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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遠文:像做媒體一樣做自媒體

我就想,我一個做自媒體的,怎麼能不停地有這些億級、千萬級規模的議題可以寫?然後我發現了一件更讓我開心的事:這些選題,別人都不太寫。去年寫農民養老金的沒幾個人。今年好一些了,至少有一些人開始關注。我在年初寫檳榔的時候,基本上沒什麼人在認真談這個問題。留守兒童,這些年媒體也很少關注了,所以我寫了一篇,題目就叫「今天為什麼沒人關心留守兒童了」這些選題就這麼擺在那裏,沒人跟你搶。

這是7月29日我在成都有杏書店做的一次分享,這幾天有事,沒來得及整理,拖到現在。

文章有點長,但我覺得乾貨還是蠻多的,主要可以分為:選題標準、操作規範、常識觀察、媒體批判、寫作方法、困境與心態。

一、選題:我發現自己撿了個漏

我最近看了一遍自己這一年多寫過的東西,發現一個規律:我幾乎所有的選題,涉及的人群動不動就是幾千萬、幾個億。

農民養老金,直接領取的人群是幾億農民,如果加上他們的子女,差不多是整個中國的大多數。電動車路權,中國電動車保有量已經超過4億輛,超過小汽車總量,關係到幾億人的基本出行權利。檳榔和煙草問題,受影響人群同樣龐大。留守兒童,單算孩子就有幾千萬,算上父母和祖父母,以億計。京東上的進口膳食補充劑違規宣傳,我在京東一搜,遍地都是,每個電商平台都這樣,觸達人群何止千萬。

我就想,我一個做自媒體的,怎麼能不停地有這些億級、千萬級規模的議題可以寫?

然後我發現了一件更讓我開心的事:這些選題,別人都不太寫。

去年寫農民養老金的沒幾個人。今年好一些了,至少有一些人開始關注。我在年初寫檳榔的時候,基本上沒什麼人在認真談這個問題。留守兒童,這些年媒體也很少關注了,所以我寫了一篇,題目就叫「今天為什麼沒人關心留守兒童了」這些選題就這麼擺在那裏,沒人跟你搶。

過去在媒體的時候,選題要搶,搶得頭破血流。現在不一樣了,一堆億級議題擺在那裏,隨便拿,而且沒人來跟你競爭。我就覺得,我撿了個漏,非常爽。

與此同時,我幾乎不寫那種雞毛蒜皮的熱點。那個《監獄裏來的媽媽》在全網炸開鍋的時候,我沒寫;韓紅說了一句「給個面兒」,無數人都暴跳如雷,我同樣沒寫。我覺得太無聊了,多大點事。

我把這種現象叫做「大事麻木化,小事巨嬰化」。

幾億人的養老權利、幾億人的路權,大家習以為常,熟視無睹,無動於衷。某個事情觸碰了公眾情緒,所有人暴跳如雷,覺得天都塌下來了,像個受了委屈的巨嬰。這種心智狀態,我覺得挺糟糕的,也是我不想參與其中的原因。

二、怎麼做: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

胡適說過一句話,我覺得特別好: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

前半句大家容易理解。後半句才是關鍵:哪怕你有證據,你也不要說過頭的話。

我覺得現在網上信息的問題,不是信息不夠多,是不靠譜的信息太多了。你點開一篇文章,根本不知道消息來自哪裏,信源是什麼,可靠嗎。那些聊天截圖,相當一部分是編出來的,但評論區早已有一堆人激動得不行了。

各種段子滿天飛,你當然可以理解為弱者的反抗,我也理解其中的合理性。但你困在這種東西裏面,是沒有辦法進行認真討論的。它永遠只是一個情緒出口,而不是思考的起點。

所以我從做媒體時候養成的習慣,搬到了自媒體的操作里來:言必有據,嚴謹,不說過頭話。

拿寫京東這件事來舉例。

我媽媽有慢阻肺——一種不可逆的肺部纖維化疾病,只能維持,無法逆轉。我在京東上給她買藥,結果京東開始瘋狂給我推進口膳食補充劑。注意,不是保健品,是連藍帽子都沒有、只能算作普通食品的東西,但它們的宣傳頁面上寫着能治慢阻肺、肺結節、心腦血管病,還有各種諾貝爾獎背書、恐嚇式措辭,京東健康、京東買藥的官方標籤在為它們站台。

因為我老是打開這些連結,到後面我打開京東滿屏都是這類產品,搞笑的是:算法沒法分辨我是潛在的消費者還是來找茬的人。

我決定認真寫這件事,怎麼做?

