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盛傳的大熱門政務司長李家超，四十五年的公務生涯中，三十五年服務警界，九年是保安局領導層，當上政務司長還不到一年。他的治港理念遍尋不獲，有關國安的談話則有不少，其代表作要數民主派初選案控告了四十七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蘋果日報》高層及凍結資產導致該報倒閉，但他對教育、社福、經濟、文化的見解卻甚少聽聞。
大家都明白，「國家隊」成員沒有個人意願可言，只代表國家高層領導的集體意志，因此他們提名誰或者不提名誰，就直接反映國家對誰支持、對誰反對。北京只要向「國家隊」示意一聲，究竟何時提名誰入閘，便足可確定這場「選舉」的節奏、規模和結果。即使到最後，「國家隊」來個黃袍加身，只提名林鄭一人，到時連候選人電視辯論也省卻，大家也只能看在眼裏。既然如此，市民不在意特首選舉，可以怪誰呢？
北京亦偏離了原定的外交路線。中國一直主張多極並存的世界秩序，想法接近歐盟，也致力爭取歐盟合作，削弱美國在國際舞台的領導地位，同時破解美國圍堵中國的策略。但俄國侵略烏克蘭，歐盟與美國聯手反對，北京卻選擇俄羅斯為夥伴，無異於站在歐盟的對立面，願景中的中歐聯盟即成泡影，多極並存的國際秩序同告落空，而現實甚至向反面走，逐步形成中俄對抗歐美的兩極對立格局，也就是說，回到七十多年前冷戰開始的起點。
打破循環往復的唯一辦法，就是做好抗疫準備，積極地與病毒共存。一直以來，政府主要以更多約束更大懲罰指導社會抗疫，除了出席權貴生日宴的高官外，一般都嚴厲對付違令者。時移勢易，當局理應改弦易轍，將更多責任交給個人、家庭、社群，由他們擔當主力，監測病毒傳播、保障個人衛生、照料輕症患者等，而政府則將力量集中於提供家居防疫意見及支援、應付重症和長者需要、支持社區互助以至引入更多資源（如私營醫療系統）參與抗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