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的去農村雖然不是我第一次下鄉，但是它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至今難忘。
這一年，從夏收就開始發燒，特別是在農村，為了迎合「大好形勢」和證明反右鬥爭與全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所取得的偉大成果，農業必須獲得大豐收。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蘇聯第一個成功地發射了地球人造衛星，這個「衛星」遂成為最先進、最高水平的同義詞，也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包括中國）的驕傲。當時各行各業動不動就要「放衛星」，其意為，他們創造了不同凡響的新紀錄。農業產量的第一個「衛星」就是河南省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放的。1958年6月，《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個公社小麥畝產2105斤的新聞，從此，各地的「衛星」一個比一個大，一路高升，最後畝產小麥近萬斤。秋收時，水稻的畝產量更是一路攀升，到了9月份，《人民日報》頭版已經有了這樣的大標題「廣東窮山出奇蹟，一畝中稻六萬斤」。正是在這種氛圍中，我們下鄉參加農業大躍進。
我們這些高中生還是不辨菽粟的十六七歲小青年，看到這些消息自然是十分興奮的。下鄉再一次點燃了我們投入這個偉大運動的熱情。這時是白天熱、夜裏涼的九月。我們按照軍事編制，高唱着「一天等於二十年」「江南豐收有稻米」等革命歌曲，日夜兼程，徒步到農村去。十六七歲正是貪睡時期，有的同學走着走着便睡着了。我也是懵懵懂懂，似睡似醒，只有那高昂的歌聲：「江南豐收有稻米，江北滿倉是小麥。高粱紅啊棉花白，密麻麻白雲蓋地天山外」至今仍在我的腦中迴蕩。
到了勞動的目的地，我們有些失望了，農村還是老樣子，和以前我去過的農村差不多，只在幹活的現場插了一些紅旗彩旗和增加了些鑼鼓伴奏罷了。
帶隊的教導主任和生產隊長佈置勞動任務時才使我們大開眼界。原來我們具體乾的活是深翻土地為明年小麥豐收做準備。我們翻的這一塊地，是普通地塊，只翻1尺5寸深，明年畝產萬斤小麥。另外一塊試驗田深翻1丈2尺（那時北京水皮淺，有些地區挖下2尺就見水），由老鄉們自己「翻」（實際上已經是「挖」了），那裏明年畝產小麥120萬斤。我們當時年齡小，又沒有農村生活的體驗，不知道這120萬斤到底意味着什麼。只是聽着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人民日報》所披露的數字，令人驚訝。給我帶來麻煩的是深翻土地用的鐵鍬是「撮鍬」，這種鐵鍬的鍬頭很像撮土的簸箕，宜於撮東西，而不宜於向下翻地和挖土。
深翻1尺5，要垂直挖兩鍬深才合乎標準，有的負責監督的老師時常用草棍量。用撮鍬要達到這個標準是很困難的。學校又在同學之間搞競賽，年輕好勝，誰不希望跑在前面呢？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改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於是，我和另一個同學借了把錘子把「撮鍬」砸直，把它改造成為「挖鍬」（這種撮鍬可能也是大躍進的產物，鋼口特軟，用錘子一砸就直），果然翻地的進度加快了很多。但這樣一來，我們闖了大禍，被視為破壞勞動工具。在下工後的學習會上幫助我，讓我談一談到農村參加農業大躍進的體會。
說實在的，到了農村後沒有我們原先想的那樣浪漫、那麼激動人心。我們睡的還是土炕，燒的還是柴鍋，吃的還是白薯玉米，屋裏還是沒電，點了一盞煤油燈。這些喚不起「共產主義是天堂」的意識，感到沒有什麼可說的。我想了一想，說，我們在學校聽生產隊長講，有3尺長的黃瓜，1尺多長的玉米，可是也沒看到。這話現在聽是沒什麼問題，在當時說出來，已經有了懷疑「總路線」、「大躍進」的嫌疑。於是，參加我們「排」（因為組織軍事化，所以「班」都稱「排」）學習會的教導主任對我的發言有了興趣，本來他是要批判我破壞勞動工具的，這時不談這個問題了，本着「引蛇出洞」的精神，問我，還有什麼想法，比如我們這次下鄉、深翻土地等等。
