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4日，Meta超級智能實驗室（MSL）核心研究員余家輝在社交平台X上發佈了一條簡短的推文——他要離開Meta，自己去創業了。
從2025年6月底加入，到2026年8月14日宣佈離開，滿打滿算一年零一個多月。距離他帶團隊剛剛更新的Muse Spark 1.2發佈，僅過去8天。
一年前，扎克伯格親自下場，開出被傳高達1億美元的天價薪酬，才把他從OpenAI挖來。一年後，這筆錢也沒能留住他。這則消息迅速在AI圈炸開了鍋。
在Meta這一年：
從零搭建Muse全家桶
回顧余家輝的職業履歷，堪稱AI學術與工業界的「黃金樣板」。1995年出生於浙江慈谿的他，本科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隨後在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師從「計算機視覺之父」黃煦濤教授攻讀博士學位。
學生時代，他便先後在百度美國研究院、英偉達和谷歌大腦實習，極早地踩中了計算機視覺與大模型融合的行業風口。
畢業之後，他的每一步更是踩在行業最前沿。在谷歌DeepMind任職期間，他一路晉升至資深研究科學家，不僅是Gemini多模態部門的聯合負責人，還對PaLM-2小模型的架構設計做出了核心貢獻。此後，他轉投OpenAI，以研究負責人身份深度參與了o3、o4-mini以及GPT-4.1的研發，並擔綱GPT-4o的感知技術負責人，主導了這一現象級多模態模型的核心攻堅。
正是這樣一份簡歷，讓扎克伯格在2025年的人才爭奪戰中，把余家輝列為首要目標之一。
當時有網友調侃：皇馬花8000萬美金從曼聯簽下C羅，Meta花1億美金從OpenAI簽下余家輝。雖然Meta CTO後來澄清，1億美元並非人人都有，而是包含股票、獎金和績效條件的整體薪酬包，但余家輝無疑被裝進了「億元先生」的故事裏。
加入Meta後，余家輝與趙晟佳、畢樹超、任泓宇等原OpenAI研究員一同加入Meta新組建的超級智能團隊。沒過幾天，扎克伯格正式宣佈成立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MSL），由Scale AI前CEO Alexandr Wang負責。
余家輝進入的TBD Lab，是MSL旗下最核心的模型研究團隊之一，負責研發Meta下一代前沿模型。他是創始成員，也是多模態方向的負責人。
這支團隊的任務並不輕鬆，在Meta已經擁有Llama系列模型的情況下，要重新搭建一套面向下一代前沿模型的技術體系。
但余家輝交出了一份令人矚目的答卷。
2026年4月，團隊推出了Muse Spark，這是MSL成立後發佈的首款基礎模型。隨後，Voice Mode、Muse Image、Muse Video相繼亮相，產品線從文本延伸到語音、圖像和視頻。其中，Muse Image在Arena文生圖、單圖編輯、多圖編輯三項測試中拿下第二名，僅次於OpenAI GPT Image 2；Muse Video在文生視頻排行榜上排名第三，躋身第一梯隊。
就在余家輝宣佈離職前幾天，Muse Spark剛剛更新到1.2版本，進一步強化了編程、長程Agent任務和多模態能力。
Meta研究員Zhiqing Sun透露，余家輝也是把他招進Meta的人之一，兩人曾在三藩市一家餐廳吃飯，余家輝就是在那裏說服他加入TBD Lab。一年後，輪到余家輝自己招進來的人把他送走了。
余家輝離職背後的終極命題
在離職聲明中，余家輝留下了一個頗為神秘的答案。他坦言，隨着時間推移，自己越來越被某個問題所吸引。這個問題關乎人類未來，卻至今仍未得到充分探索。而現在，它已佔據了他全部的關注。
至於新公司的名稱、具體研究方向乃至合伙人陣容，他則一字未提，只表示：「更多信息，等事情逐漸成形後再分享。」這番回應無疑吊足了外界的胃口。
究竟什麼是「將深刻影響人類未來、目前卻少有人探索的問題」？
一時間，猜測紛至沓來：有人認為是AGI安全，有人指向具身智能，也有人推測是某種全新的AI架構。不過，截至目前，余家輝本人並未給出任何進一步線索，所有的猜想也只能暫時停留在迷霧之中。
從「搶人」到「留人」，
Meta面臨嚴峻的人才流失
余家輝的離職並非孤立事件。事實上，自去年Meta超級智能實驗室成立、點名11位關鍵人才（其中包括7位華人研究者）以來，這支被寄予厚望的「華人AI天團」在短短一年時間裏已出現明顯鬆動。
今年2月，前蘋果AI基礎模型團隊負責人龐若鳴確認離開Meta，轉投老對手OpenAI；幾乎同一時間，研究科學家張鵬川也官宣離職加入OpenAI，主攻世界模型與機械人方向。
算上如今出走的余家輝，當初的7位核心華人成員已有近半數選擇離開。據研究論文平台統計，Meta至今已累計流失了超過200名知名研究員，其中不乏高薪挖來的中堅力量。
這一現象引發了外界的深刻反思：當Meta給出的薪酬待遇已經超越行業均線，甚至開出令人咋舌的百萬乃至億美元級綜合薪酬包時，為什麼依然留不住頂尖大腦？
究其原因，首先在於大廠組織架構的頻繁變動。超級智能實驗室成立以來，業務方向與匯報體系數次調整，研究員的探索方向往往容易隨着商業戰略的搖擺而被迫改變。對於追求極致前沿的頂尖人才而言，無法純粹地深耕認定的方向，遠比單純的薪酬高低更難以讓人接受。
其次，技術路徑的吸引力存在差異。對致力於AGI（通用人工智能）的長線研究者來說，資源傾斜與落地節奏的高度契合至關重要，而大廠的戰略永遠在很大程度上服務於短期商業KPI。當頂級研究者渴望主導真正「少有人探索」的長期主義課題時，大廠的條條框框便成了無形束縛。
從人才爭奪到創業出走，
AI產業的底層邏輯正在重構
余家輝的離職，不僅是Meta一家企業面臨的陣痛，更折射出整個全球AI行業人才流動風向的劇烈變化。
回看兩年前的矽谷，行業主旋律還是大廠之間不計成本的「搶人大戰」。巨頭們通過翻倍年薪和巨額簽字費互相挖角，堅信「誰擁有最多頂尖人才，誰就能拿下AGI先機」。
然而時至今日，隨着基礎模型底座日趨成熟，創業的技術門檻和算力壁壘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創業者不再需要從零開始搭建龐大的通用底座，而是能夠聚焦於垂直場景、智能體或前沿技術細分方向，打造出獨特的差異化價值。
與此同時，AI行業的價值分配正在向落地期和應用層下沉。對於頂級科學家而言，選擇離開大廠獨立創業，不僅能夠擺脫繁瑣的內部博弈、完全掌控技術路線與產品節奏，更能通過長期的市場回報實現自身價值的最大化。華人AI研究者在此次浪潮中扮演了極為活躍的角色，他們憑藉深厚的技術積澱和驚人的執行力，正不斷開拓新的技術邊界。
對於Meta而言，核心骨幹的相繼出走或許會在短期內對其多模態疊代節奏帶來微妙影響，但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大廠靠單純的金元攻勢和堆砌團隊來壟斷創新的時代正在漸行漸遠。
當AI產業從早期的基礎模型軍備競賽，轉向多方向、深層次的垂直探索，人才的多元化選擇與自由流動，恰恰標誌着這個行業正走向前所未有的成熟與充滿活力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