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慶與杭州，在太平軍與湘軍對戰的背景下形成了強烈對照。
1861年冬天，曾國藩攻克安慶後不久，李秀成率部在浙江攻城掠地。順着長江漂流而下的浮屍群，無言地陳述着安慶的暴行。
然而，比起湘軍曠日持久的圍攻、破城之後的瘋狂屠殺，太平軍攻破杭州的過程既輕鬆，也克制。李秀成有意爭取民心，入城之後約束軍隊，儘量不燒殺搶掠。人們不由得納悶起來：「豺狼也，豈尚有人心哉？」
接着，李秀成劍指寧波——又一個涉及洋人利益的通商口岸。英國人連忙警告李秀成，不要靠近寧波，離上海遠一些。
與洪仁玕不同，李秀成並不相信太平軍能和洋人聯合推翻清朝，只是天京那邊一直阻止他胡亂動武。但這阻止不了他的攻勢，太平軍繼續東進，輕鬆攻克寧波，進逼上海——依然沒有大開殺戒，也沒有破壞洋人的財產。
對於中國這場內戰，英國議會的態度是保持中立，嚇唬太平軍，使其遠離通商口岸，除非英國人性命受到威脅，否則絕不開戰。但英國在華官員卻不認同議員老爺們的天真想法：清軍看起來太弱了，無法鎮壓這場叛亂，太平天國要是贏了，很可能導致英國對華貿易停擺。
當硝煙逐漸逼近上海郊區，英國人迅速撕掉冠冕堂皇的「中立」大旗，迫不及待插手到中國的內戰之中。
外國勢力，已然是中國權勢結構的一部分。兩次鴉片戰爭的結果證明，以皇權為中心的天朝體制，無法應對外來的衝擊。1861年3月，北京設立總理衙門，負責外交，實際上兼管通商、國防、關稅、軍工、情報、留學生等事務。與其說是外務部，倒不如說是內閣。11月，辛酉政變，慈禧執政。在她的支持下，總理衙門首腦奕將權力伸展到軍機處，並擁有議政王的頭銜。
在新體制下，誰能更好地處理涉外事務，誰就能扶搖直上。
曾國藩拿下安慶後，將其作為自己的大本營，慢慢收緊對太平天國的絞索。曾國荃把安慶周圍清理了一遍，接着大搖大擺回到了家鄉，吃吃喝喝，揮金如土，順道招募了六千新兵。大批新人的加入，繼續敗壞着湘軍的軍紀，使其淪為像綠營那樣的兵痞隊伍。為了消滅天京城內的邪魔，曾國藩需要這群魑魅魍魎。
1861年冬天，江浙來人，請求救援。在此之前，江浙官紳全力支持江南、江北大營，不讓湘軍插手江南，雙方多有齟齬，恩怨幾乎不可化解。如今，江浙盡歸太平軍，只剩下上海一座孤城，他們不得不乞求曾國藩的保護。
曾國藩一開始並未答應。他認為：「上海東北皆洋，西南皆賊，於籌餉為膏腴，於用兵為絕地。」但由於手頭的軍費見底，他還是改變了想法：「聞上海每月實可籌銀五十萬兩，不忍坐視其淪陷也。」他本想讓曾國荃帶兵東援，但曾國荃志不在此，而是一心想要攻克天京，立下不世之功。
於是，東援的重任落到了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頭上。
▲李鴻章。圖源：網絡
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跟曾國藩是科舉同年。曾國藩在湖南練兵時，李文安、李鴻章父子在安徽辦團練。1859年，李鴻章來到曾國藩軍中。曾國藩有意雕琢這位年輕人。他有一個習慣，每天黎明必召幕僚一起吃飯，李鴻章遭受不住，便說自己頭痛，起不來。曾國藩十分生氣，「必待幕僚到齊乃食」。李鴻章只好披着衣服，狼狽趕來。餐桌上，曾國藩不發一言，吃完飯後，才嚴肅說道：「少荃（李鴻章），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