首先,大量瀏覽這些產品頁面,記錄它們的宣傳內容,截圖,錄屏。錄屏之前,我每次都先打開百度,確認當前的日期和時間,然後再切進京東,全程錄製,沒有任何中斷。最後,把這些錄屏上傳到專門的互聯網存證平台,做證據固定——這是法院可以採信的存證方式。這一步花了我兩三百塊錢,文章還沒寫,錢先出去了。

然後查這些產品的真實情況。它們都號稱是美國進口,我去查它們在美國的註冊地址。拿到地址之後,到美國租房網站上搜,發現所謂的「生產商」地址,不過是一套公寓,不是辦公樓,更不是廠房。再去亞馬遜查這些產品,有些商品頁面上就一張圖,沒有購買記錄,沒有用戶評價——你隨便在亞馬遜上找一個正規產品,至少十幾張圖,還有視頻說明和大量用戶反饋。

法律層面,我查了食品安全法、廣告法、互聯網廣告管理辦法、電商法等。結論其實很簡單:食品安全法和廣告法都明確規定,食品和保健品不能明示或暗示其具有治療疾病的功效。也就是說,你只要在宣傳頁面上提到「慢阻肺」「肺結節」「高血壓」,你就違法了。我不需要證明這個進口膳食補充劑有沒有用,我只需要證明它是食品、它提了病名,結論就成立了。

醫學層面,我查了慢阻肺、肺結節等疾病的臨床診療指南。文章寫完之後,我請了律師和醫生朋友審稿。因為我深知一件事:媒體人可以有查資料的能力,但遇到法律和醫學這種門檻極高的領域,你非常容易翻車,而且可能不知道自己翻了車。不久前網上那個關於嬰兒紙尿褲的事,就是典型案例,報道的記者和醫生的判斷完全不同。所以我寧可麻煩朋友,也要讓專業人士把關。

這整套操作,新鮮嗎?不新鮮。這就是媒體的基本操作:調查、取證、存證、採訪相關專業人士、寫作前請專業人士審核。只不過現在能做到這個程度的自媒體不多了,因為太費神。光收集素材就花了一周。文章寫完了,結果京東法務到今天也沒來找我——其實我做這些,原本就是因為知道他們可能會來找我,所以我得讓證據無懈可擊。

這一篇,我還提前給京東發了一個「預告」:我發現了你們平台上的問題,給你們兩周時間整改,如果不改我就寫文章。然後我就等。當然我知道他們不會改,因為這裏面有巨大的利益,而且他們不會把我當回事。果然,沒有任何回應。文章照寫。

三、AI怎麼用:工具,不是槍手

這件事裏我還想專門談一下AI,因為很多人問我這個。

AI真的是好東西,但用法很重要。

我現在主要用三個:Gemini、Claude、Workbuddy。它們各有分工。

Gemini的Deep Research功能,我用來做文獻匯編。對話一段時間之後,讓它生成一份研究報告,可能有兩萬字,但我不會直接用這兩萬字裏的內容,而是看它附錄的三四十個文獻連結——一般是論文、研究報告或官方數據,都帶連結。這些連結才是我真正要看的東西,相當於Gemini幫我做了一次文獻檢索和初步篩選,然後我再點進去看原始資料。

Claude,我主要用來整理長文本。比如說一場直播訪談,可能有五萬字的逐字稿,我會讓Claude幫我整理成一篇文章的素材框架。另外,我每次寫完文章,都會把文章丟給Claude做「壓力測試」:你來給我挑事實錯誤、數據問題、邏輯漏洞,包括風險評估(Claude在這方面還挺準的,雖然我有時候不聽它的)。