當時我不到十六歲，又生長在城市之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農業生產中有什麼作用，但120萬斤這個數字令我很好奇。勞動休息和同學閒聊時便問120萬斤小麥到底有多少東西。在旁邊指導我們翻地的一個農民插話說，一麻袋才裝200斤小麥，小麥還別太幹了。農民提供的這個基礎數字到了我的腦子裏，馬上我就想到120萬斤可以裝6000個麻袋。北方裝糧食的麻袋，大約是寬2尺，長3尺，盛滿了糧食的麻袋碼在地上，占面積約6平方尺。一畝地是60平方丈，合6000平方尺，也就是說一畝地可以碼放1000袋小麥。1000袋可裝小麥20萬斤，120萬斤小麥如都裝入麻袋，碼放在一畝地中，則要摞六層。這樣一算，120萬斤小麥要佔多大地方在我的頭腦中清晰了起來。於是，我說，一畝地怎麼能產120萬斤小麥呢？它要裝6000個麻袋，這6000袋就是平碼在地面上要堆六層呢？這位老師又問我，你是認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我補充了一句，什麼樣的麥稈能把這六層麻袋挺起來呢？說到這裏，突然沉默了，主持會的老師好像怕我再說下去就會毒害同學一樣，便匆匆宣佈散會。
第二天，白天還照常勞動，晚上開會學習。當時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開會往往比幹活更重要。吃完晚飯，當我們蜷踞在土炕上等待開會時，我才感到與往常氣氛不同。不僅排長嚴肅（就是我們班的班長），而且，連長、指導員也來聽會。九月的天氣，殘暑未完全消退。我們是男生班，晚上開會同學們都穿着背心褲衩，然而連長、指導員全是女生班的同學。她們見到我們這個樣子，大家都很尷尬。她們也只好坐在外屋隔着帘子聽我們開會。我感到很滑稽，不由得脫口說出：「還有垂簾聽政的啊！」不料這也成為我的一個罪狀。這天晚上的發言好像都是經過準備的。同學們紛紛批判我懷疑「總路線」、「大躍進」。並用毛主席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中所說的中國人多、議論多、幹勁大，可以創造出人間奇蹟來。我還沒有經受過革命的大批判，這是第一次，不習慣，不免要為自己辯解，和革命群眾頂撞。最後是不歡而散。連長宣佈說我態度不好，明天接着開辯論會。中國的詞、特別是政治範疇（包括其他禁忌較多的領域，如性領域）的詞，一個詞可以有多種意思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從字面上看「辯論會」仿佛是口舌之爭的，可是我在農村看過一次「辯論會」，那種規模、形式、氣氛與解放初的「鬥爭會」、「文革」中的「批判會」沒有什麼差別。
如果說有差別的話就是話更少，肢體語言更多。被辯論者站在一圈兒人當中，被推過來、搡過去，沒有多少人說話。
第二天，剛剛出工，我正盤算着如何應付晚上的「辯論會」，沒想到各個連排已經站好了隊，仿佛要開全團大會。這時年輕的教導主任在會上板着一副面孔宣佈：王學泰和王某某（與我同班的一個同學）到隊前來。這使我大吃一驚，因為自上學以來還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待遇：在全校的集會上被拉到同學之前示眾。我和王某某慢吞吞地走上了被批判的位置。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們真有些抬不起頭來，但心裏很亂，不知道是出了什麼問題。此時廣大同學們也感到詫異，因為那時在中學裏還沒有開展階級鬥爭，對學生的紀律處分也沒有把受處分者公開示眾的，然而這一切到了「文革」之中就不新鮮了。緊接着那位女連長也走到前排，拿着一張事前準備好的發言稿，在全體同學面前指控我的罪狀。我仔細聽着，大約包括破壞生產工具、懷疑「總路線」、「大躍進」和黨的方針政策，無組織、無紀律等條。並說我影響學校的形象，已經不適於在農村勞動了。大約還有幾個同學發言表態，最後是校教導主任以團（軍事編制的「團」）領導的身份開除我參加支持農村大躍進的資格，回校反省。當天就由下鄉生病的老師把我們押回了學校。
學校里還有一批人在大煉鋼鐵，這些人大多是師生中的老弱病殘。可能是有些難為情，我沒有到留校大隊去報到，而是去北京圖書館看了十多天書。自然待下鄉同學們返校後，又遭到一次「辯論」。不過自此起，我的生活多了一種新的內容，即被他人或說革命群眾幫助、批判。
選自王學泰著《監獄瑣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