李鴻章時常和曾國藩發生爭吵。在祁門時，他就提醒過老師，此地乃兵家絕地，不如移軍別處。曾國藩不聽，他據理力爭，氣得曾國藩罵道：「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
之後，曾國藩的患難久從之將李元度在徽州大敗，臨陣脫逃。曾國藩一氣之下，不顧多年情誼，要參劾李元度。湘軍上下都認為曾「過激」，反對彈劾。李鴻章極力勸道：「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不吃這一套：「我自屬稿。」李鴻章又說：「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曾還是不為所動：「聽君之便。」
結果，李鴻章賭氣離去，在江西賦閒將近一年。1861年6月，曾國藩寫信給他，邀其「速來相助」，李鴻章就坡上驢，欣然前往。重入幕府後，李鴻章漸掌兵事。冬天，曾國藩醞釀安排曾國荃去上海時，明確表示讓李鴻章同去。既然曾國荃不想去，那麼統帥一職非李鴻章莫屬。
1862年初，李鴻章開始組建淮軍。他早年與父親在家鄉辦團練，與淮勇頭目如張樹聲、潘鼎新、吳長慶、劉銘傳等人相熟。有湘軍開創的體制在先，又有早已成型的部隊，只需要挑強汰弱，便輕鬆募得四營——樹字營（長官張樹聲）、銘字營（長官劉銘傳）、鼎字營（長官潘鼎新）、慶字營（長官吳長慶）。
3月，淮勇在安慶集結，接受曾國藩的檢閱。曾國藩覺得淮軍人數太少，戰鬥經驗不足，又調撥了九個營：曾國藩的兩個親兵營，開字兩營，林字兩營，以及熊字營、垣字營、春字營。開字營的長官是程學啟，安徽人，本是太平軍將領，在湘軍攻下安慶前夕倒戈。春字營長官張遇春，最初隸屬於李鴻章辦的團練，後編入湘軍，歷時數年，如今回歸淮軍。剩下幾個營的長官，全都是湖南人。正如史學家羅爾綱所言：「淮軍與湘軍，猶如兒子與母親，曾國藩與淮軍，猶如老褓母與嬰兒。」
經過補充之後，淮軍共十三營，每營500人，共6500名士兵。算上民夫，總人數達9000餘人。
▲淮軍名將劉銘傳。圖源：網絡
4月8日，李鴻章搭船抵達上海。不出一個月，朝廷任命他為江蘇巡撫的旨意就下來了。上海的局勢十分複雜，華、洋勢力雜處其中。曾國藩的政敵、原江蘇巡撫薛煥雖已卸任，但仍管理着東南沿海的通商事務，隸屬於總理衙門。曾國藩不敢貿然對其動手，怕惹到背後的大人物——奕。薛煥的親信吳煦掌管着上海的財政大權，控制着每年近200萬兩的收入，還僱傭了一支洋槍隊。
吳煦在1860年之前只是一個中下級官僚，沒有什麼背景。他能夠在江蘇官場步步高升、穩坐泰山，在於三點：會理財，掌握一支洋槍隊，善於和外國人打交道。
李鴻章到上海之後，並未立馬清算江浙官場，而是先穩住吳煦，然後暗地裏削弱他的權柄。首先，李鴻章派手下接管厘捐總局，派吳煦去管海關，之後又派人接替吳煦「蘇松太道兼管江海關事務」一職，讓吳煦成為空頭的江蘇布政使——反正布政使已經沒有什麼權力了。由此，李鴻章掌握了關稅和厘金這兩棵搖錢樹。其次，李鴻章親自出面與外國人交涉，試探一番後驚喜地發現：外國人雖然與吳煦有私交，但也有抱怨，只要能滿足列強的要求，他們並不在乎和誰談。到頭來，吳煦只剩下最後一張底牌：洋槍隊。
李鴻章與曾國藩有師承關係，淮軍也是湘軍的翻版。然而，踏上上海這方土地後，他們就已經走上一條不同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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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起家翰林，浸淫儒術多年，但還沒有等到摸到門徑，就帶兵去了。曾國藩用他，也是看重他一手奏摺功夫。後來的生涯里，李鴻章以辦事的能力聞名天下，而義理、辭章、考據等等，終成陌路。
