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北京市在一九五八年根據當時主政的某位領導的指示，向東北吉林省移民。我家就是有幸在一九五八年被移民到了吉林。雖然這次移民的人數不是很多，約有一千餘人，畢竟也是關係老百姓生存、生活的一件事，被移民的人的生活乃至命運畢竟受到了一定影響。至今我未見到有人寫過這件事，於是簡略寫下記憶中當時的情況，以備一格。
一九五八年我十一歲了。我家住在朝陽門外，那時這裏雖然環境顯得比較陳舊，但確是很繁華的地方，商業和生活設施很齊備，食品、百貨、餐廳、茶館、照像、銀行、影院、劇場、書店、醫藥、住宿一應俱全，也算是北京一處適合老百姓居住的地方。
我當時上小學四年級，全家三口人，住在朝外大街旁的一條胡同里，離大街不遠。父親原來擺小攤賣些食品、小雜貨，實際是連家鋪（這條胡同有不少這樣的小鋪），母親除了洗衣、做飯操持家務外，也幫忙經營小攤。1956年全國搞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資本有點規模的私營企業都搞成公私合營了，剩下一些小商小販因本小利微，搞公私合營不夠資格，但是也不能像以前一樣個體經營，也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於是由十幾家類似的小商販，組成了集體性質的「聯營商店」，有點類似於農村的互助組。我家的小鋪就成了聯營商店的一個小「門市部」了，父親成了聯營商店的採購員，母親成了「門市部」的售貨員，當時兩人的工資加起來每月共六十元。
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的一天，父親回家來說，組織上（聯營商店大概是歸區商業局管）根據上級要求動員一些人到東北去「支援農業」（其實這就是按彭真指示搞的往東北移民），他已經報了名，沒說是自願報名還是怎麼報的名，過幾天全家就都要走了。此事不知父母親有沒有商量，有沒有不同意見，因為這幾天我照舊上學，家裏的情況不太清楚，至於父母是怎麼想的就更不知道了。總之，全家就這樣匆匆準備去東北了：小攤停業，我辦轉學，家裏遷戶口，變賣一些東西，準備行李。雖然很多親友來勸父母不要去，說到那邊生活不習慣，體力活重等等，但是我們還是去了。
六月十五日的清晨，一輛大卡車把我們三口人和幾件行李（一個三屜桌、兩個木箱和衣服、被褥）一齊拉到前門火車站。車站裏人聲鼎沸，大部分是像我們這樣拉家帶口，攜帶行李，舉家遷移的。不一會，行李裝上了行李車，我們都上了客車，這個車就是普通的硬座綠皮車，但卻是為送移民而開的一趟專列。（這是往東北移民的第一批，據說原計劃共三批，但是不知何故第一批走了之後，另兩批沒有成行。）
隨着火車的移動，我們離開了北京，向那未知的地方前進。我因為年紀小，是第一次坐火車，所以感覺很新鮮，和幾個小孩在車廂里亂串，還到列車員休息室去玩。在火車上吃的是自帶的食品，路過一些大的車站在站台上也有賣吃食的。晚上我就躺在鋪了報紙的車廂座位下地板上睡覺。大人們就只能倚靠在座椅上休息了。
火車開了兩天，第三天早晨到達了我們要去的地方——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又叫郭前旗。郭前旗在吉林省西部偏北，離長春市約三百多里，當時從長春到郭前旗不通火車，從北京來是繞道白城子到達郭前旗。下了火車，所有的移民被分到了遠近不等的各個鄉村。我們在站台上找到了自己的行李，也找到了我們要去的村里派來接我們的大車，於是一家人和行李又上了四匹馬拉的大車向最後的目的地——吉拉吐鄉糧窩屯進發。和我們分到一個屯子的共有五戶，這五戶雖然都來自北京原來卻互不相識，不知為何給分到了一個屯子。除我家外，一戶姓宋，兩口大人，三四個孩子，最大的孩子是女孩，和我差不多大。一戶姓孟，就是五十多歲的老兩口，還有兩戶是兩個單身漢，姓什麼就不記得了。
糧窩屯在縣城的東南方向，距縣城大約十二里，坐上大車，離開車站，看到吉林農村的景象，田野是十分的遼闊，放眼看去見不到人家，雖已是六月，卻還有人馬拉犁在地里耕作，看來是要種大秋作物。大車沿着土路前行，大約一個多小時，車已經進到了村里。這個村子很大，估計有幾百戶。我們北京來的五戶被分到不同的人家住。在北京的時候，據動員移民的工作人員講，到農村，你們的吃飯、住房都安排好了。原以為會有自己的住房，結果是到老鄉家借住。我家被分到本村西北角的一戶人家，這戶人家的院子很大，院牆就是土坯壘的，院門是用木板條釘的，沒有門樓。（這個村的院子好象都沒有門樓）進院門到屋門有二、三十米遠，院裏種了一些蔬菜，院牆是土黃色的，房子也是土黃色，房頂是用泥抹的，沒有鋪瓦，這裏的房子大多是這樣。