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次政協會議上，我先生和另一位政協委員偶爾談起此事，那位政協委員曾經是外匯管理局的高級幹部。據他說，當時中國大陸十分貧窮，而且外匯緊缺，他們給送外匯的工作人員下達指令：不管收外匯的人是什麼身份，都必須好言相待，讓他們叫外國親友多寄些外匯進來。因為大家都知道，能夠有外匯來的家庭都有海外或港台關係。此外，還給這些辦事人定了指標，在他們負責送匯的範圍內，一旦有外匯增加，領導會有所獎勵。 如果我們去了外地，這個外匯額度就要轉到那裏，這樣上海的外匯收入就會有損失。 外匯不僅讓我們免於飢餓得以苟延殘喘，還保障我們在動亂年代沒有被趕出上海。
我們一家之所以最終沒有被攆出上海，是那位送外匯的幹部聽到我們要離開上海的消息後，趕緊向他們的領導作了匯報，然後由他們領導之間進行了協調，才使得那個「趕走牛鬼蛇神」的計劃擱淺了。如果我們去了外地，這個外匯額度就要轉到那裏，這樣上海的外匯收入就會有損失。 外匯啊外匯，你不僅讓我們免於飢餒得以苟延殘喘，還保障我們在動亂年代沒有被趕出上海。
我們一家之所以最終沒有被攆出上海，是那位送外匯的幹部聽到我們要離開上海的消息後，趕緊向他們的領導作了匯報，然後由他們領導之間進行了協調，才使得那個「趕走牛鬼蛇神」的計劃擱淺了。如果我們去了外地，這個外匯額度就要轉到那裏，這樣上海的外匯收入就會有損失。 外匯啊外匯，你不僅讓我們免於飢餒得以苟延殘喘，還保障我們在動亂年代沒有被趕出上海。 謎底終於揭曉。然而，這個謎底，令人喜還是令人悲？
外匯保佑我們一家沒被趕出上海。（圖片來源：Adobe Stock） 說起文革那段暗無天日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 我的先生王鏗，中共建政後在上海一所大學教授國際法。因為他的家庭背景比較複雜，擔心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會牽連到他，於是在1958年給上海市委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