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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精神的求索者:追憶1983年春天的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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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1983年春天,年輕的美國學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北京與哲學家梁漱溟多次見面,此文中她追憶了當時的情景。彼時的中國,文革過去未久,經歷浩劫的知識分子們驚魂未定——梁漱溟也曾在文革中被紅衛兵逼迫親手毀壞父親梁濟的墓園。在舒衡哲的記憶中,被外界稱之為「最後一個儒家」的梁漱溟,並未被摧毀精神。倖存於文革浩劫之後,已年屆九旬的他,依然是那個精神與真理的求索者,言行打動人心。今日的讀者,也可從此文窺見1980年代早期中國知識分子的部分境況。

那一年的北大校園,美麗的春天如期而至。我也回到了自己的母校,並與知識界的同道們重逢。我在1980年的夏天,離開了這裏,那時,我作為文革結束後首批赴北京大學的美國交換學者之一,剛剛完成了一年半的學習。當時,我就知道自己還會回來——因為我在撰寫一部關於張申府(原名張崧年,哲學家,中共早期創始人。北大哲學教授張岱年之兄——編者注)的著作。然而,出乎我的意料,這次回來,我採訪到了梁漱溟,並被他深深地打動——梁和張申府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順天學堂時期,就已是老友。

與梁漱溟的會面,對我的人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這是一位真正的求索者——終其一生,他都在深刻的精神層面追尋着真理。他的追尋,已遠遠超越了張申府(以及我在中國與西方所認識的許多學者)生命中充溢的政治與哲學困境。不過,如果不是因為我彼時正在做張申府的口述史研究,我或許會永遠錯過梁漱溟,也不會在1983年4月29日的那個春日,敲開他北京寓所的門。

在我們會面之前,我的同事Guy Alitto(美國漢學家艾愷,其著作《The Last Confucian》,也即《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困境》一書於1986年出版——編者注),曾寫信給梁漱溟,介紹我做的關於五四運動的研究。隨後,我也給梁寫了信,請教他關於和張申府漫長友誼的一些問題。4月29日早晨,我在北大校園裏接到電話:梁先生已準備好,並急切地希望在當天下午兩點半見到我。

我叫了一輛出租車,來到北京城中心一棟略顯破舊的公寓樓。登上九樓,開門的是一位幫傭的女工,她身後,梁漱溟正等着與我握手——一位已九旬高齡,卻依然極為清醒敏銳的老先生。

那天晚上,我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能遇見這位賢者,是何等的福分。他令人印象深刻。固然體弱,但卻如此謙遜、敏銳、細緻而體貼。他的品德中沒有一絲虛假。他對道德的執着閃耀其間。這與張申府那種自信而倉促的敘述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我見到梁漱溟之時,我已採訪張申府將近兩年時間。在我面前,張早先的清晰,以及樂於詳述自己思想與經歷的熱情,已逐漸減退。到了1983年5月,我和他的許多談話都圍繞一個主題:張如何將自己視為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哲學家——而我已學會對他宏大的自我評價有所保留。但與梁漱溟的相遇,為我打開了一條全新的思考路徑:在梁身上,我得以見證一種超越哲學的生命。

梁漱溟讓我窺見了一位飽經折磨之人的內在世界——他始終在苦難之上尋求一條精神之路,並試圖抵達某種可以療愈歷史創傷的持久真理。

我後來又三次拜訪了梁漱溟。分別是同年5月的6日、14日、17日。我們於5月27日告別。每一次見面,我們似乎都更為親近,更為坦誠。我不再急於提問關於順天學堂的問題,也不急於比較他與張申府對羅素的不同看法。我只是慢慢啜飲茶水,注視着他瘦削的面龐,在寂靜無言之中,體會他內心的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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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多次的見面,讓我對梁漱溟與張申府的舊日情誼漸次了解,也同時有幸聽到他關於自身精神探索的片段——儘管這些內容與張的哲學探究之間,並無直接關聯。

《張申府訪談錄》中文版封面

5月14日,我們進行了最長的一次談話——整整三個小時。梁漱溟一如既往地熱情迎接我。他穿着舊舊的中山裝,光頭上戴着一頂毛線帽。他看起來不苟言笑,事實上,他始終是一位嚴肅的求索者,對世界如此,對自己亦然。他那深陷的雙眼直視着我,我們坐下來,開始交談:

「無論別人如何稱呼我——比如你那位美國同事阿利托稱我為『最後的儒家』——我首先是一個佛教徒。我一直不吃肉。我也一直在試圖理解苦難的根源,並努力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中,將其拔除。」

說完這番話,他的聲音漸漸低沉,仿佛放置在我們之間的那株盛開的紅色仙人掌,吸走了他的聲音。我第一次走進他家時,就注意到了這株仙人掌——在整齊排列的書籍之間,它格外醒目。那次我拍照時,他沒有戴帽子。我隱約覺得,那株生機勃勃的仙人掌正映照着這位老人的性格——在中國二十世紀翻天覆地般的動盪歲月中,他始終葆有那一份被細心培植的頑強精神以及道德上的獨立。

張申府與梁漱溟都以思想獨立為傲。張以其獨特的才智探索西方哲學,而梁則不斷探究他所稱的「民族心理的基礎」。談及兩人的差異時,梁始終稱他為「張先生」——這種禮貌出自長期修養的謙遜與對他人的尊重:

「張申府先生,比我更了解西方。他親自見過、讀過的都更多。我不會讀外文,雖然學過多年英語,但久未使用,幾乎已經忘記了。張先生在這方面幫了我很多。他懂多種外語,而且掌握得很好。我常常依賴他借書、討論那些被翻譯成中文卻並不可靠的西方著作。我們當時在北大的興趣就不同。我研究佛教認識論,張先生研究數理邏輯。至於他的哲學……」

說到這裏,梁的聲音漸漸消散。他顯得疲憊。我告辭時,他又邀請我再來。顯然,這些談話對他而言,其意義不僅只是為我提供一些參究的資料。

三天後再訪,他願意進入更為個人化的話題。我們談到他與張申府在對羅素的看法上的差異。與我口述史的主角張申府不同,梁對羅素「理性主義可以解決一切人生問題」的主張持批評態度。他曾一度對Henri Bergson(即亨利·柏格森,法國哲學家——編注)感興趣,但後來通過融合中西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精神道路。

梁並不直接批評張的觀點,但通過談話,他讓我逐漸看清,是哪些經驗塑造了他自己獨特的世界觀。張申府曾加入又退出共產黨,而梁則努力保持在政治紛爭之外。1936年,張申府因學生運動被短暫監禁時,梁曾前往北平探望;1957年張被劃為右派時,梁與他的友誼也沒有斷絕,並曾去探望困境中的張。同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張申府也盡力與梁保持着聯絡。

在我真正見到梁漱溟之前的兩年,張申府曾動情地對我講述梁在1960年代的遭遇:

「我的老朋友梁漱溟,被一再毆打。紅衛兵闖入他家,逼他下跪,用鞭子抽打,還燒了他的書。我儘可能地去看他。他當時真是一個被摧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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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83年夏天坐在我面前的這位老人,精神是如此完整,看不出破碎的跡象。他對自身尊嚴有清晰的意識。事實上,他始終葆有某種深層的信念核心,才得以穿越最黑暗的年代。

在一次次交談中,我逐漸將話題引向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此前,我從其他學者那裏得知,紅衛兵曾強迫梁漱溟拆毀其父梁濟(清末著名學者,1918年於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編者注)之墓。但直到他親口講述,我才真正想像出那種屈辱:他被拖到北京郊外,被迫舉起鐵錘,砸毀父親的墳墓。說到此處時,他的眼中再次泛起淚水。更令人震驚的是,在毀墓之後,紅衛兵還向他索要費用——因為他體力不支未能完成毀墓工作,對方「代勞」,而他必須為此付費。

梁漱溟於1983年。圖片來源:舒衡哲

回到我們見面的這一時刻。儘管1983年的梁漱溟仍承受着沉重的悲傷,但他的目光清澈,聲音柔和而堅定。讓我深受鼓舞的,正是他的「氣節」——一種西方詞彙難以完全表達的靈魂正直。

正是這種氣節,使1983年的這次相遇如此深刻——即使在同一個月里,我還採訪了周揚(中共文藝理論家,曾領導左翼文藝運動——編者注)與許德珩(曾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九三學社」創始人——編者注)兩位,並幾乎每日與張申府會面。在這些倖存的老一代人中,唯有梁漱溟,以一種精神力量之光閃耀其間。

雖然我們未談及我自己的猶太傳統,但他感受到我對他的理解,他似乎認為我擁有一種能夠超越語言表層、把握其意義的世界觀。

5月27日告別那天,我們談話不多。我們都明白,這很可能是此生最後一次相見。梁的語速比平時更慢。他幽默地講起,金岳霖曾對胡適說過:「你少說了一句『我是哲學的外行』。」(據一些文章記載,西南聯大時期,胡適曾發表關於哲學定義的文章,金岳霖看完後對胡適說:「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說了一句話。」胡適問是哪句,金岳霖以此作答。——編者注)

在門口,他握住我的手,沉默地握了幾分鐘,低着頭,不與我對視。那晚我在日記中寫道:「多麼體貼而充滿敬意的告別!我感受到他的情意,也感到他在這種緩慢流逝的時間中教給我某種重要的東西。」

如今,43年過去了,我仍在試圖理解梁漱溟在1983年春天教給我的東西。他給我提供的關於張申府的資料,對我後來撰寫《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耶魯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文版譯名為《張申府訪談錄》)確有幫助。但我們的會面,遠不止於信息的交流,而是有更深沉的內在精神意義。

我有幸與一位在二十世紀最艱難的歲月中,始終追隨內心之聲的人相處。這種「內在的音樂」,至今仍在激勵我——每當我看到那張老人與紅色仙人掌的照片時,它仿佛在低語:「忠於你對真理的理解,相信它會引導你前行,無論群體的教條多麼喧囂、誘人。」

編者補註:

梁漱溟:1893年(光緒年間)出生於京師(即後來的北京),1988年辭世。是20世紀中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改造運動者。原名煥鼎,字壽銘,後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學任教,七年後投身農村,從事鄉村建設運動。抗戰勝利後曾參與國共和談,參與創建民盟。1949年後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及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等,曾遭毛澤東點名批判。著作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印度哲學概論》、《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與《人心與人生》等。

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名的猶太裔美國漢學家,也是詩人和作家。美國衛斯理安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榮休教授。她是1979年中美建交後首批官方交換學者,於1979-1980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進修,長期致力於中國現代史研究,尤其在五四運動、口述史領域成果顯著。代表作有《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張申府訪談錄》、《漫漫回家路:一部中國日誌》等。關於她更多的寫作與出版,請讀者參見她的個人網站:

https://betweentwowalls.com/。

本期推薦檔案:

舒衡哲:《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

舒衡哲:《張申府訪談錄》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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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中國民間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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