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喉舌《人民日報》，自1946年創刊以來，一直散發着各種各樣的謊言，欺騙着中國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曾任《人民日報》社長的胡績偉對《人民日報》發過一個廣為人知的金句：「除了報頭上的出版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今天咱們講個讓各位耳熟的名人：劉三姐。不過，我們講的劉三姐和中共洗腦電影《劉三姐》可不一樣。我們還原真三姐，而且還有她的前輩三妹。

中共二十大落幕，習近平再一次攀上了權力的最高峰，而且在最高領導層成功排除了異己，集權超過了以往，他欲比肩毛澤東的野心隱隱浮現。然而，這究竟是福還是禍呢？不妨看看當年老毛死後人們的反應吧。

當下台海情勢緊張之際，埋伏在台灣島內的親共人士，尤其是退役將官紛紛跳出來給對岸站台，宣稱台灣打不過大陸，還是及早投降的好。但民主台灣，對這種言論卻十分寬容，並沒有嚴加禁止。然而，如果匪諜真的已經滲透到台灣政府內部，這些賣台人物有一天與共匪裏應外合，台灣將危險至極。

1933年4月的德國，剛剛掌權的納粹，為了「統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純潔性」，希特拉決定實行嚴酷的文化專制主義，並「清洗」一切「異端邪說」。5月10日晚，在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煽動指揮下，許多德國學生手持火炬，高唱着《德意志高於一切》等納粹歌曲，來到柏林市中心的劇院廣場。

隨着文革的爆發，中共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焚書」。1966年8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黃金時間裏播送了北京掃「四舊」的消息。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好得很》，歡呼說：「我們為北京的紅衛兵小將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歡呼！……紅衛兵小將們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正在橫掃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灰塵。」

處於內外交困中的中共，與當年的東歐各國和蘇聯政權一樣，也正惶惶不安，擔心隨時垮台，而民心思變和中共黨內的派系鬥爭，正推動這一歷史進程。在這歷史的大轉折時刻，中共黨內良知尚存的高層該如何選擇呢？或許東歐國家共產黨高層曾經在劇變時的選擇，可供參考。

說起林巧稚這個名字，中國老一輩人幾乎沒有不知道的。那是一位真正的白衣天使，而且堪稱生命使者。她是中國現代婦產科奠基人之一，自己終生未嫁，卻親手接生了5萬多名嬰兒來到人間。所以她又被譽為「萬嬰之母」。

關於文革「批鬥台」，那年月，坊間還有一種說法叫「鬥鬼台」，因為被批鬥之人，都已經不算「人」，而是「牛鬼蛇神」。而在「鬥鬼台」被批鬥的人群中，擁有自由思想的大學教授、專家學者佔據了相當的比例。

了解中國現代史的人都知道，在上個世紀1959年至1961年的中國大地上，曾發生在沒有戰亂的和平年代，餓死至少四千萬人的慘劇。當時在城市，老百姓們憑票購買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農村，農民們在有限的口糧吃完後，不僅吃起了草根、樹皮，甚至還吃起了人。

欠死人的債怎麼還？這是一個前北京某歌舞團的舞蹈演員，接受作家馮驥才採訪時發出的詰問。看得出，她的內心極度痛苦，因為她的一生都背負着深深的愧疚，而這份愧疚不是對別人，正是疼她愛她的親生父親。今天她如果健在，應該快80歲了。

楊尚昆的祖父楊定九是四川潼南縣的大地主。1958年全國平墳時，他的墓受到楊尚昆的蔭庇而逃過一劫。然而，在1966年，楊尚昆被毛打成「反黨分子」後，他祖父的墳 立馬被家鄉的紅衛兵挖開平毀了。紅衛兵還炫耀戰績：掘出了「金銀器皿四十七件，珍珠玉器七百三十二件」。

今天講講中共八大老之一的楊尚昆。這個人的故事有點複雜，最主要的節點是選邊站給他和他家族帶來的難看後果。

1949年中共竊取大陸政權後，開始圖謀西藏。西藏在軍事壓力下，1951年西藏噶廈（協議中稱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阿旺晉美與中共中央政府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雙方同意西藏實行「和平解放」，中央人民政府獲得對西藏的實際統治權力。

如果說文革前的「大義滅親」式的告發、批判的對象，以「右派、地主」等家庭為主要群體，那麼文革爆發後，中共各級官員的家庭成員也不可避免的被加入其中。

陳凱歌：我們從小就被告知，愛是有階級性的，階級，是區分愛與恨的最終界限。血族親愛關係也不例外。愛領袖，愛黨，愛自己人。但在階級社會中，「自己人」是一個變量，所以，昨愛今仇的事時常發生，唯一不變的是對領袖的愛。既然愛是暫時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麼恨就是長期的、全面的、普遍的。

閻長貴出生於山東聊城一個農民家庭，196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其後師從《紅旗》雜誌社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關鋒學習。他1962年寫了一篇短文受到老毛的欣賞，就在1966年被調到釣魚台國賓館中央文革小組簡報組工作，還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16號樓。後來他聽說，調他的人是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局的領導戚本禹。

上海疫情封控下慘狀種種，並沒有讓太多的上海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挺起胸膛對中共說「不」，即便偶有發泄也只是希望當局趕快幫助受困的自己，還有一部分人選擇逃離。不是他們看不到中共的邪惡，而是他們深知自己要付出的代價太大。就是說，傳統的士大夫精神在中國大地上基本蕩然無存。

2004年《湖南文史》第2期刊登了蔡明忠寫的《〝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讓我們得以窺見劉傳新是如何爬上高位、如何肆無忌憚地施加迫害的，以及他自己所遭到的報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