Workbuddy,我用來做批量數據收集。京東那個報道里,我讓Workbuddy登錄我的京東賬號,用"肺結節""慢阻肺""高血壓"等疾病名稱逐一搜索,把搜索結果中符合條件的進口膳食補充劑產品抓取出來,整理成一個Excel表格,包括店鋪名稱、產品名稱、產品編號、涉及的疾病名稱、商品連結等字段。最後給我整理了大概200條,我再逐一人工核查,把失效連結、境內中藥、信息有誤的條目全部剔除,最終篩選出96條舉報。這個工作如果讓我自己一條條點開來做,我早就死在這件事上了。

但這裏有一個原則我必須強調:用AI查資料,不用AI寫文章。

現在自媒體平台上有大量AI寫的文章,我一眼就能看出來,包括農民養老金這個話題里也有。那種AI生成的內容,比我讓Gemini做的深度報告差遠了,更不要說跟認真寫的文章比。

而且我發現一個反直覺的事:有了AI之後,我寫一篇文章反而更慢了。以前快起來,兩三個小時也能出一篇。現在有時候要兩天、三天。為什麼?因為AI幫我找到了更多資料,我需要去核實這些資料,需要去讀原始論文,需要把更紮實的數據和案例放進文章里。慢了,但質量提高了。

還有一件事,國內很多AI基本不能用於這類寫作:最大的問題,不是技術,是意識形態過濾。

四、最深的感受:常識匱乏,獨一份太多

做了這些選題之後,我有一個非常深的感受:中國有太多基礎常識不被大多數人知道。

就說農民養老金。我敢說,兩年前,95%以上的城裏人不知道農民一個月只有一兩百塊錢的養老金。這麼基礎的一個常識,涉及幾億人的事情,不知道。我覺得這是匪夷所思的事。

當然,很多常識我也是研究了之後才知道的,我以前同樣不知道。

我在財政部網站查了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決算表,核算出了這組數字:

體制內(行政事業單位)退休人員,財政每月平均補貼約3500元;企業職工,每月約500元;城鄉居民(主要是農民),每月不到200元。

3500、500、不到200——這就是同一個國家,納稅人的錢補貼退休金的三個檔位。

這放到全世界去,就是獨一份。我所知道的其他國家,養老金財政補貼的設計要麼是人均平等:比如日本的厚生年金,設計上就是每個繳費者拿到的政府補貼大致相等,不能多繳多得;要麼是遞減分配:收入越高,財政補貼越少,高到一定程度,補貼歸零。澳大利亞、加拿大的邏輯都是如此。

全世界的養老補貼,要麼人人平等,要麼高收入者少拿、低收入者多拿。只有中國,是收入越高的人財政補貼越多,收入越低的人財政補貼越少。

類似這樣的「獨一份」,我越寫越多。

禁摩政策。中國有將近200個城市實施禁摩政策。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國家做到這個規模。你去任何一個國家,摩托車都和機動車一起上路,共用機動車道。我前兩天還在普吉島,摩托車就是跟汽車一起走的;你去歐洲,去北美,去整個東南亞,都是一樣的。

電動車新國標規定速度上限25km/h,這也是扯淡。現在市面上99%的所謂"電動自行車",形態上根本不是自行車,是電動摩托車。電動自行車應該是什麼樣的?是自行車的車身加一個電機,有腳踏,那才叫電動自行車。現在這些車叫"電動自行車",是因為我們禁摩,為了規避禁摩令,只能起這個名字——這叫掩耳盜鈴。然後我們再用一個完全不合理的25km/h標準,去規制一個為了規避不合理政策而產生的名稱,讓本來就說不通的事情更說不通。

宿舍勞動體制。這個名詞是學界的叫法,但現象我們每個人都見過:珠三角、長三角的工業區,幾千人、幾萬人的工廠,工人住宿舍,吃食堂,上車間,三點一線。這些工業區里,基本看不到外來工的孩子。