面對天下變局，一個富有情懷的人會去琢磨世道人心——正如曾國藩寫下《討粵匪檄》，繼而投身於剿滅叛軍的事業之中。立言、立功、立德，這是兩千年來大儒當為之事。哪怕曾國藩十分懷疑清王朝的氣數，常常懷有一種黑雲壓城、無可阻擋的悲涼之念，也要拼命衛「道」。相比之下，李鴻章既有憂患意識，亦有扭轉時局的氣魄，只是所思所想的東西都非常具體：兵事、外交、西方器物……
李鴻章經營上海，所做之事與吳煦沒有多大差別。第一，他控制了上海的稅源，獲得了大量的軍費。第二，他將淮軍改造成一支使用洋槍洋炮、採用洋操訓練、有軍事工業支撐的軍隊。第三，他不斷精進自己的外交本領，並與總理衙門對接，在1863年兼署五口通商大臣。那一年，他奏請設外國語言文學學館，開啟了漫長的洋務生涯。實業、實利、實功，這是新時代變法者的執着。
李鴻章創立淮軍，招募將帥，首重能力，「文章道德，尚在其次」。到上海後，又召集了一幫洋務人才，專業性極強，信念感不多，甚至還有很多外國人。如果說早期的湘軍將領靠一個古老的理想凝聚在一起，那麼驅使淮軍人物（包括後面的北洋人物）的更多是「利祿」二字。終其一生，李鴻章都擺脫不了「小人愛利」這個標籤，走到哪裏，都會有人站在君子的角度審判他。
曾國藩一開始看不上洋槍洋炮，認為軍力強弱取決於人，而非兵器。見識過「輪船之速、槍炮之遠」後，他不得不產生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想法。攻下安慶僅三個月後，他就設安慶內軍械所，嘗試製造蒸汽機、輪船和槍炮。
不過，他始終留戀着世道人心。他曾目睹西洋千里鏡，感慨儀器之精妙，卻引發了一段另類的思考：「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冶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於他而言，萬事萬物終究還是要回到道德之中。而李鴻章卻說：「孔子不會打洋槍，今不足貴也。」
兩人性格的差異，造就了湘淮系不同的命運。
1862年初，英法聯軍出動，炮轟寧波，進攻太平軍。接着，他們聯合吳煦手下的洋槍隊大舉進攻上海周邊的太平軍據點。
這支洋槍隊名為常勝軍，建立於1860年。其首領華爾是一個來自美國的亡命之徒，出身水手世家，接受過軍事教育，熱愛冒險，渴望戰爭。而江浙官場與湘軍不同，嚴守文武分途的體制：文官可以通過糧餉的供給驅使武官去做事，但不會直接帶兵。雙方一拍即合，由吳煦、楊坊出面僱傭華爾的常勝軍。
常勝軍可以熟練地運用西方的武器和戰術，但與太平軍交戰多次，難求一勝。1861年末，華爾重建了常勝軍，總算有了像樣的戰力。
▲華爾。圖源：網絡
李鴻章來到上海之後，很快意識到「目前之患在於寇，長久之患在西人」，自強的念頭已經萌芽。他雖然要和洋人合作剿賊，卻不願意他們插手軍務。換言之，洋人最好別介入戰爭，如果非要介入，直接出兵可以，訓練、指揮中國軍隊不行。華爾雖是美國人，名義上卻聽吳煦等人指揮，也是李鴻章可以接受的合作方式。於是英國人轉而與華爾結盟，以減輕操縱中國軍事力量的嫌疑。英國人不僅為常勝軍提供榴彈炮、滑膛槍、軍服等物資，還安排英法聯軍配合常勝軍作戰。
天時地利人和俱在，常勝軍久違地品嘗到了勝利的滋味。然而，太平軍主力一殺來，英法聯軍和常勝軍立馬遭遇慘敗。要不是李秀成為解天京之圍，調走了最精銳的部隊，常勝軍恐怕難以立足。
