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文革60周年之際，今年6月，美國成家出版社出版了《文革中公民抗爭的文字記錄》一書。這是一部以編年方式呈現的中國民間抗爭史料集，收錄的資料來源於地方志、判決書、報刊以及其他原始文字記錄。書中，以時間為軸，將散落在各種載體裏的中國民間抗爭片段重新串聯，呈現了文革時公民反抗的連續性及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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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公民抗爭的文字記錄》一書，分上、下兩大冊，共947頁，由不平（本名許紹吉）編著。
我與不平未曾謀面，但很早就讀過他的書和文章，也看到過別人對他的介紹，例如印紅標在《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一書中，就對他有長達8頁的介紹。我們是同齡人，都是文革前的高三級學生（他當時就讀於上海同濟附中）；都在文革中開始了獨立的批判思考，呼籲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也都在文革結束後考上了大學，讀了研究生；又先後都來到了美國。不平長期以來致力於文革研究及文革史料的發掘，尤其注重文革期間的公民抗爭——這也是我一直關切的。
「在歷史的狂風巨浪中，尋找中國的良心與脊樑。」不平曾如此描述自己出版此書的初衷。
文革是一場席捲中國的浩劫。在個人崇拜狂熱蔓延、普通百姓噤若寒蟬的腥風血雨年代，中國人民的思想與聲音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鉗制。然而，中國人並非全是盲目順從的「無腦兒」與「軟骨兒」。面對「公安六條」（即1967年1月頒佈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以及一系列殘酷的倒行逆施與嚴刑峻法，一批有骨氣，有血性，也有頭腦的勇者挺身而出。即使聲音微若蚊鳴，他們依然向狂暴的時代喊出了最堅定的「不」。其中一些人，不畏酷刑、無懼監獄，甚至付出了生命代價，留下了挑戰暴政的歷史身影。
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一書封面
有關文革期間民間異議者的史料，此前已經出過幾本書。重要的有如下：
1、余習廣《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這本書收集了文革期間普通人（多為普通幹部、青年學生、知識分子或百姓）向上級、中央或毛澤東本人的上書、信件與進言材料，內容多為對文革錯誤政策、派性武鬥、幹部迫害等問題的批評與建議。
2、宋永毅與孫大進合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6年）。這本書匯集了文革時期「異端思潮」的代表性文章，並附有分析，展現出文革中異端思潮的演進與發展。
3、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這本書是對文革時期民間思想史的挖掘與梳理，系統考察了文革時期中國青年社會政治思潮的演變，並指出這些思想者在當代中國思想史的特殊意義。
4、宋永毅《從毛澤東的擁護者到他的反對派——「文革」中異端思潮文獻檔案》（上、下冊，香港國史出版社，2015年）。這本書選編了文革中93篇最重要的異端思潮文獻，探討紅衛兵一代如何從狂熱擁護毛澤東轉變為反對派的思想過程。
5、宋永毅《文革中公民異議文獻檔案匯編》（上、下冊，香港國史出版社，2018年）。這本書收錄了近70名異議人士在文革期間挑戰官方統治的個人文獻，其形式有匿名傳單、私人信件、日記、獄中手稿等。
另外，還必須提到的是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香港開放出版社，2004年）。作者通過長期採訪與調查，詳細記錄了659名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普通人的姓名與遭遇。以受難者的視角呈現文革的罪惡，來對抗官方敘事中對普通人苦難的忽視。
余習廣《位卑未敢忘憂國》一書封面，1989年湖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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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和上面幾本書相比，這本《文字記錄》有何特點呢？
首先，這本書非常看重「說出來」。這本書收錄的文字，不是親友間的私下交流，也不是抽屜文學，而在當時就以各種方式被公開說了出來。作為文革的過來人，我和本書的編輯不平先生一樣，能體會到這些文字的作者當時充溢心中的不可遏制的衝動：說出來，一定要說出來。要在暴政肆虐的時候就說出來，要在暴君活着的時候就說出來——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另外，這本書收錄的不只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文章，也收錄了大量並不知名的人物和文章。2019年，成家出版社曾出版《文革英烈》上、中、下三冊，也是不平編輯，《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在這篇文章中，他詳細地論證了真理並沒有階級性——中共否定自由民主的一整套話術，是給二者打上階級的標籤，作者從否定真理的階級性出發，來推出自由和民主沒有階級性的結論，並表達對思想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的認同與追求。
