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後漫長的艱難歲月里,生活的艱辛和每次運動來臨時那近乎恐怖的心境,全都與爸爸的「問題」有關。在學校和鄰里,我們都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我們不曾怨恨過爸爸,更沒被壓垮。但我和弟兄們也從不提起爸爸,像是有種默契,誰都不敢去觸摸那道永在滴血、永不癒合的傷口。我內心深處更有一種奇怪的意識:好像我為他所承受的壓力越大,他的壓力就會越輕,這樣才對得起他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