我在廣東打過工,當時覺得這一切完全正常。後來去了國外,才開始意識到,這不正常。

美國的大遷徙——大約1910年到1970年代,幾百萬南部黑人遷往北方城市——是拖家帶口去的。我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看到了勞倫斯的那組大遷徙組畫,畫面里的人都帶着孩子和老人。英國工業革命,進城的工人是拖家帶口的,雖然那個時代有童工問題,但孩子是跟着一起來的。日本、韓國、南美的城市化過程,出現了貧民窟、棚戶區、住房緊張,但人是帶着家庭去的。

只有中國的做法是:上億勞動力單獨外出,把孩子留在農村,把老人留在農村,自己住進工廠宿舍。這是人類城市化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放到人類歷史上是奇蹟。而且這個體制服務於一個非常清晰的經濟目的:企業不需要配套幼兒園、學校,工人不需要準時下班去接孩子,可以持續工作十二小時。宿舍勞動體制是人類歷史上對勞動力最高效的利用方式——效率和代價,都是極端的。

我們對此習以為常,覺得很正常。但這不正常,這是獨一份。這樣的獨一份太多了,我準備寫一篇《中國獨一份有多少》。

五、媒體去哪了

最近廣西日報的《王之猜想》為什麼激起反彈?宋志標說得很對:「整個七月,立足輿論的標準看,廣西最大的新聞是水災,最大的宣傳竟然是王虹,這種現實對比難道沒有讓人感到任何不安嗎?」

本質上,這是對媒體失職的不滿。

但相比《王之猜想》的過譽,更嚴重的是央視的兩個報道。

一個是焦點訪談,去調查湖南某縣水稻種植任務弄虛作假——該縣任務是39萬畝,紙面上完成了,實地一看,很多田裏種的是各種經濟作物。焦點訪談把鄉鎮幹部是怎麼造假的報道了一遍,揭露批評。

另一個是每周質量報告,揭露台州的一批電動車廠商和商家,在新國標25km/h限速上動手腳——有的預先用身份證批量辦好牌照,在新國標執行前"鎖定"舊車;有的在車裏設置了破解後門,外顯25km/h,實際能跑五六十。

這兩個報道,看上去都是正常的監督報道,曝光不法商家和地方官員。但看完我覺得很難受。

焦點訪談那個報道里,從頭到尾沒有問過一個問題:農民為什麼不種水稻?答案很簡單,不賺錢。那麼更深的問題是:全世界有哪個國家,政府有權力規定農民必須種什麼?農民有選擇種植作物的基本權利——這是基本農業權利,我們什麼時候開始覺得,以"糧食安全""耕地紅線"的名義,就可以剝奪農民的種植權利了?焦點訪談打的是中間那層弄虛作假的鄉鎮幹部,但對背後這個制度性問題,隻字不提。

每周質量報告那個報道,同樣。25km/h的限速本身合理嗎?這個限速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極為罕見。那些廠商和商家在破解限速,是因為他們的客戶——幾億電動車用戶——覺得25km/h根本沒法正常出行。但報道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拿着國標當棒子,打那些廠商,間接也打了那些用戶。

這兩個報道,打的是地方幹部、打的是中小企業主,但繞開了真正的制度問題——農民的種植權利、電動車用戶的路權。

一個媒體,如果只是不做公共價值的事情,那我可以理解,生存壓力嘛。但當它反過來,用它手裏的話筒,去維護那些本來就不合理的制度,去為那些限制性政策背書,在我看來,它已經不只是缺席了,它變成了打手。

六、禮失而求諸野

我把媒體大致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公共媒體,納稅人養的,比如中央電視台,比如BBC、NHK。這類媒體用的是公共資金,天然就負有最強的公共責任。大的公共議題、制度性問題,是它們應該做的事情。

第二類是機構媒體,比如《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金融時報》,在中國就是財新。這類媒體靠新聞專業主義建立公信力,通過訂閱費或廣告變現,普利策那套規範大致在這裏起作用。

