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美國中情局局長雷克里夫（John Radcliffe）進行一場不尋常的秘密行程，他跟多位情報高層搭乘專機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於8月25日出訪莫斯科，在短暫停留後隨即返國。
外界對雷克里夫訪俄的目的議論紛紛，更有人擔憂這次行程是否如2021年11月，時任中情局局長伯恩斯（William Burns）出訪莫斯科警告俄方不要入侵烏克蘭那樣，是俄國全面升高衝突的惡兆；不過，若干媒體如《政客》（Politico）、《Axios》等均報道，雷克里夫向對口的俄國對外情報局（SVR）局長納雷什金（Sergei Naryshkin），以及聯邦安全局（FSB）局長波特尼科夫（Alexander Bortnikov）勸告不要對波羅的海國家採取任何升高局勢的行動，還着重推動俄烏和談的政治議程，他提議舉行美國總統川普、俄羅斯總統普京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三方高峰會，以結束俄烏戰爭。《Axios》報道這是中情局局長首次親自參與推動俄烏和談。
果不其然《金融時報》近日披露，白宮有意讓雷克里夫負責斡旋俄烏和談，以打破當前的僵局，這個變化凸顯出美國施展情報外交的新策略。
情報首長在「情報外交」的關鍵作用
關於雷克里夫此次秘訪莫斯科的戰略意圖和情報外交，學者何澄輝在自媒體《梟息報你知》的給予相當精闢的分析，不過，筆者更感到興趣的是雷克里夫作為情報首長參與斡旋俄烏戰爭的角色，以及此舉帶出情報首長在「情報外交」的關鍵作用。
許多人對於情報首長的印象，都集中在指揮情報作戰的一面，卻忽略了情報首長在外交領域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事實上，在國際情報界中，情報單位始終被視為正規外交管道之外的備用溝通管道，當兩國關係出現嚴重惡化，正規外交管道難以發揮作用時，情報單位就成為台面下的重要傳話途徑，例如美國中情局和俄國對外情報局、聯邦安全局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始終維持對話管道，避免衝突失控。必要時，情報首長還會親自秘密造訪對方政治高層，不僅是前述中情局局長雷克里夫秘訪莫斯科，還有1972年韓國中央情報部部長李厚洛到平壤密會金日成，為南朝鮮共同發表《南北共同聲明》緩和緊張關係作鋪墊，都是情報首長親自主持情報外交的著名例子。
除了作為正規外交管道之外的備用溝通管道之外，情報單位也是無邦交、甚至關係敵對的兩國進行台面下交涉解凍關係的「黑子」，如2000年代初期和日本外務省官員田中均交涉日本人綁架事件和小泉純一郎首相訪問朝鮮的「X先生」朝鮮國安保衛部副部長柳京，以及時任中情局局長龐佩奧（Mike Pompeo）2018年3月秘密訪問平壤會見金正恩，為川普和金正恩會面鋪路。
而更常見的，則是情報首長出面和表面關係疏遠的國家洽談戰略合作，比如說上個月NHK新聞紀錄片披露日本內閣情報調查室長大森義夫在1996年3月台海飛彈危機緊張時刻密訪台灣和李登輝總統、國安局長殷宗文共商台日戰略合作，以及《華爾街日報》披露摩薩德局長巴尼亞（David Barnea）在2026年美伊戰爭爆發後兩次密訪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該國高層共同策劃對抗伊朗攻擊，這樣的案例在國際情報界中並不少見。
美國中情局局長雷克里夫跟多位情報高層搭乘專機，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於8月25日出訪莫斯科。（法新社）
台灣情報首長同樣在情報外交有所發揮
前述提到的案例大多是國外情報界的例子，但是台灣同樣也有着情報首長出面主持情報外交的例子。
如前國安局官員李天鐸披露時任國安局局長王永樹在蔣經國總統指示加強對沙特阿拉伯關係的「大理石專案」中着力甚多，王永樹局長甚至到沙烏地首都利雅德和沙方要員交誼聯歡，以促進雙方關係。
而近期媒體報道，美國司法部資料揭露台灣國安局委託華府公關公司牽線讓國安局局長蔡明彥與白宮經濟委員會主席、美國總統川普關稅政策執行者哈塞特（Kevin Hassett）會面，以推進台美關稅交涉順利進行。
前述例子證明，台灣情報首長在情報外交跟國外同行一樣有着活躍的身影。
為何由中情局局長推動情報外交
回過頭來看這次中情局局長秘訪莫斯科並參與推動俄烏和談，為何這次川普政府改由中情局局長，而非國務院，或者代表總統的外交特使來負責斡旋呢？
事實上，普京在外交談判上的確會對同樣為情報界出身的交涉對象另眼相看，如曾擔任日本內閣情報官、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的北村滋在《外事警察秘錄》記述他在國安局長任內訪問莫斯科和普京會晤時，普京在會談結束時突然說：「你是同行，對吧？」北村滋認為普京不是以總統的身份看待他，而是以一名情報專案官的角度打量同行。
前述的情況可以看出，普京對於具有情報背景的交涉對手，會有着「也是同行」的微妙感，更有可能認真看待對方的意見。川普政府可能是考量到在過往的交涉管道都出現瓶頸的情況下，由情報界人士出面和情報界出身的普京和「強力集團」（siloviki）交涉，能夠打動普京。
情報外交有其局限
但是由情報界，特別是情報首長出面主持情報外交是有其局限，正如前述學者何澄輝所指出的，倘若交涉對象對於自身的戰略利益有着難以改變的堅持態度，那麼即使情報首長親自出面和對方決策高層交涉，也不容易讓談判有着重大的突破進展，再者，情報外交只是牽線，後續的進展仍然仰賴雙方決策高層的政治意志、外交管道交涉等諸多因素配合才能成事。
這次中情局局長親自參與推動俄烏和談，能不能打開僵局，為情報外交創下新的範例，時間將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