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曾追求中共黨內左翼反對派的路線，認同「北京之春」里的左派，但在香港卻找不到生根的土壤。而中共對初生不久的反對派撲殺於萌芽之中，也令身在香港的李怡頓失政治及思想同盟。在香港，他似乎只能與右派或自由派結盟。李怡曾傾向成為黨內反對派的歷史，在回憶錄中避而不談，未必是因為覺得這段歷史尷尬見不得人。勉強算來，這方面在回憶錄里也有片言隻語，但在「冷戰—後冷戰」的敘事框架中，這種種片段相互矛盾，難以拼合。
我記得自己上高一的時候，曾經和十來個同學興致勃勃地加入到打擊投機倒把的行列之中。我們每天都是凌晨四點起床，埋伏在小鎮的集市里，分別藏身在街角和電線杆的後面，像是獵狗在等待獵物的出現。一旦發現有人在偷偷出賣油票，立刻撲上去，將那個投機倒把分子擒獲，收繳他的油票後，得意洋洋地將他押解到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
顧城顧工在五七幹校豬圈顧城給我畫過一張像1972年~1973年間，我和好友唐麗明在一起玩，一起學英語，她的鄰居是顧城。他倆是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文革中的小學生，很幸運沒趕上上山下鄉，直接去工廠了。我從內蒙古兵團鍛煉了兩年歸來，倍加珍惜工廠生活，身為老初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