第三類是自媒體。我們應該怎麼定義自媒體的責任?我覺得拿機構媒體那套標準來套自媒體,很多時候是不成立的。採編分離——就我一個人,怎麼採編分離?有償報道——我又沒拿納稅人的錢,事實有誤了你來告我,這才是正常的法律救濟路徑,不需要先給我貼"有償"的標籤。

自媒體有自媒體的規則,不是機構媒體規則的複製粘貼。

但問題是:當公共媒體不去做公共媒體該做的事,當它們在這些最基本的公共議題上缺席,甚至反向操作的時候,這個空間留在那裏,你來不來?

結論是「禮失而求諸野」(這句話我很喜歡)。

既然廟堂上的人不做,那我們這些野路子的人來做。而且你會發現,這件事不僅可以做,還可以做得不那麼痛苦,做得挺開心。

我在成都認識一個叫李龍靚的年輕人,他的號做得非常好,完全用自媒體的方式做媒體的事,持續關注公共議題,認真紮實。還有人在做中國村鎮的記錄,在農村城鎮拍了五年視頻,反映農民工、留守兒童的真實狀態,他們是趙玉順和袁貞貞。我有個讀者叫阿囍,是個媽媽,孩子才一歲,已經寫了四篇文章,專門談中國社會對生育的不友好:公共場合對嬰兒哭聲的不容忍、12306訂票系統不會優先給帶孩子的家庭安排下鋪,諸如此類。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抓住一個點,長期寫下去,是可以產生作用的。我已經抓了太多了——農民養老金、留守兒童、路權、檳榔、京東違規宣傳——一個人弄得挺累的。但如果有更多人,每個人專注一個議題,持續寫,持續關注,可以互相呼應,我覺得這個生態會比現在好很多。

七、兩個寫作啟發

從這些觀察里,我提煉出了兩個對自己幫助最大的寫作認知。

第一,不要怕寫常識。

寫作者有一種虛榮心:我得寫深刻的東西,我得寫別人沒分析過的角度,寫常識好像有點丟人。

我現在覺得,這個虛榮心是錯的。常識才是最有價值的東西,正因為它極度匱乏。

農民一個月只有不到200塊錢的養老金;財政補貼的比例是3500比500比200;禁摩是全球獨一份;宿舍勞動體制也是全球獨一份——這些,才是大多數人最需要知道的東西。比任何深刻的學術分析都更重要,因為讀者根本不知道這件事的存在。

第二,一個議題可以反覆寫,不怕重複。

農民養老金,我已經寫了四五十篇,還會繼續寫。很多人可能覺得:你都寫過了,還寫什麼?但我覺得,即使我這樣不停地寫,中國仍然有至少99%的人不知道這件事。一個常識不被知道,重複本身就是價值。每一篇都在讓多一點點的人知道。

而且長期主義讓人心態變好:京東不改,沒關係,又多了一篇文章;舉報96條無一立案,沒關係,又多了一篇文章;下個月你還不改,再來一篇。我干自媒體的,差的就是選題,你不配合我,你就是在幫我。

八、這條賽道的代價,以及怎麼活

不能只說好處,代價也是真實的。

封號

封號這件事,如果是鬧着玩的,可以叫做勳章。但如果你靠自媒體吃飯,那就是飯碗被打爛。好不容易積累了兩萬關注,"啪"一下歸零,從幾百人重新開始。再熬幾個月,搞到一兩萬,"啪",又歸零。

有意思的是,還有另一個問題:原創保護機制會讓我發不了自己的文章。當舊賬號被封之後,我想在新賬號把舊文章重新發一遍,系統會提示我:這篇文章的原創權屬於某個已註銷的賬號,無法重新發佈。我作為原創作者,被「原創保護」保護到了自己的文章再也發不出去的地步。真想跟他們說:求求你們,別保護我了。

目前我的解決方案,是把歷史文章備份在知識星球。知識星球的好處是收費,傳播範圍小,舉報的人少——畢竟大多數人不願意花錢去舉報一篇文章。這相當於給內容加了一道收費隔離牆,類似財新的邏輯——這是財新收費的其中一個好處。

