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昆明是一座溫溫吞吞的小城，天氣不冷不熱，人人不慌不忙，連蚊子也飛得特別慢。1949年「雲南王」盧漢不等兵臨城下便宣佈投降，歡迎共產黨來接管。沒響一槍一彈，解放軍進城了，和抗日戰爭時的美軍一般，見了小孩笑咪咪的，雖沒有派發巧克力，但同樣和藹可親。
第一陣政治狂風吹來是1952年的「三反」「五反」。市人第一次見到畫滿毛筆大字的報紙貼在公共場所，「揪出大老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小孩子們從未見過大人這般愁容滿面，不言不語。誰又被關了，誰又上吊了。七八歲的小孩聽得怕怕的，卻不敢問。死亡與大不幸，除非發生在親近的人身上，否則震驚撞擊不到內心深處，尤其對小孩。
「三老表跳樓了！」仿佛是「和平解放」後，在昆明，在親戚朋友中放出的第一槍。
三老表是奶奶後家的侄子，我們稱伯伯。媽媽不舒服時，便請伯伯把把脈，開張藥單。毛筆字龍飛鳳舞，先把藥名用中楷抖擻出來，均勻列在紙上，然後不假思索，把每種料的分量在斜下方用小楷標出。看伯伯開藥方，就像觀小魔術表演。然而，伯伯在我心中的顯赫地位與此無關。
我家伯伯是大光明戲院的會計！我還小，無份看電影，但是年方二八，迷上外國男女明星的七姨、八姨、美姑姑和數不清的姨姨、表姑、表姨卻依仗着這位身居要職的親戚，走快捷方式買電影票。古板的伯伯挑選了四平八穩的會計職業，卻落到1940年代電影院這等浪漫的場所。那時年輕的一代，包括我的父母，誰不頻頻在那虛幻的世界中灑下熱淚？據爸爸說，昆明是最早引入西方電影的城市之一。電影院裏黑漆漆，第一要緊是男賓、女賓分席。電影開始，眾人先起立唱國歌。大光明電影院最為叫座，功勞全在一位全能的職員，兼任「翻譯」和配音。他操着地道的昆明話，一會用男聲道：約翰問：「瑪麗，你愛我嗎？」旋即變女聲：「我愛你，至死不渝。」聽得場子裏這輩子未曾聞「愛」字的女眷面紅耳赤。
伯伯的舉止、言談則完全沒有外國電影污染的痕跡，和身邊最近的人，譬如伯娘，也似乎因禮節而保持着距離和分寸，態度永遠溫和，說話不緊不慢，從不激動，從不揚高聲音。每到我家來必先依序打招呼「大老表」、「表嫂」、「妹妹」、「小及勝」；他永遠穿淺啡色咔嘰布中山裝，不會讓任何一個扣子離開崗位，包括四個口袋扣，腳登一成不變的圓口布鞋，皆由伯娘親手縫製。
好多好多年以後，我問他，伯伯你為什麼跳樓？
「他們把我關起來，寫交代，旁邊有人看守。我要求上廁所，不准；我說，『不自由，毋寧死』，就推開窗跳下去。」我不明白，伯伯這般溫良恭謹的老好先生，何以會做出如此剛烈的舉動？
一板一拍的伯伯有更古板的父親，我們叫「舅爺爺」。他個子特小，着長衫馬褂，不苟言笑。舅爺爺是專職中醫，想來醫術不算高明，每次跟着媽媽去找他看病，從沒遇見別的病人來求診。他們一家那時住在小綠水河巷，小小的三合院老是濕漉漉的。院子當中，水缸里兩三條小魚擺着尾巴游來游去，仿佛是這個陰沉沉的家中惟一充滿生氣的東西。水缸真大。語文課上讀到司馬光小時候打破水缸救小朋友，自自然然會聯想起舅爺爺家的水缸，課堂上想着弟弟掉下去，我怎麼救他，想得出了神。那水是喝的，雇挑夫去井裏打水，挑來灌滿水缸，這些挑水夫的小腿上都突着一條條鼓脹的青筋，現在當然知道叫作靜脈曲張，那時卻覺得象徵着辛苦和力量。在他家，我就是不肯喝水，那不是要把魚的大小便喝下去了嗎？這個問題知趣的小女孩是不可以說出口的。
奶奶是父親的繼母，父親與她並不親近。母親則和奶奶的侄兒媳婦、我的伯娘甚有緣，一見面就有講不完的話，雖然母親上到大學，而伯娘只念過小學。伯娘能將「三字經」「女兒經」倒背如流。我上小學後，總是臨開學發現假期作業還剩下一大半。做不完就注不了冊，要罰留級，於是大哭。伯娘每學期都得來搭救我，和外婆、媽媽一道，替我抄大楷、小楷。
