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７年批鬥所謂「章羅聯盟」的大會上，吳晗取出當年羅隆基要他轉交在香港的民盟主要負責人的密信，其中有堅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領導的意見。這一揭發給羅以最沉重的打擊，也是人們認為吳晗整人手段最狠辣的一例。在關鍵時刻亮出私人信件公諸於眾，並如此橫加激烈的鞭韃批判，吳晗品行如此低劣，如此落井下石、趕盡殺絕的堅決態度，比起９年後姚文元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中對他自己的批判，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在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首先聯想到的是上世記５０年代的吳晗，是整風反右運動中的吳晗，是急於自相殘害最終又自掘墳墓的吳晗，是曾得到一代自由主義宗師胡適的幫助，但卻是奴性十足的吳晗。吳晗的悲哀，不止是個人的悲哀，而且是一個民族的悲哀、一個民族知識群體的悲哀；而對吳晗的讚譽，則顯示出一個民族知識群體的愚昧與無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