我的知識星球:

掙錢

做這種公共議題內容,是要花錢的。前面提到互聯網存證花了我兩三百塊。還有AI付費訂閱、剪映訂閱、網盤訂閱等等。財新,我前不久一口氣訂了5年,花了兩千多塊,因為5年打五折,我不得不戰略性地一次性付清。還有買各種書,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支出。

收入端呢?讀者打賞,每月一兩千到兩三千,不低,非常感謝。抖音流量分成,之前單條最多有過五六百,現在接近於零。帶書,我最好的一次是推了一本《看見中國村鎮》,賣了一百多本,掙了一千多塊,這是迄今最高紀錄,而且是鳳毛麟角,大多數書單只賣十來本。廣告,偶爾接一條,幾千塊,但有一搭沒一搭。

總體來說,可以養活我自己,但遠不足以承擔家庭責任。

我沒有什麼好的解決方案可以分享。我上個月去廣州,專門去找項棟樑,不要以為我們見面會談鐵肩擔道義、公共價值。結果我見了他就問:你怎麼搞錢的?張豐也去帶遊學了。我對這種方式又有點嫌煩,這也是我自己的問題。

這條賽道如果有什麼勸退的地方,一是容易失業(封號),二是掙錢難。但我從來不迴避談錢,我覺得掙錢太重要了。我們這樣的人應該先富起來,這樣才能號召更多人來做這件事,才能形成正向示範。如果幹這件事掙不到錢,最終大家都不願意干,公共議題的自媒體生態只會越來越差。

但情緒價值是真實的。

有些朋友動不動就說「彭遠文以一己之力如何如何」,當然是過譽到了離譜的說法,但你就是會覺得開心。圈子裏的朋友互相推薦,張豐每次我被封號,都會幫我推。我上一次被封,項棟樑一篇文章幫我帶來了5000個新關注,直接翻倍。還有李清晨李醫生,不止一次幫我推文章——我加他微信就抱着這個小心思,他完全get到了。

有人在號被封之後送給我備用號,比如最新這個「輸得慢點就好」,這個名字不是我取的,是左樵老師自己取的,我沿用了。還有一個是「充滿問號的王炸炸」,是前面說的阿囍給我的,然後她重新弄了一個號寫生育問題。還有一個號叫「東林石」,來源不是東林黨,是貓膩小說《間客》中的東林大區荒涼的石頭,犟得要命(前不久貓膩老師還給我關於京東的朋友圈點讚了,作為粉絲的我非常開心)。

這種東西,讓人覺得很溫暖,也很值得。

九、最後

如果媒體不像媒體,那我們自媒體,可以來做那件事。

我不喜歡有些老媒體人記者節出來懷舊的風氣——我們過去多牛,你們現在多糟糕。你既然有本事,你就自己幹嘛,你會寫文章你就寫嘛。我也不喜歡那種站在高處嫌棄民眾愚昧的風氣——開口就是"中國人活該"、"這個民族不配"。你既然明白道理,你就多說兩句,知而不言是一種罪。你自己不說,又在那裏嫌別人不懂,有什麼意思。

我覺得自媒體現在有一件可以做的事:把公共責任這件事當成自己的打法。不是悲情的,不是苦大仇深的,而是平靜的、甚至有點開心的——這麼多億級選題沒人做,都讓給我了,挺爽的,對吧?

每個人抓一個點,長期寫下去。一篇兩篇可能沒什麼用,寫到第十篇、第二十篇、第四十篇,你會發現你成了那個議題上最有積累的人,讀者認可你,影響力慢慢就來了。阿囍寫了四篇,就有一個民主黨派的人聯繫了她,說想把她的建議整理提交上去。我寫了四十多篇農民養老金,今年開始有越來越多人關注這個議題。

事情是慢慢來的,但它會來。

飯碗隨時可能被打爛,錢暫時掙得不多,但這件事本身,是有意思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微信公眾號「輸得慢點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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