尋找和收錄原始抗爭文字的過程是極其艱難的。我也是一個抗爭者，深知，當一個人開始抗爭時，最關切的，還不是自己將面臨怎樣的風險，而是如何讓聲音傳播開去，被儘可能多的民眾聽見。事情往往是這樣的：你貼出的大字報，或者是散發的油印傳單，還沒有幾個人看到，就被撕毀或者截斷；而你被逮捕和判刑，審判照例是不公開的。在當局發表的佈告上，思想犯的罪狀照例也只是空空洞洞的幾句話――「該犯一貫思想反動，惡毒攻擊黨和偉大領袖」云云。
專制政權只讓民眾知道有一種思想是危險和有罪的，要殺一儆百，但同時又決不讓民眾知道這些思想的具體內容。甚至，抗爭者被遊街示眾或綁赴刑場時都要扼住他們的喉嚨，讓他們發不出聲來。如是，他們願以生命為代價所表達的思想，以及為公開表達思想而付出的沉重代價，最終被當局徹底消音。這也使得犧牲無法產生它應該產生的意義——這才是最最悲哀的。
但最終，在有心人的努力下，後人還是聽到了其中一部分抗爭者的聲音。《文字記錄》一書中收錄的文中200多位公民的抗爭文字，有少量當時我就知道其人其文，例如北京遇羅克的《出身論》，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還有少量是文革結束後知道的，例如王容芬、張志新、王申酉等。其餘的多數人是我讀了不平編輯的這本書才知道的——都是散落在各地的普通人。
其中有不少表達反抗思想的農民。例如江西安遠縣濂江公社石灣大隊的農民杜善美，在縣人民委員會的門口張貼大字報《造「萬歲」的反》，說萬歲這個口號是封建朝代皇帝的尊稱，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死對頭，因此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上冊，第120頁）；而上海南匯縣鹽倉供銷社的會計莊秋寒，散發具名「鏟毛林支隊」的油印傳單至縣內38個單位，歷數文化大革命的罪惡，被判處了死刑（上冊，第157頁）。
發出不平之聲的人遍佈全國。例如雲南省東川市糧食部門的石琨等八名職工，因常在一起議論時政，批評毛澤東搞獨裁；批評共產黨不像話——憲法規定有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但別人這樣搞，又把別人打成反革命。結果八個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團，為首三人分別判處15年、10年和5年徒刑（下冊，第645頁）；成都市王家垻橡膠生產組的會計張建奎，在街頭貼出小字報《全國人民深思》，直斥以江青為首的「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一小撮集團」，被判反革命罪（下冊，第875頁），等等。
不平所著《文革中公民抗爭的文字記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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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200多位公民的記錄，也並不全面，還有許許多多抗爭者和他們的文字，人們至今都無從知道。關於他們的記錄，有些或許還沉睡在公安機關蒙上灰塵的檔案堆里，有些或許已隨風而逝，屍骨無存。
我能夠想像不平先生為搜尋、搶救這些被封閉、被湮沒的原始文本付出了多大的心力。我也想到王友琴，同樣是以一己之力，投入拯救文革記憶的偉大工程。王友琴記錄的是受難者，不平記錄的是抗爭者。兩者同樣重要，互相補充，缺一不可。可以說，不平的貢獻不亞於王友琴。
值得一提的是，不平本身也是文革期間的一個抗爭者。1972年5月24日，當時還是中學生的不平（許紹吉），在上海市人民廣場貼出一份長達22頁的大字報《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在這篇文章中，他詳細地論證了真理並沒有階級性——中共否定自由民主的一整套話術，是給二者打上階級的標籤，作者從否定真理的階級性出發，來推出自由和民主沒有階級性的結論，並表達對思想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的認同與追求。李遜所著的《革命造反年代》一書，其中第38章《另類思潮，來自邊緣的思索》（參見《記憶》雜誌118期）中，就用一節專門介紹了許紹吉的思考與行動。
這份大字報當時只貼出半天就被撕掉，作者當時另外寫的《論自由的階級性》等幾篇則根本沒有機會張貼出來。這些觀點在當時的影響非常小，但這種思想文本曾經存在，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事實。今天，通過不平編著的這本書，我們也能看到，即使暴虐如文革，個體自覺而形成的抗爭也並非孤立事件，而是如一條看不見的河流，貫穿其中。這是今天我們回看這段歷史時，不能忽視，也能因此鼓舞起信心的一個事實。
本期推薦檔案與延伸閱讀：
《文革中公民抗爭的文字記錄》目錄
《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
《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重要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