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備忘的文字之所以在一三年發出，則是因為那兩年接二連三的接到一些同輩和前輩人去世的消息，它刺激了我。誰也不知道蒼天給你寫下的壽數，我自己的思想經歷讓我感到，即使提前發表我會在我這一代人中引起更強烈的痛恨、讓我更為孤獨，但是為了讓下一代人能夠不必在黑暗中摸索，再走無謂的彎路，還是應該早日發表。我希望，我的追求和努力能為下一代人的思索道路提前鋪上一塊石，讓他們可以直接看到真理部霧霾中的問題，從我的身上走過。

在紀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的時候，九九年後十九年的歷史讓我們看到：八十年代的所謂北京的知識青年精英，也就是真理部的子弟們的這種化解、誤導民眾的傾向並沒有因為八九六四的發生而在其後消解、退去，相反，雖然在本世紀初一度因為上面所說到的大紀元所推動的重構運動而式微，但是這個化解及誤導民眾，卻在經過了協助當局打壓法輪功、高智晟、力虹和嚴正學，幫助當局成功舉辦奧運之後，又再度歌頌當局的人性化進步。

任何稍微有頭腦的人都會看到，時下的這種愚不可及的重蹈覆轍的看法的嚴重性在於，當年八九六四事件的發生——共產黨如此瘋狂、肆無忌憚地屠殺民眾，在那時候也已經不是第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可以讓人們輕易地看到，這是共產黨人的本性——他們永遠會如此！

人們對於人自身認識的探究就像是揪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一樣，成為一個悖謬問題。唯一的最大成果就是，認識到這個悖謬，而這就讓我所追尋的，所傾向的這派哲學家們，從蘇格拉底到波普，開章明義都強調，哲學家能夠說的是，「他們什麼都不知道。」而這就是我一直強調的當你談問題的時候，首先要明白你的方法能說什麼，不能夠說什麼，你提出了什麼樣的問題。在不能夠說的問題前，你最好的辦法就是閉嘴。

做純了，哪怕不深，都是一個地道的東西，做雜了，不三不四，不過是譁眾取寵，放不住。胡適有放的住的學問嗎？大約放的住的也還是國學，即他的紅樓夢研究。他的中國哲學史之所以沒寫出下卷，我想他自己知道，那種寫法不是做學問，是卡通化中國學術思想，是放不住的。

昨微信公眾號「講史堂」發表為「新版教科書刪去了『文化大革命』這一課！」，引起軒然大波。 去年12月中國歷史課本遭民眾發現，竟不見衛青、霍去病等歷史人物，昨天被踢爆，今年春季開始採用的新版歷史課本、八年級下冊，在中國當代史部分，竟編修、刪除了「文化大革命...

如果說這樣的預言三次被言中，就可以讓我基本相信馮曉明有問題，那麼在百分之百地言中了幾十個後，實在說，它們讓我對馮曉明的大膽放肆及愚蠢瞠目結舌。這种放肆地愚蠢甚至讓我懷疑，這個編輯部都已經如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寫的那樣，被詭異地控制、屏蔽了！

對於「搭便車的民族」中國來說，事情卻也並不簡單。搭車首先就是要拋棄傳統家園，拋棄了自己的行駛工具。其次既然是搭車，就存在一個搭錯車的問題，即誤上賊船問題。我們居然搭上的是遲到的或者說在航線外游離的德國及俄國的船。人家是遲到、迷路，可你，由於根本沒有人家的家底和遺傳，由於那船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受到的就不僅是懲罰，而是蹂躪和毀滅。

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徹頭徹尾地就是這個曾經存在的那個基督教體系被世俗化運用到人的認識問題上，對知識進行改造的產物。所以，這就可以讓我們再次看到，馬克思主義不是哲學、不是學術，它是一種非常典型的觀念論，一種意識形態、世俗教義，說到底不過是一種替代宗教。而各類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是知識分子，不是學術工作者，準確說是世俗教士，「世俗神學」工作者。