血染紅了上海城內外。城外，各方勢力相互廝殺，然後不約而同一起洗劫老百姓。城內，太平軍俘虜遭到了極為血腥的處決——當然，這是西方人的看法，中國人十分明白叛軍會得到怎樣的下場。一些英國人看不下去，譴責本國的虛偽嘴臉。他們認為英法兩國介入戰爭，是支持行將就木的清王朝，以進行殖民擴張。曾翻譯四書五經的漢學家理雅各就說：「我們會在戰場上殺掉數千人，而諸省巡撫會在刑場殺掉數萬人……我們的高階軍官將會效命於許多殺人屠夫。」
一部分英國人確實擁有強烈的正義感。但歸根到底，這些人考慮的是英國的最大利益，至於這些利益到底是什麼，他們的看法不總是完全一致。那些反對戰爭的人很難意識到，他們口中常常念叨的「貿易」「文明」和「福音」，同樣是對中國這片土地的欺凌。由於內部的不統一，在整個清朝內戰期間，英國一下子強硬，一下子又講道理；一下子中立，一下子又替人打仗；一下子把清朝捧得老高，一下子又痛斥它。
最有原則的英國人是軍火商：誰給錢，誰就是朋友。太平軍奪下寧波之後，「大炮成百地，槍支成千地，彈藥成噸地進口寧波港」。清政府像個怨婦一樣抱怨，開放長江本是為了通商，反而資助了太平軍。要不是軍火過於昂貴，太平軍的戰力還要再上一層樓。據參加太平軍的英人馬惇說：「蘇州城中可能有三萬支外國槍，叛軍中四分之一的兵士佩帶步槍和來福槍，忠王的一千名衛隊完全佩帶來福。」
1862年9月，一名太平軍戰士用一顆來自外國的子彈擊中了華爾，終結了這個亡命之徒的一生。常勝軍由華爾的副手白齊文（美國人）接任。整個秋天，淮軍與常勝軍相互配合，肅清了上海周邊的叛軍勢力。李鴻章派常勝軍去支援曾國荃，吳煦、楊坊欣然同意，但白齊文不幹了。去天京十有八九是找死，還不如在上海周邊打家劫舍。楊坊以扣押軍餉威脅白齊文，白齊文回到上海，跑到楊坊家裏，將其打傷，搶走了洋銀四萬餘元。
事發之後，李鴻章宣佈解除白齊文的職務，懸賞五萬兩獵取他的人頭，還找來英國人，要求他們找一個靠譜的人擔任常勝軍軍官，同時削減外籍軍官的權限。之後，他把常勝軍的一堆爛賬推給吳煦、楊坊，迫使其下台、賠錢。至此，吳煦徹底出局。
英國人戈登接下了常勝軍的擔子。他出身軍官世家，背負着榮譽和責任，內心極為鄙視僱傭軍之行徑。上任之後，他把常勝軍好好地整頓了一番，並得到了英國更多的援助。為補充兵員，他收編了許多太平軍戰士。此舉招致李鴻章的強烈反對，可戈登根本不在乎。他曾哀悼為他作戰犧牲的太平軍戰士：「他們打起仗了像魔鬼一樣，卻令人悲痛地死去了。……這或許正是對他們過去罪孽的回應。」
▲戈登。圖源：網絡
這樣一個榮譽至上的愣頭青出現在江南戰場是非常違和的，但他確實能打勝仗。1863年夏，常勝軍與淮軍聯合作戰，陸續攻下常熟、太倉、崑山、吳江、江陰等地，11月中旬開始進攻蘇州。蘇州城守將、慕王譚紹光率軍浴血奮戰，打退了聯軍一次又一次進攻。到了這時，已經沒有多少人還相信太平軍能取得勝利了。蘇州城內有八位等級略低的王不願與太平天國陪葬，秘密和聯軍聯繫，打算獻城投降。戈登說，只要能以最少傷亡拿下蘇州城，他願意保護降將的安全。12月4日，八王割下譚紹光首級，大開城門，迎接淮軍進城。隨後，戈登入城，會見八王，欲提供保護，八王勸其不用擔心，還答應調千名士兵補充常勝軍。
12月6日，李鴻章接管蘇州，情勢生變。諸王自恃投誠有功，索要兵馬和官職，並要求駐守「蘇州之半」。李鴻章並非有功不賞、過河拆橋之人——按照淮軍對待投誠者的慣例，如果八王歸順後奮勇殺敵，他自會為其請賞。可是，八王既然如此要挾，那就只能迎來屠刀。很快，蘇州城「一聲炮響，四起殺聲」，戈登心知不妙，向淮軍要人，只看到了被肢解的屍體。數萬太平軍俘虜慘遭屠戮，屍體甚至阻滯了輪船的行駛。曾國藩得知蘇州殺降後，欣然稱道：「此間近事，惟李少荃在蘇州殺降王八人最快人意。」
