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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暁康:美國破裂加劇,需要高聳巨塔來凝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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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網見「奧巴馬總統中心」,英文裏有些揶揄明顯來自白人,如稱其「Toilet facility」,「Obama’s building looks like a large septic tank」(大型化糞池),忽生念頭想寫一篇《從大褲衩到大糞池》,詫異東西方竟然都有丑怪大型建築物的建構欲,難道是一種左翼審美觀?然而川普不是也說:「奧巴馬剝削了少數族裔……至今還沒支付他所做的工程費用。他連自己的人民都剝削。但這都是典型的自由派胡扯。看看川普那漂亮的大樓…哈哈哈哈」,而下引兩塔比較圖像,恰由川普本人貼出,其左右破裂之勢愈加明顯;有種解讀建築物的左翼觀點,認為民眾的想像力也要靠公共建築的宏偉、龐大、高聳去分散,於是想起北京那座「大褲衩」,以及央視的種種掌故,而巨星建築物之醜陋,乃因其隱喻著雄性的陽具,光天化日之下,張揚的是權力,奇醜無比。】

一、西方衰落

6個黑人男子讓50個不同的母親生下87個孩子!

https://twitter.com/seadognw/status/1355333784690778112?s=20

這個視頻的主持人,在現場點起五個男人,算出87個孩子之後,講了一通無父兒童與有父兒童的比較數據:

自殺率高出5倍

出走率高出32倍

行為異常高出20倍

性犯罪高出44倍

吸毒高出10倍

這個問題,不是黑人問題,也不是什麼「福利」問題,而叫「核心家庭」破碎,其實正是西方衰落的一個point,其脈絡雖很複雜,卻是明白無誤的左傾。

思潮傾向上左傾,是歐美自六〇年代以來時急時緩的一個社會現象,跟自由主義、民權運動、社會福利等價值提升相關,也是一種價值嬗變,看似「進步主義」,但是其總趨勢是符合基因選擇的,即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的強烈抬頭。

其中女性覺醒、女性主義興起的直接後果,是核心家庭的解體,它導致了離婚率上升、生育人口下降、單親家庭普遍、子女孤單等一系列問題。將生物學引入人文領域乃當下時髦,物種的自私傾向甚至是存活選擇決定的,是基因的規定,所以文明基本的含義,利它主義,居然有反基因(克服基因趨勢)傾向。這是另一個未明的機制。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任院長羅伯•普特南(Robert Putnam)寫了一本書,描述富人和窮人養育小孩的差異愈來愈大,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重振傳統家庭價值,所以女性大學畢業生不到10%是非婚生子,大學學歷白人女性只有2%非婚生子,而中學(含)以下學歷的非洲裔女子非婚生子人數高達80%。這裏不僅有種族差異,也有階級對立。他的意思,是富裕家庭有經濟能力更投資子女教育,使其具備更好的競爭技能進入社會,相比之下貧困尤其單親家庭,對子女僅能壓制訓斥,較少精神層面的教養而使其粗鄙化——這恰是「倉廩足而知榮辱」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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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覺醒,在美國產生的左右爭議,比較麻煩的是墮胎問題,表面上自由派說母親的選擇權利,保守派說嬰兒的權利,但背後是一個宗教問題:上帝給你的孩子你無權拒絕。

好像2004年聯邦最高法院有一大法官退休,新補者將影響墮胎合法,結果保守的小布殊大贏,媒體分析民主黨的liberal理念大大超前於美國尋常百姓,自由墮胎嚇壞了中西部的草根大眾,他們為了保護後代不被驚擾也得捨棄其他東西去捧小布殊上台立法禁了此道。

但是法律事實上效果有限,美國少子化日趨嚴重,不生育領養蔚然成風,假如對比前述黑人生育過剩,歐羅巴人種漸少,這種比較和論述無人敢做。

其實全球景觀,早是這副圖景,一個低度開發的回教世界,貧窮卻人口快速增長,南美洲亦然,於是廉價勞力大量湧進歐美。誰敢說人口逆向淘汰,那就是種族主義。中國的人口,因為制度關係,不跟進全球,它從人口過剩急速走向人口老化。

世界左轉,誰也擋不住。二次大戰後,人類就左轉過一次,結果出了斯大林毛澤東、布爾布特三個惡魔。

下面這個新聞,荒謬卻真實:

Breaking: Black Lives Matter Terrorists Nominated for Nobel Peace Prize After Causing$2 Billion in Damages in2020 Mob Riots- Truly Times- Conservative News

1月31日是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最後一天。據德國媒體報道,BLM(黑人命貴)運動獲和平獎提名,挪威左翼政客埃德(Petter Eide)說,因為它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反對種族歧視最強大的運動之一」。