讀者可以看到，這個七百多字的簡短報道，居然就有四處紅字部分被偽造刪改。而所有這四處紅字部分的偽造刪改，清楚地表明馮曉明目的何在，馮曉明為誰工作。

他在這個通知中說，「在權衡中文部整體節目調整以及預算狀況之後，電台相關主管決定從10月1日起，中文部將不再與您續簽新財政年度的供稿合同。」九月十八號，我致信電台主管，報告馮曉明偽造新聞，嚴重違犯新聞準則、違背美國納稅人的錢所建立的自由亞洲電台的宗旨和背叛美國國家基本價值的行為，要求立即停止他的職務。

1989年東歐的變化告訴我們，已經陷入共產黨統治的民眾，在這個後基督教社會，只有依靠自己去鬥爭，永遠沒有可以依靠的西方外來支持；已經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民眾，則也需要用不斷地投入的奮鬥來保衛自己的民主，不然都會重蹈魏瑪共和國的覆轍。因為西方，當代社會，後基督教社會不僅有這個共產黨惡質政治不斷發生的土壤，而且所有西方的機體都和這個後基督教社會機體上的癌變機體——共產黨相連。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此類政權的謊言和欺騙，在今天的世界上還是到處存在，這尤其是在殘存的共產黨國家中國。然而讓人唏噓的是，那些希望和極權主義者分享一杯羹的國際社會的資本家、政客為了利益，寧願睜眼不看這個謊言以及每天在中國發生的恐怖鎮壓和迫害。因為對那些沒有在專制下的人來說，從極權主義統治者手中換來利益，遠比在正常社會的競爭下，用勞動和智力取得成功容易得多。

布拉赫在80年代中期的著述中，認為極權主義在過去一百年的發展、變化、傳播，以及復興、繁榮中有很多大的變化轉折點。對此他認為可以概括為八個時期。這八個時期，又大約可以分為三個具有不同特點的階段，它們分別是轉折時期，極權主義制度形成及發展擴張的時期，冷戰及現代世界中的極權主義威脅。

對於曾經孤獨地奮鬥的布拉赫來說，讓他十分滿意的是，1989年蘇東共產黨集團崩潰後，國際社會所產生的對於共產黨極權主義運動和獨裁專制之間的比較研究和反思再次成為人們日常的思考問題。當年那些批評和反對極權主義概念的人，不僅是試圖減少這個概念對於共產黨統治者所造成的揭露和傷害，而且甚至擴展到了基本的方法論問題，但是在1989年後，布拉赫倡導的這個概念在他的晚年獲得了全面的肯定和接受。

這篇介紹德國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在極權主義研究問題上的巨擘布拉赫教授的思想的文章，是我為反省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歷史而寫的文字，大約六萬五千字。文章已經在孟浪主編的《致命的列寧》一書中發表。這本書在今年三月已經在港台上市。由於我覺得這篇文字在對於百年來的共產黨問題的揭示和探究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所以現在決定上網。

倘若命運再給我一個二十年，我一定會把這個題目做精彩，因為我有二十年的方法論的積累，一生未敢懈怠的知識努力。但究竟會如何？真的是中原得鹿不由人，我唯有盡力推進我的思想線索就是了。

有朋友調侃我的「談太太與情人」一文是利用人的窺私癖，以題目博人。實在說，用這樣的題目我真的不是博眼球，而是希望拋磚引玉，引出更為深刻討論及更多的問題。因為政治問題每天充斥了網頁，已經讓人們認為政治是很重要的題目了。而這真的是一種極為糟糕，並且非常典型的誤導人生的「現代現象」，或者說「西化」後的現象。我的「談太太與情人」一文針對的是妄自菲薄的西化、物質化、世俗化，針對的是所謂的「現代化」對於人及人性的敗壞。

在當年憲法討論會上，毛澤東宣稱：「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我曾說過反共是做人的底線，現在我要說，在我生活的這個時代，凡是敢於孤獨地對抗共產黨暴政的人，才是我們時代的英雄！那些在台上，在這一幕上的暫時主角，因為他不曾有過勇氣和思想，他註定了一定是配角！ 後世的人一定會記住這個時代的英雄和美女，這個時代的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 兵家勝敗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