戈登內心的正義被人無情踐踏，怒火直衝雲霄，直接拒絕了清廷的賞賜，還揚言要打清軍。蘇州殺降一事公開後，部分英國人仿佛驚覺一個他們早已知道的事實：他們從來不是什麼文明之光，而是「人道災難的製造者」（這個稱號一直用在太平軍身上）。他們要求立馬停止對清朝的援助。也有聰明人看出，如果英國要維持對華貿易，不可避免要殺人流血，甚至直接出兵征服中國。既然是為了利益，就不要裝出一副偽善的面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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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搞政治就必須要裝樣子。英國議會重拾中立政策，宣佈不再參與上海之外的戰事。李鴻章深諳以退為進的官場哲學，上奏稱如破壞「中外和好」大局，就請從嚴治罪，給英國人一個說法。皇帝回答了一句：「洋人不明事理。」之後，英國人又開始擔憂起絲綢的貿易，人道焦慮早已拋之腦後。常勝軍按兵不動，又有腐化的跡象。李鴻章找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從中調停。大勢壓來，一名英國軍官的小小驕傲簡直不值一提。
▲赫德。圖源：網絡
1864年2月1日，李鴻章、戈登和赫德在蘇州會晤。李鴻章發佈告示說明殺降事件與戈登無關，戈登同意常勝軍於中國農曆新年過後出戰。
對外交涉中，李鴻章漸漸摸到了門道。洋人不是洪水猛獸，只要是人，總會被制度所限制，總會有派系之別，總要講人情世故。對待外國人，不必太過諂媚，不必太過強硬，用他的話說，「鴻章以孤軍與方外雜處，每至十分饒舌，用痞子放賴手段，彼亦無如之何。其順情理，則以情理待之，其不順情理，則以不順情理待之。」這些都是曾國藩、左宗棠所缺乏，後來也沒有機會彌補的手段。
1863年之後，淮軍的武力、江浙的財力、總理衙門的支持、自強的理念，最終結合成一個龐大的權力結構。其名為「洋務」。
視線拉回天京的戰場。
1862年春，李鴻章與淮軍赴上海的同時，湘軍主力向皖北推進。
陳玉成在安慶之戰後，發兵向河南和陝西進軍，但自己卻被多隆阿的騎兵纏上，困在廬州。離他最近的友軍是壽州的苗沛霖部——這是一支地方亂軍，投過捻軍，降過清，也依附過太平軍。此時，苗沛霖再次降清，為了保住人頭，答應清軍誘捕陳玉成。
陳玉成應苗沛霖的邀請，率部從廬州殺出，準備與其會合。他剛進壽州城門，就被苗沛霖的伏兵擒下，隨後被送往潁州，接受審訊。他在死前感嘆道：「太平天國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隨後被清廷凌遲處死。
▲陳玉成。圖源：影視劇照
當時，左宗棠的楚軍進攻浙江，李鴻章的淮軍和英法聯軍進攻江蘇，使得李秀成將主力調往江浙。擺在曾國荃面前的是一片坦途。很快，他率領兩萬人來到了天京城外的一座小山前。此山是一個軍事要塞，名叫雨花台。他並不着急，而是像往常一樣築營寨、挖壕溝，慢慢吞下比自己多數倍的守軍。
夏天，江南爆發大規模霍亂。從南京城外的軍營，一直蔓延到上海的難民營，只要是擁擠的地方，遍地都是發臭的屍體。曾國荃部有萬人病倒，占圍城兵力的一半；鮑超的霆軍也有萬人染疫；左宗棠部的感染率達到五成。湘軍已無力主動出擊。