二、江胡大拆遷

法國作家左拉非常重視獨創性,與他的這個時代同步發展的是生理學和醫學,1850年,法國醫生呂卡思發表了《對遺傳的哲理與生理考察》,這部1600多頁的大書引用大量病例證明很粗糙膚淺的遺傳學理論,認為人的行為和性格中有深層的遺傳影響,父子的差異等遺傳規律與先天的規律,兩者互相均衡又相互矛盾對立,引起了遺傳的各種各樣的變化。按照這種觀點,他構築「第二帝國時代一個家族的自然史和社會史」大廈,從1886年開始着手書寫寫一部連續性的大作品,《魯貢·馬加爾家族》,5個世代,一套20部的家族史巨著。

自一九九三年春以來,我再也沒有機會回一趟巴黎,不覺十幾年過去了。二○○七年夏天,友人譚雪梅女士邀請我和妻子傅莉去巴黎小住幾日,她的小女兒一家人正好出門度假,我們便下榻在那裏,常常往南漫步穿行巴黎舊區的巷弄,到蓬皮杜中心附近閒逛。那一帶是中央菜市場舊址,令我想起少年時讀過的一本左拉小說,書名極傳神:《饕餮的巴黎》,乃是二十部系列中的第三部。路易.菲力普的「七月王朝」被視為文學上的「巴爾扎克時代」,而接下來的第二帝國,便是文學上的「左拉時代」。

我這一代大陸人,少年時代悶在閉關鎖國中,卻對法蘭西「第二帝國」和拿破崙那個侄子並不陌生,端賴馬克思那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甭管讀不讀得懂,卻是人人都翻過兩頁的,甚至不少人或為此書汪洋恣意的揶揄筆調,而崇拜了馬克思,也未可知。這回我來巴黎,則發現這「第二帝國」與當下中國的「盛世」,竟有驚人相似之處。

1、巴黎大改造與神州大拆遷

我的遐想,正是被營建中央菜市場的歐斯曼,和他的「巴黎大改造」勾起來的。歷史對這個「拆遷大師」可說毀譽參半,但大規模拆遷影響的首先不是珍貴的文物建築,而是社會結構遭到毀滅性破壞,大批工人、手工業者、小商販被趕到環境惡劣的郊區,市區新建高樓群起,社會矛盾迅速激化,持續十七年的改建,也積累著社會仇恨,直接後果就包括一八七一年著名的巴黎公社起義。社會的失聲必須用歡樂和物質享受去覆蓋,民眾的想像力也要靠公共建築的宏偉、龐大、高聳去分散,那是另一種性質的「煽動」(demagogy),所以路易.波拿巴上台之前在牢獄裏就打好了巴黎大改造的腹稿,歐斯曼不過是他的計劃執行人而已。有了這個參照,我們就不難理解伴隨中國「經濟起飛」的烏煙瘴氣的「神州大拆遷」、遍佈各地的「政績工程」及其貪污,以及從北京的鳥巢、巨蛋(國家大劇院)、大褲衩(央視新樓)直到安徽阜陽一個區政府的「白宮」,都是政治涵義壓倒建築審美的,所以中國人可以很自豪地在北京找到十九世紀中葉巴黎破碎的殘影。

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10164032561348331

三、大褲衩的前世今生

中國是一個奇詭的電視大國。1987年黑白電視機產量世界第一,彩電年產三千萬台,電視機的社會擁有量突破一億台——"第三世界"之窮國的"第一世界"水平,全國平時經常看電視的觀眾達六億人之多。電視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社會、文化影響之巨大、對人們心態塑造之強烈,也是世所罕見。電視在中國,一方面是"黨的喉舌",是意識形態怪獸;一方面又是電子科技的強大媒體,是商業和消費文化的怪獸,這種兼具輿論控制和現代傳媒雙重性格的所謂"中國特色",構成中國獨特的電視文化,以及在這種文化塑造之下的現代中國人的扭曲心靈。所以,認識當代中國,不可忽視對中國電視的研究。筆者早幾年曾涉足電視界,曉得一些掌故,現拈來一鱗半爪,或可展示一個獨特視角,以窺見當代中國文化性格形成之一斑。

1,中央首長家裏的"戲園子"

1958年5月1日晚七時,中國大陸第一座電視台"北京電視台"開播,當時北京城裏只有三十多架電視機,擁有電視機的都是黨的高級幹部。據說毛澤東每天要看電視新聞,錯過了時間他會打電話讓電視台專門為他重播一遍,雖然當時的電視新聞不過是一些圖片罷了。周恩來一如他的風格,對電視"最關懷",看到螢屏里的鋼琴上擺着一瓶絹花,就允許電視台每天到中南海去采鮮花;看到電視裏戲班子的樂隊進了樂池,他說不象中國的作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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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是世界電視大發展的時期。日本1953年才有電視,香港的第一家有線電視麗的公司開辦於1957年。本來,台灣引進美國技術,預定在1958年"雙十"節開播電視,這個信息導致了一場政治角逐,使北京倉促上馬,趕在台灣之前開播,電視成為"大躍進"的產物。全國到處是"土法上馬"辦電視,到1963年已有36座電視台,大多難以為繼,又紛紛停播。

