪羊。

從1924年開始，國民黨內就不斷有人對汪精衛容共進行警告、勸誡、反對。特別是1927年他從國外回到上海後，蔣介石曾苦口婆心勸他清除共產黨，他不聽。 結果是，原來擁護他的國民黨人，一批接一批，都跑到蔣介石一邊去了。他漸成孤家寡人，但他還沒有醒。直到羅易給他看了蘇共的「五月指示」後，他才如夢方醒。 完全可以說，是共產黨一步一步把汪精衛逼上與之決裂之路的。

主要內容是：日軍與中共軍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互相和平共處；中共負責保護鐵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壞；中共可到日佔區採購戰略物資；對中共開放長江封鎖線，中共人員物資可順利在長江兩岸通行等。這些默契使日軍和中共均獲極大好處：日軍不再受中共軍隊威脅，得以抽調大量兵力進攻西南的國民黨軍隊和東南亞的盟國軍隊；中共則不再擔心日寇掃蕩，在日佔區後方擴張地盤和軍力，為後來推翻國民政府奠定基礎。

人被捧暈的時候也會失口爆大料。有一次，幾個知己和江澤慧侃大山，有人說：你真好命，攤上江澤民這麼個好哥哥，你才有今天。江澤慧撇撇嘴說：你說反了，是他好命，攤上我們這個好家庭，他才有今天。沒有我們家給他撐著，他還不是黑五類﹖*第二章：舞文墨父子受寵弄機電兩代漢奸江澤民給人的感覺是能歌...

到了北京，李康年才知道自己的議案招致了中共內部很大的不滿和批評，尤其是遭到了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千家駒的批判。看到風向大變，李康年就把第一條贖買20年的建議撤銷了，但這並沒有阻擋其在隨後而至的「反右」運動中被打為工商聯十大「大右派」之一，接手「勞動改造」。1961年，李康年被摘除了「右派」帽子，但還是「摘帽右派」。他一直鬱鬱寡歡，1964年因中風在上海去世，死在了文革前。如果趕上文革，他的命運會更加不堪。

1947年7月24日《時事公報》二版如此寫道：「毛於抗戰期間通敵賣國罪證發現，與岡村寧次訂有密約……民國三十年八月七日……雙方訂立如下密約：一、八路軍與日軍攜手共同打擊中央軍；二、日方贈共軍小兵工廠十座；三、共方將中央作戰計劃告訴日方。」

土共的黨史不願意提及的照片，偉大領袖毛主席當年曾經擔任汪精衛的秘書和國民黨中央的宣傳部長。

八路軍從沒對百人以上的日軍部隊打過殲滅戰（平型關戰鬥不是殲滅戰，有一部分日軍突圍），最大的殲滅戰是百團大戰期間的東團堡殲滅戰，日軍戰死35人後，其餘26人彈盡援絕，全部自焚而死，日軍特別記錄了這場規模很小的戰鬥。這場戰鬥八路軍戰死、戰傷死（傷員大部分死亡）一千多人，實在不好意思宣傳。

按照中共的說法，參與南昌暴動的主要領導人有：賀龍、葉挺、朱德、周恩來、惲代英、林彪、劉伯承、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擔任軍事總指揮的是賀龍。這些人中除惲代英被國民黨殺死，葉挺死於飛機失事外，其他人都活到了中共建政，但極少人得到了善終。

監獄還是民國時期的監獄，沒變，但新政權對監獄的監管方式卻做了改變，所有犯人在改造期間，只有編號沒有名字。過去在國民政府監獄服刑，因陳璧君是同盟會元老，獄中管理人員都叫她「汪夫人」。但新政權管理下的提籃橋監獄，卻不認可她這個資歷，沒有人再叫她汪夫人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編號20304，簡稱304，從此這個代碼伴隨她一直走到生命的盡頭。

當今世界的聰明的壞人，則是擁有一定的「愛國」解釋權的，就是說他已經聰明到可以隨意指給他的信眾，什麼是愛，什麼不是愛。 信眾只有服從的份，沒有思考的份。這是什麼樣的阿彌陀佛呀，竟然引來這麼多香火

在看到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出示的斯大林指令後，汪精衛大驚之下如夢方醒。正如汪精衛在當年11月5日廣州中山大學講演時所稱：「已經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經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因此斯大林的《五月指示》促使汪精衛決心「分共和驅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