秋天，李秀成率十餘萬主力回援天京，親自攻打曾國荃的營壘。曾國荃幾乎沒有援軍，鮑超陷於皖南，多隆阿跑去陝西平回亂。曾國藩勸他撤軍，曾國荃不肯。一旦離開前線，攻克南京的功勞可能就要歸於別人，他必須牢牢佔住這個位置。
猛攻很快開始，太平軍的炮彈如雨點一般落入湘軍的陣地之中。幸虧曾國荃紮營結寨的功夫太硬，無論是炮轟、衝鋒、挖地道，都不能撼動湘軍防線分毫。然而，李秀成不缺人，也不缺軍火，只要有一波沒守住，曾國荃就要完蛋。
某日，一枚炮彈的碎片劃傷了曾國荃，但只是皮肉傷，未危及生命。
曾國藩身在安慶，夜不能寐，為弟弟擔憂。他找上李鴻章，要他支援曾國荃，李鴻章提出派遣常勝軍。曾國藩曾多次反對洋傭兵助剿，此刻也顧不上了，同意了這份提議。凜冬將至，他再次寫信給弟弟，要他退到安全的地方。
但曾國荃堅守不退。不斷攀升的死亡人數挑戰着湘軍的士氣。所幸，他們撐住了。在長達一個多月的猛攻之後，李秀成停止了進攻。由於長江被湘軍水師佔據，李秀成部要想獲得糧草，要麼靠天京接濟，要麼靠蘇州陸運過來。天京城有三十萬張吃飯的嘴，不可能供應他。蘇州太遠，緩不濟急。李秀成無奈，選擇了退兵。
對於這場勝利，曾國藩絲毫不覺欣喜。太平軍兵力多，完全可以重振旗鼓，但曾國荃的兵馬要是拼完了，就徹底輸了。當然，他的判斷錯了。太平軍已經完全陷入頹勢之中了。左宗棠和李鴻章收復江浙失地，有力地牽制了李秀成的部隊，迫使其四處作戰。天京城內糧草短缺，人心浮動，太平軍戰力急劇下降。曾國荃一心一意圍天京，看似呆板，其實切中了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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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夏天，曾國荃終於攻下了雨花台的要塞。從山上俯瞰天京城，正如一頭疲憊的困獸。接下來，曾國荃將城外的關隘和橋樑一一拔除，幾乎封鎖了天京所有的出路。
1863年末，李鴻章攻克蘇州，李秀成回到天京，勸說洪秀全放棄京城，轉進江西。此時的洪秀全完全沒有決斷力，堅決不肯。李秀成沒有放棄太平天國，留下來督兵死守。洪仁玕也沒有放棄，出天京招募兵員，但響應者寥寥——已經沒有多少人對太平天國有信心了。
此時，曾國荃部也是問題重重，糧食短缺，紀律全無，很快就撐不下去了。清廷想把淮軍調來參戰，但曾國荃怎麼可能同意？李鴻章顧及私人情誼，藉口淮軍要攻打別處，一再拖延，給曾國荃爭取時間。曾國藩也急了，給弟弟寫信道：「何必全克而後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
曾國荃迫於形勢，不顧傷亡，命令士兵衝鋒。1864年7月19日，湘軍攻破天京，衝進天王宮，卻發現裏面空空蕩蕩。洪秀全早在6月1日就去世了，幼天王也不見蹤影。原來李秀成帶着千餘名將士打扮成清軍，借着夜色的掩護，護衛幼天王突圍出去了。李秀成捨命衝鋒，與隊伍分散，來到城郊一處鄉廟暫避風頭。兩個鄉民識破李秀成的身份，將其擒住，送往清營。由於沒有抓到幼天王，曾國藩為了戰功好看一些，謊稱其已經自焚而死。
湘軍破城之後，釋放了內心的野獸，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南京城陷入火海，好似一個煉獄。7月19日，曾國藩幕僚趙烈文請求曾國荃「止殺」，曾國荃不許，宣佈馳禁三日。7月25日，趙烈文進入南京，驚詫於所見景象：「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皆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其亂如此，可為發指。」士兵對平民嚴刑拷打，逼他們說出太平軍藏寶的地點，有力氣的人替他們搬運財物，病人和老弱則直接處死。
