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說俄國小說好，俄國小說也確實好。現在時過境遷，回過頭來再看這所謂的"四大小說家"，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比狄更斯和巴爾扎克高出一大截。狄更斯、巴爾扎克的好，是你看得見摸得着的好，像庭院，像花園，我們這些普通人可以遊覽其間；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是那種山峰式的好、深淵式的好。凡人至此，屏息靜氣。但是他們的"好"里，有一種病態；或者不如說，他們的"好"，很大程度上正是源於這種病態。

我知道中國有追求道德潔癖的傳統，但是按照慣例，這是中老年人的嗜好，年輕人應該是整個社會裏對此最淡漠的一群人。原因很簡單，年輕人本來就處於尋找自我的過程中，願意嘗試，願意冒險，當然也就容易出錯。他們天然地更叛逆，對訓誡更反感，更願意打破規則。當年輕人都有強烈道德潔癖，要求道德上的整齊劃一時，冒險和創新的精神也就萎靡了。我們的年輕人拿着放大鏡審查明星的下半身，西方的年輕人拿着放大鏡審查公眾人物的發言，一旦有任何不夠"政治正確"的言論，馬上打翻在地。

那些種田放羊的鄉下男人，恐怕大部分都覺得塔利班的主張是正確的。就連那些政府軍，恐怕大部分也覺得塔利班的主張是正確的。《人類簡史》說人們需要一個大的story。塔利班能給他們一個這樣的story，而喀布爾那些腐敗的官員，卻不能提供一個讓阿富汗人信服的story。至於阿富汗女人的想法呢？在阿富汗歷史上，她們的想法從來不作數。

世上很少有必然之物。哪怕到了這個時候，如果大家有足夠的明智，戰爭還是可以避免。一旦避免，隨着時代流徙，形勢變化，也可能根本不會再有世界大戰。但是，七月危機是一場外交上的大失敗。一連串的誤判，一連串的冒險，最後把各方都逼到了死胡同，閃無可閃，避不可避，只能和黑暗命運劈面相遇。

我覺得就是因為公域裏的誇張，才導致了私域裏的羞怯。真情實感被做作和誇張污染以後，就像落在泥濘里的雪片，怎麼看怎麼髒。你就算真有滿腔的愛意，說出口的時候也會顯得假。

我經常很奇怪，為什麼我覺得那麼重要的問題，他們居然一點都不在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隔膜。困擾他們的大問題，和困擾我的大問題，不是同一個問題。我在意的東西，在他們看來太抽象太不着邊際；而他們在意的東西，我往往又缺乏切實的體驗。知道和體驗畢竟是兩回事。

久.莫爾多瓦是一個很有名的諷刺作家。要是光看《會說話的豬》，你可能會以為莫爾多瓦就像奧威爾一樣，是反烏托邦式的作家。其實不是這樣。莫爾多瓦是一個忠誠的左派，也是匈牙利領導卡達爾的鐵杆粉絲。在1956年匈牙利事變中，他也是支持蘇聯一方的。莫爾多瓦寫《會說話的豬》，主要是看不慣官僚主義。

我在上學的時候，見過都二十多歲了還因為在校園角落裏接吻，而被保衛科像攆雞攆狗一樣亂攆的大學生。而直到現在，我也經常讀到學生被校長抓來就剃頭之類的新聞。從來沒有被人真正尊重過的孩子，怎麼能在長大後懂得尊重他人呢？而他們是未來的主人翁。

日本攻打中國，就是一種毫無道理的瘋狂，首相近衛文磨也覺得這是瘋狂。攻打美國是更大的瘋狂，連山本五十知道這是扯淡。可是沒有人能制止。政治家們就眼睜睜地看着國家往懸崖里跳。回溯起來，這一切災難的源頭，就是日本在大正時代，錯過了那個窗口期。大正時代是唯一能夠把日本政治帶上正軌的機會，結果被放棄了。就這樣，日本和中國都錯過了一個窗口期。結果都是災難性的。

人就是會習慣，至少大部分人會習慣。當周圍的人都覺得這樣沒什麼的時候，時間長了你就會覺得這沒什麼。你開始會驚駭，會憤怒，但當周圍所有人都這麼幹的時候，你就會覺得自己錯了而大多數人才是對的。既然猶太人這麼壞，猶太人對德國幹了這麼多壞事，猶太人對世界的污染作用這麼強，除惡務盡又有什麼不對呢？就像我們當年不也習慣了麼？階級敵人這麼壞，游他們的街又怎麼了？拿皮帶抽他們又怎麼了？就算真打死了又怎麼了？

有的時候，我真的想跟那些小粉紅們說說，我為什麼對美國恨不起來。我知道國家之間有利益衝突，我知道地緣政治的博弈，但是我也知道，有一群美國人當初告訴過我們，我們的空氣是非常危險，有一種叫pm2.5的指標嚴重超標，應該想辦法，應該去治理，應該去淨化，應該戴上口罩，否則人們健康會嚴重受損，孩子們的健康更會嚴重受損。而我們的媒體告訴我們，這些美國人在撒謊，在搗亂。

以前的世界領導者是英國，二戰後是美國。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它們都有一套穩定的制度，不會忽然出現某個狂人，所以它們的行為是可以預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