我母親臥病在床十數年，親友中伯娘來探母親最勤。每年新鮮茴香上市，伯娘就來給媽媽做蒸粉肉。先將米浸泡，晾乾，炒香；五花肉用醬油、黃酒和茴香粉等香料醃過，以茴香、紅薯墊底。我至今仍回味得出蒸籠里飄出的香氣。我也學着做，媽媽說我的粉蒸肉和伯娘做的一樣好吃。當然不是真的。不過做一道如此奢侈的菜，要花掉一家人半個月的肉食供應定量，無論怎麼做出來，都會令人饞涎欲滴。直到1960年代末，伯娘病重，我去看她，才開始察覺伯娘的語言天分。她形容事物，言語生動貼切，不落俗套，一字一句有如畫筆，繪出場景、人物。那天她說到誰家有人被鬥死了，她去探望，「唉，哭得十行十淚的，天可憐見哪！」「伯娘，伯娘，我下次來要拿本子把你的話記下來。」可惜從此再沒有見到伯娘了。伯娘比媽媽先走，真是出乎意料。
伯伯與伯娘無孩子，二伯伯家卻一串小孩，三女一男。兩家約定再生兒子便過繼給伯伯。萬幸為男，令伯伯家免去無後之憂。男孩自懂事便知誰是親父誰是養父，卻對雙親孝順非常。他生得聰俊乖巧，伯伯寫字桌的玻璃下面，壓着他3歲時的照片，無精打采地抱着一隻美麗的大閹雞。它是小男孩的朋友，將要變成過年的美食，他傷心極了，父母帶他到「國際藝術人像館」，留下這張合影。「文革」停課，他勤練書法、國畫，伯伯把堆雜物的偏房收拾出來，說現在兒子有了他的「小書齋」。兒子從上幼兒園起便是乖學生，可惜讀到初中，「文化大革命」便砸爛了那一代學生的「大書齋」。記得有一次去探望伯伯，看到他在小書齋里讀狄德羅，我已是大學生了，還沒聽過這位哲學家呢。
伯娘家吃得很簡單。那年，我上小學五年級，弟弟二年級，家搬到城東，一時轉不了學，就在學校附近伯娘家搭夥吃中飯。他們和二伯伯家同住一院，每家負責一個月的伙食，共灶同桌，兩家人吃飯，氣氛並不愉快，連我們小孩子都察覺得到。一大碗便宜又經飽的南瓜，餐餐傲踞飯桌中央。不由得從不愛動腦筋的我，也思忖他們是否不願輪到自己坐莊時破費，為何不分開？家訓？還送子之恩？面子？（我不吃南瓜，卻不敢說出來。只悄悄撥到弟弟碗中。他不告發我，仗義地替姐姐咽下那些老南瓜。每回想起這一幕，我都對弟弟心懷感激）。
1973年母親去世後，我們和伯伯家來往淡多了，1980年代我回昆明探親，想到母親若在世，一定會要我去看看伯伯，我也很掛記他，才又每年去看望伯伯。眾多的親友中，伯伯家最為知足常樂，一家三代樂也融融。不為沒有加入新富的行列而憤憤。伯伯津津樂道兒子的書法成就、媳婦的孝順、孫女的聰慧。他「禮性」一貫，我去探訪，他堅持要帶上禮物回訪。有一年我回去參加一項國際扶貧項目，住的地方離伯伯家很近，伯伯撐着拐杖，拎着水果來看我。看到我們在客廳談話的兩位澳大利亞專家，雖聽不懂我們在講些什麼，但這位相貌慈祥的老人給他們縹緲如仙的感覺。
伯伯年輕時為自由縱身一跳，雖未遂代價是終身不良於行，離不開拐杖。他後來多年在一家小小的印刷廠里做駐廠醫生，拿一點能維持起碼生活的薪水，同時義務為親友、街坊看病。他曾在翠湖邊水晶宮巷一帶住了許多年，水晶宮巷的茶館成了伯伯退休後的「診所」，沒公費醫療福利的窮街坊，常來找伯伯看病，也聊聊家常。1990年代初，伯伯家搬到城西去了。兒子分了新房子，伯伯仍一年四季，風雨無阻，拄着拐杖走到水晶宮茶館，這段路初時一程還不到一小時，一年年過去，伯伯的腰越來越彎，路越走越長，最後幾年，上身幾乎與地面平行，走得十分吃力，走走歇歇，兩個多小時才挪到家。他仍不顧大雨、不避烈日地堅持，說是「生命在於運動」。路人有時停下來，向這位步履維艱的老人投過奇異的眼光；伯伯則報以微笑。今天我回憶起伯伯來，想到的便是他淡淡的慈祥的微笑。
《南方周末》2007-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