歷史也為我們記錄了一個女子慘痛的遭遇。她叫黃淑華，十六歲。湘軍上門時，砍死了她的二兄。一位壯漢抓住了她，她的弟弟牽着壯漢的衣服，母親也跪下求情，壯漢大怒道：「從賊者，殺無赦，主帥令也。汝不聞也？」於是殺掉了她的弟弟和母親。她的長嫂又過來求情，一同被砍翻。黃淑華悲痛欲絕，想要尋死，但被壯漢拉住，那壯漢說，我愛你，我不殺你。之後，壯漢打算把她擄回湖南。途中，黃淑華在紙帛上寫下自己的遭遇，一張貼在客棧的牆上，一張貼身藏着，趁壯漢不備，將其殺死，然後上吊自殺。後來，當地人將這個故事寫入《湘鄉志》的《烈女傳》。
▲《克復金陵圖》。圖源：網絡
李秀成被俘一星期後，曾國荃就用酷刑撬開了他的嘴。7月28日，曾國藩來到南京，逼李秀成寫下了數萬字的口供，並刪除口供中對湘軍不利的部分，重新謄抄一遍，印成《李秀成供》。曾國藩一直不肯將李秀成的手跡公之於眾，直到1944年才有人在曾家故宅發現這一秘本。
在口供中，李秀成流露出求饒之意，稱「我見老中堂（曾國藩）大義恩深，實大鴻才，心悔莫及」，還說「今天國已亡，實大清皇上之福德，萬幸之至」。不難看出，李秀成多少有些貪生的念頭。趙烈文隱約覺察出李秀成「言次有乞活之意」，對他說：「汝罪大，當聽中旨，此亦非統帥所得主也。」恐怕曾國藩利用了李秀成的求生欲，對他有所許諾，才讓其寫下了這些口供。
8月3日，曾國藩對趙烈文說，他打算先斬後奏，處決李秀成。他心裏清楚，朝廷多半會要他將李秀成活着押送京城，而李秀成為了活命，必然會拉曾國藩下水，將湘軍的一些醜事全都說出去。
8月7日，曾國藩果斷將李秀成處死。
另一邊，洪仁玕得知幼天王出走的消息，將其迎入廣德，準備開赴江西。洪仁玕的計劃，是與太平軍殘部會合，取道湖北，進軍陝西，再舉大業。然而，清軍追得太兇，兩人先後被捕。
臨死之前，洪仁玕讀到了李秀成的供詞，罵他「變更不一，多有貽誤」。他不肯向清朝屈膝，說自己「志在攘夷願未酬」，隨後英勇就義。
湘軍攻下天京的那一刻，既是曾國藩權勢的頂點，也是他衰落的開始。
左宗棠上奏揭露曾國藩謊報幼天王已死的軍情，湘系內部的裂隙進一步擴大。北京大肆宣傳湘軍燒殺搶掠的行徑，利用清議打擊曾國藩兄弟的威望。曾國藩四面受敵，流露出憂懼之意。他給曾國荃寫信道：「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統治着半個中國的人，竟然會如此憂心忡忡。
內在的曾國藩，就是一個傳統的儒生。他可以為了保衛孔子之道而瘋狂殺人，也可以痛罵腐敗的朝廷、無能的官僚，但不會想自立當皇帝。權力令人感到害怕，甚至不如故紙堆吸引人。他最終選擇了消極自保，讓出兵權，以保住蓋世英名和身家性命。
攻下天京後第十九天，曾國藩上《粗籌善後事宜折》指出：「臣統軍太多，即擬裁撤三四萬人。」當然，曾國藩裁軍還有一層考慮：湘軍已是強弩之末，糧餉拖欠已久，將帥志驕意惰，兵士擄掠成性，如不裁撤，必是一大禍害。
當時在江南地區的軍隊主要有三部分：一是江蘇李鴻章部淮軍，大約七萬餘人；二是浙江左宗棠楚軍，近五萬人；三是曾國荃部五萬餘人，加上曾國藩大營和鮑超等部，總兵力約有十餘萬人。
曾國藩覺得淮軍更有戰鬥力，與李鴻章商議，表明了「裁湘留淮」的意願。對於曾國藩的決定，李鴻章自然是同意的。不過，淮軍未必有多好。李鴻章透露，「三年以來，統計欠餉已達七八百萬兩」，淮軍基本也靠擄掠來維持士氣。因此，他提議淮軍只留三萬人，以防備虎視眈眈的外國人。
