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日「五一」勞動節，紐約市，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的成員在一棟川普總統名下的大樓外集會
關於如何解決眾多社會問題，每一代人都在尋求答案。年輕人總是挑戰現狀，質疑權威，並渴望擁有比他們繼承的更好的未來。這種衝動不僅可以理解，而且往往是健康民主制度的必要組成部分。正是這種衝動推動着社會改革、創新和糾正不公正現象等。
然而，在大學校園、社交媒體和政治話語中，一個問題卻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儘管共產主義政權有着壓倒性的惡劣歷史記錄，為什麼一些年輕人仍然擁抱共產主義或公開表達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同情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應僅僅訴諸口號或政治攻擊，而應以誠實、謙遜和歷史視角來看待。
大多數年輕人並非因為渴望政府獨裁或政治壓迫而嚮往共產主義，而是被平等、公平、經濟適用房、人人享有機會以及不讓任何人掉隊的理念所吸引。許多人成長於金融危機、學費上漲、學生債務沉重、房價高不可攀、工資停滯不前以及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時代。他們目睹億萬富翁越來越富有，而許多工薪家庭卻在為支付房租或承擔醫療費用而苦苦掙扎。
這些擔憂是真實存在的。忽視它們只會讓年輕人更加傾向於那些承諾提供全面解決方案的意識形態。
但是歷史告訴我們，高尚的意圖和成功的結果並不總是同一回事。
共產主義一直承諾人人平等。然而，在實踐中，它往往導致政治權力高度集中，而非共同繁榮。蘇聯（Soviet Union，1922—1991）、中共初代黨魁毛澤東（1893—1976）時代的中國、政治強人波爾布特（Pol Pot，1925—1998，也稱為波布）統治下的紅色高棉柬埔寨、朝鮮以及其它共產主義政權並沒有消除不公正。它們常常用另一種形式的不平等取代了原有的不平等，在這種不平等中，國家對個人擁有巨大的權力，控制言論，壓制宗教，限制私營企業，監禁政治對手，並且在許多情況下，國家應對巨大的人類苦難負責。
這些並非黨派之爭的論調，而是數十年來學術研究證實的史實。
那麼，為什麼這些經驗教訓似乎不太能引起年輕一代的共鳴呢？
部分答案或許在於歷史距離。對於許多美國年輕人來說，冷戰（Cold War，1945—1991）就像二戰（World War II，1939—1945）對前幾代人來說一樣遙遠模糊。德國柏林圍牆只存在於教科書中。蘇聯人排隊領取麵包、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6）以及柬埔寨的殺戮場並非他們親身經歷的記憶，而只不過是在社交媒體和20秒短視頻主導的時代爭奪人們注意力的歷史篇章。
當歷史不再與個人相關時，它就失去了緊迫性。
我們還應坦誠地承認另一個因素。資本主義本身並非始終都能達到其最高理想。自由市場創造了非凡的創新，使全球數十億人擺脫了貧困，並獎勵了創造力和企業家精神。但與此同時，當道德標準和有效制度失效時，資本主義也會導致壟斷、企業貪婪、腐敗、環境破壞和驚人的不平等。
認識到這些不足並不意味着要放棄自由市場，而是需要改進它們。
資本主義的弊端未必能用共產主義來解決，正如民主的失敗也未必能為威權主義辯護一樣。自由社會擁有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往往不具備的優勢：通過公開辯論、自由選舉、獨立司法、企業家創新和新聞自由進行自我改革的能力。
這種自我糾正的能力是民主制度最大的優勢之一。
我們的教育機構亦負有責任。不應教導學生資本主義不容批判，也不應教導他們共產主義不容質疑。學生應該誠實地學習兩者。他們應該探究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就與失敗，以及共產主義政權的既有後果。教育應該鼓勵探究，而不是灌輸意識形態。
父母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宗教團體、公民組織和媒體同樣不可或缺。年輕人需要導師，願意解答他們提出的難題，而不是置之不理。居高臨下的態度很少能改變人心，而對話往往可以改善局面。
或許更深層次的問題根本不在於經濟層面。
如今許多年輕人都在尋求意義、目標、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政治運動常常取代了家庭、鄰里、宗教機構和公民組織曾經提供的社群支持。當人們感到孤立無援時，他們自然而然地會傾向於那些承諾帶來確定性、正義和歸屬感的運動。
這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挑戰，更是一個文化挑戰。
我們絕不應該懼怕年輕人，也不應該嘲笑他們提出難題。好奇心並非自由的敵人，無知才是。我們應該鼓勵嚴謹的辯論、認真的閱讀、歷史素養和謙遜的求知態度。我們應該歡迎不同的觀點，同時堅持認為，任何意識形態，包括我們自己的意識形態，都必須以證據、歷史和對人類尊嚴的尊重來衡量。
每一代人都相信自己能夠建設一個更美好的社會。這種願望是人類最偉大的力量之一。但歷史也提醒我們，社會繁榮並非源於政府權力過大，而是源於自由得到保護、機會得到拓展、機構保持問責制，以及個人享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創造自由、異議自由和追求夢想自由等。
我們面臨的挑戰並非在同情心和自由之間做出選擇。美國唯有堅持兩者兼顧，才能保持最為強大。沒有自由的正義有淪為壓迫的風險，沒有責任的自由則有淪為冷漠的風險。一個健康的共和國需要智慧來維護這兩者。
我們能給予下一代最寶貴的禮物，並非意識形態上的確定性，而是歷史真相、道德勇氣和批判性思考的自信。自由從來都不依賴於那些盲目接受既有觀念的人，而是依賴於那些願意誠實地審視這些觀念、以尊重的態度質疑它們、並在重蹈覆轍之前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的公民。
作者簡介：
阿姆斯特朗·威廉姆斯（Armstrong Williams）是一位政治評論員、作家、企業家，也是霍華德-斯特克控股公司（Howard Stirk Holdings）的創始人。
原文：Why Are So Many Young People Drawn to Communism?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