開辦之初的北京電視台沒有自己的節目,只是"口播"人家的新聞稿,最早上屏幕的電視播音員,就是後來"九州方圓"節目的著名女主持人沈力。電視上百分之七十五的時段用來轉播電影和戲曲。第一部上電視的電影是"林沖",比電影院還早演了兩個月,可見當時電視台之"霸道"。文化部和北京市委規定,所有新片在北京影院上映前半個月,一律交電視台播放,因為那時能看電視的都是一批特殊觀眾,老百姓與電視接觸甚少,偶爾在電影院裏看到電視新聞,也覺得那是"白饒"的加片,而真正的電視在他們看來,不過是中央首長家裏的"戲園子"。歷史形成的中國電視特別是中央電視台的這種"皇家"身份和性格一直延續至今,在它早已成為所謂"公器"之後,仍然比其他媒體更多得到來自中南海的青睞或責罵,動不動就會打來一通電話,對一個鏡頭、一句措辭橫加干涉,所以作電視台頭頭的人,需要格外謹慎的"伺候"才行。

中央領導大多愛看戲,1959年"國慶"電視台連辦五場戲曲晚會,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尚小雲、荀慧生等都是那時的"電視明星",電視中心的三個演播室輪番請來各種劇目,從"李慧娘"到"紅燈記",從才子佳人到工農兵,螢屏上仿佛沒有忌諱。不過,電視台從一開始嘗試拍電視劇(從東歐引進的新品種),就是活報劇式的廉價宣傳品。第一部電視劇叫"一口菜餅子",是所謂"憶苦思甜型"的,以後幾年裏大約拍了一百多部,都是緊跟形勢、圖解政策、越拍越左,大多是"一條主線,兩三個景,四五個人物,七八場戲,六十分鐘,二百個鏡頭"。

1961年是"大躍進"和"文革"之間的一個輕鬆的低谷。北京電視台瞅空子辦了三場"笑的晚會",大約是唯一值得回味的掌故。一個茶座式的舞台,以相聲為主,侯寶林說開場白,搭配各種諷刺小品、洋相、笑話、獨角戲、折子戲,以及陳強的"光棍哭妻",和"人藝"的絕活--北京小販街頭吆喝聲的配樂合唱"市井大合唱"。這些節目後來都被斥為格調不高、"討好小市民",而毛澤東的所謂"裴多菲俱樂部"和"死人統治活人"的恐赫聲已遠遠傳過來了。

1961年時,北京已經有一萬架電視機。

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10159248313763331

由於中國擁有龐大的觀眾和市場,電視製作者總是幸運的,無論拍故事片還是紀錄片,只要有所創新,總能引起轟動。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台的紀錄片主要以山川風光為題材,並且大都是同日本合資的,所謂合資,無非是把"大好河山"的拍攝權賣給外國人,如絲綢之路、長江、黃河等,每一部的"協拍費"大概都是百萬美金。1983年8月播出的"話說長江",擺脫畫面加解說的老套,採用章回結構,還引進兩位主持人陳鐸、虹雲,娓娓道來,頗得好評,在兩個頻道交替播放,連續半年之久,在全國引起一場"長江熱";1987年又有兩部大型紀錄片播出,一部是"話說運河",三十多集,採取邊拍邊播的方式,讓運河旁的普通老百姓走進電視,也講了許多歷史、文化和民俗,很有文化味。另一部是十二集的"讓歷史告訴未來",敘述當中穿插了不少人物傳紀資料和紀實性的文學手法,雖然仍不免有些官腔官調,但在紀錄片的處理手法上很有創新。這些片子的經驗,如所謂"河流片"的廣闊視野和文化意識、所謂"歷史片"打破時間和空間的跳越、聯想以及鏡頭的快速切換,都對提升中國電視水準貢獻極大。

對於文藝性或專題性節目,官方所採取的審查辦法,一般是項目計劃要審查;製作完成後還要送審,根據政策口徑減掉有問題的鏡頭才能播出;播出後還會有一種沒有規則和政策依據的任何人都可以隨意施加的"後審查",可能是幾個觀眾的批評電話,當然最要命的是中南海里那些黨中央的老人們的電話,就可能不僅使一部片子被槍斃,還可能使它的製作者丟掉飯碗。這種審查制度到1979年開始發生問題,市場經濟衝擊電視,各家電視台都要千方百計用自己的節目提高收視率,而收視率最高的黃金時段可以賣最貴的廣告。"河殤"的製作和播出,基本上是在中央台的領導人全力支持下完成的,受到上面追查後,他們一面去向中央作檢討,一面又來同編導人員商量拍續集。六四以後,在對螢屏嚴格的控制下,還得有叫座的片子才行,否則中央台兩千多號人的獎金從哪裏來?於是王朔的肥皂劇又風靡了,不咸不淡的,中國人總算學會嘻嘻哈哈了……。

右圖:奧巴馬總統中心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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