從1864年秋到1865年初夏，曾國藩分批裁掉了約六萬人。裁軍需要大量銀錢，以補齊欠餉、支付遣散費用。許多湘軍士兵得不到應有的待遇，只能鬧事。1865年5月，戰力很強、但軍紀奇差的「霆軍」突然鬧餉，一處生變，各地效仿，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均有兵營譁變之事。曾國藩叫來正在養病的鮑超，安撫霆軍將士，然後拼湊錢糧，放緩裁軍的腳步。到了1866年，除了「霆軍」之外，湘軍基本只剩下老湘營6000人（其中3000人是新兵）。後來，霆軍被打散，有的進了淮軍，有的進了左宗棠部。老湘營也隨左宗棠去了西北。
▲鮑超畫像。圖源：網絡
1865年，負責剿滅捻軍的僧格林沁被擊斃，清廷徵召曾國藩剿捻。朝廷並不想用曾國藩，但以他的聲望和地位，又不能不重用。湘軍次第被裁，曾國藩只能率領淮軍剿捻。出征之前，李鴻章非常擔心老師此行的結果：「節相奉命討賊，義不容辭，惟部下已乏強兵，精力亦甚疲憊，勉起就道，未知能否終局。」
果然，曾國藩北上不久，屢屢碰壁。要說淮軍內部排擠他，是談不上的。他突然來到中原剿匪，不熟悉形勢，回到了四面堵截的老辦法——對付太平軍還算有用，對付捻軍則不行。他也不熟悉各地長官和部下，做事難免受他人掣肘。清廷失去了耐心，中途換帥，讓李鴻章走馬上任。1869年，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再度陷入困境，又是李鴻章替他擦屁股。
湘消淮長、曾李交替雖是清廷有意為之，但也和曾國藩跟不上時代有關係。他開創了新的體制，建立了湘軍，帶出了成批的疆吏，成立了無數以「局」命名的機構。可一旦脫離了戰爭，他的視野還是回到了儒家那一套東西里。
相較之下，左宗棠算是半隻腳跨入了新時代。
1863年初，左宗棠向總理衙門建議，仿造輪船，以備海防。1866年，他創辦福州船政局。隨後，被任命為陝甘總督，不得不從沿海走向內地。他花了七年時間平息回亂，又遇到俄國人入侵新疆，他的人生重心不再是海防，而是塞防。由於多年身處邊疆，他與蓬勃發展的洋務運動已經有了一層深深的隔膜。1881年，他功成回京、入值軍機，看起來位高權重，實則淪為慈禧制約李鴻章的一個工具人。
同年10月，左宗棠外放為兩江總督，大量任用湖南人。隨後，他以患病為由奏請開缺，保舉曾國荃為繼任者。曾國荃任兩江總督近七年，「大招湘軍舊部，擴建新營頭」。經過湘系多年的經營，終於形成了南洋湘系、北洋淮系的格局。
李鴻章走得最遠。
剿捻成功之後，清廷還是想裁淮軍，劉銘傳、潘鼎新心生退意，紛紛辭官。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時，向朝廷提議，「畿輔要區，為皇都拱衛」，應當規劃部隊，沿海戒備。於是，淮軍順理成章入駐了直隸。李鴻章在直隸總督任上二十餘年，主管洋務、海防、招商三大要務。北洋所在，幾乎成為總理衙門之外的又一個政府。等到湘系最後一個大佬劉坤一任兩江總督時，以北洋「盡天下之財力」為世間之大不平。
曾國藩於1872年去世，其人生劣跡斑斑，但許多人把他當作精神領袖。李鴻章雖是洋務巨擘，卻鮮有人視其為導師——他1901年離開人世之時，留下了一堆殘破不堪的洋務事業，和一個壞名聲。
器物升了值，人格卻貶了值。傳統和現代之間依然橫亘着一道長長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