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張學良得到了蔣公的寬宥，但西安事變的確給了中共滲透附體中華民族的大好機會，時至今天，大陸人仍在中共之殘酷蹂躪之中。而整個西安事變前後中共所表現出的偽善、奸詐、狡猾與邪惡，離間手段之卑鄙，攻心之陰險至極，當為今天的全球除共義士之殷鑑。

在延安，武志平知道了紅四方面軍兵困祁連、婦女團全軍覆沒、西路軍西征徹底失敗，他痛心地質問張國燾：「當年我寫給你的《塞上征鴻記》你看過沒有？三萬多字吶，專為你們寫的！那上頭的河西走廊情況，你們研究過沒有？」「三番五次求你收留我，為什麼？我可以向馬家軍借道！你，就是不允許呀！讓你們蒙上我眼睛都不干！巴山條件那麼好，為什麼輕易放棄？楊虎城給你這麼多支持，為什麼派兵圍攻漢中？為什麼言而無信？」張國燾無言以對。

西安事變後僅半年，那一場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戰爭」，便終於在日本軍閥的瘋狂發動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誘發下，全面爆發了，再加上中共口頭「抗戰」實則漁利的做法，中華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戰爭創傷。 可以說，沒有西安軍事叛變，共產黨早就被消滅了，中國現代史也將被改寫。因此，作為政變直接發動者的張學良和楊虎城，理應被視為歷史的罪人。而作為幕後策劃者的中共（包括宋綺雲），置民族大義於不顧，在自己一直並不光彩的歷史上又書寫了不光彩的一筆，同樣將受到歷史公正的審判。

從蘇聯外交部報告中提到的上述內容可知，如果蘇聯沒有干預，任由張楊和中共殺掉蔣介石，中國爆發內亂是不可避免的，而日軍也會借內亂吞併更多中國領土。中華民族將遭到怎樣的大難？如果歷史是這樣發展的，張學良即便選擇自殺也洗刷不了自身的大罪。

「小事精明，大事糊塗」者，為人群中的中堅力量。這股力量大到可以拖住歷史巨輪，停滯不前甚至後退連連。

這些漢奸，凡是沒有死的，後來又愛上了「新中國」，1949年之後不是受到重用，如張學銘在天津市當高級幹部，便是安享晚年，如孫銘九苗劍秋等人老死在政協。

據說1949年建國時，毛澤東曾經感慨地對周恩來等人說："沒有張漢卿當年發動西安事變，我們哪有今日……"，周恩來接口道："如果漢卿在，得給他一個副主席的位子。"毛澤東笑道："你也太小氣了吧，給漢卿國家主席的位子，都不為過！"

西安叛變後，感覺上了中共當的張學良負荊請罪，陪同蔣介石回到南京，並為其囚禁，其晚年稱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而助紂為虐的楊虎城，在被出爾反爾的中共拋棄後，曾質問中共黨員南漢宸：「和平解決就是犧牲我。這種情形你為什麼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們黨的方面說話。我現在不能看着自己就這樣完了。」

蔣中正（網絡圖片）（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西安講演）要旨一、西安事變為中華民國存亡極大關鍵。二、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人格必須保全，民族乃有基礎。三、中央之政策，唯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四、生平作事，唯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

西安事變使早已橫言「對西安事變絕不坐壁上觀」的日本軍閥，深有「此時不滅中國，將無來時」的感喟，從而提前了全面侵華戰爭的時間表。西安事變後僅半年，那一場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戰爭」，便終於在日本軍閥的瘋狂發動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誘發下，全面爆發了，再加上中共口頭「抗戰」實則漁利的做法，中華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戰爭創傷。

曾做過漢奸的孫銘九則在中共建政後成功躲過「鎮反」、文革等運動，還擔任了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等許多社會職務，2000年死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年所謂這些「愛國義士」在西安華清池所抓「不抵抗」、「投降派」的蔣委員長，卻在抗戰爆發後，始終領導中國人民與日軍戰鬥，並最後贏得抗戰勝利，成為一名偉大的民族英雄。而這些所謂「愛國義士」卻成為了地地道道的漢奸。

楊虎城和中共的關係一直密切。在蔣中正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被迫下令清黨剿共時，在他的部隊中，有中共黨員十六人。楊虎城不僅不清除他們，還自己要求加入共產黨。因此，一九二八年女共黨徒謝葆真獲准給楊虎城做妾。

1904年出生的宋綺雲，於1927年加入中共。國民黨「清黨」後，他來到北平，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以旁聽生的名義掩護自己。1933年，他接受中共任務，成為中共西北特別支部的領導成員之一，並代表中共去做包圍中共的西北剿共副司令楊虎城和十七路軍的工作，為中共生存擴展空間。宋綺雲徵得楊虎城同意後，改組一直進行反共宣傳的《西北文化日報》。該報成為了主要由中共黨員辦的一份報紙。宋綺雲還親自撰寫了《論攘外必先安內》等社論，痛斥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剿共」的反動方針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