院裏北房三大間，中間是堂屋也是灶房，四個牆角有四個灶台，東、西裏間是臥房，也是起居室，各有南北兩個大炕。這戶人家是哥兩個和老父親及孩子共三代同住，東屋是老人和二兒子一家住，西屋是大兒子一家住，我們來了就借住在大兒子住的西屋。從堂屋進到西屋，左右各有一盤土炕，炕上鋪着葦席，炕很大，可以睡五六個人。屋主兩口和三四個孩子睡南面靠窗的炕，我們一家就住在這個屋的北炕。在北京沒見過一個屋子裏有兩盤炕，住兩家人的。但是到了這裏，沒有別的辦法，儘管非常不習慣，也只好先住下來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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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人對我們還是很熱情的，一進來就問寒問暖，二兒媳給我們送來一碗菜粥和幾個鹹鴨蛋，還說，你們咋從北京到這疙瘩遭罪來呢？我們也不知如何回答。我和媽媽想到外面看一看，就從院裏出來向北一拐，來到了村外。但見空曠的原野，一望無際，只有莊稼地，還有稀疏的樹木，幾乎沒有人影，顯得有些荒涼，不知怎的，心裏一陣悲傷，於是我哭了起來，媽媽也陪我流下了眼淚。過了一會，心情慢慢平靜了，又回到了屋裏。
安頓下來以後，農村生活開始了。當時是高級社階段，村里分為幾個生產隊，我父親當時已經五十七歲了，所以被分到副業隊又叫老頭隊幹活，也算是一種照顧吧。雖然是在老頭隊，但是也有很重的活，記得有很長一段時間父親是到工地上挑土，可能是修什麼水利設施，每天幹完活回來都是很疲勞的樣子。母親分到什麼勞動組織我記不清了。我是到小學校去上學，在學校里，同學們很友好，幾個男生圍着我這個新來的問長問短。但是到校後只上了不到一個星期的課，學校就放「農忙假」了，這一放就是十多天，學生都回家去幫助干農活，還要在學校參加集體勞動。農忙假結束沒多久，上了不多日子的課就又放暑假了。總之，我在這個學校幾個月，上課的時間不太多，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是參加勞動。暑假時我們的任務是深翻土地，每人都有一定的定額，每天大概要翻一分多土地，各人自己從家裏帶鐵鍬。我家裏根本就沒有勞動工具，沒辦法，就和房東借，結果借了一個大平鍬，這個鍬是裝卸煤炭、石灰等用的，鍬口是平的沒有尖，面積較大，把也很長，幾乎比我還長，根本就不適合翻地用，可是沒有別的只能用它。我本來就個子小，從來沒幹過這樣的活，又用這樣一個工具，所以每天都完不成定額。快到傍晚，別人都幹完活回家去了，只有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在地里笨拙地用力翻動那巨大的鐵鍬，有時房東家的女兒會來幫幫忙，給翻一些，直到天黑，我幹得的成果仍是全班最少的。
在這裏的日子，吃飯還是不成問題的，開始的一個多月，生產隊裏給我們按人口發糧食，也不用交錢，先記帳，大約是等秋後收成了再算帳。糧食有玉米，高粱，也有一部分白面，而且都能吃飽。大約到了七月份，這裏成立了「人民公社」，又建立了公共食堂，全體村民都到食堂打飯，回家去吃，吃的主食有高粱米飯、大貼餅子，副食還有炒菜，如妙洋白菜、土豆、胡蘿蔔等等。打飯的量還不小，我記得有人一頓能吃三碗高粱米飯，那米飯是兩個平碗合在一起算一碗，三碗飯的用米量至少有一斤半。吃公共食堂的時間不是很長，可能是這麼放開肚皮吃食堂堅持不下去了，又讓各家各戶回家自己做飯吃了。
我家來吉林後最開始就是住在本村西北角的那一家，和他們共居一室。雖然我父母都是五十多快六十的人了，我還是個小孩，但每天不分日夜兩家人都在一間屋子裏生活，可以想像得出實在是不方便。大約住了一個多月，我母親在本村最南面一家租了一個小暖閣，這樣我們就搬到了村子的南頭。這家人的房子並不很多，只是兩間北房和一間西房。北房分里外屋，裏屋他們四口人自住，外屋有灶，還有一個小暖閣。這個小暖閣其實就是把一個炕用木板隔起來，形成一個封閉的小空間，面積也不過四、五平米，我們搬來就住在這小暖閣里。雖然面積小，但畢竟是分室而居，比原來總算改善了一點。西屋本來是這家的大女兒和女婿住，過了一段時間，大女兒一家搬走了，我們就租住了西屋，這間屋子大約有十平米，住起來比以前就好些了。
一九五八年的時候，這個屯子還沒有電，所以每天晚上天黑了就只能點煤油燈。煤油燈是用小玻璃瓶做的，沒有罩子，所以冒煙很厲害，油燈不太亮，所以要離得近才行，在燈下看書或是寫字，完後鼻子裏都被燈煙熏黑了。
在農村吃飯除了要有糧食，還要有燃料。這裏沒有煤，只燒柴草。剛到農村時，給我們分了一些柴火，過了一段時間就只能依靠自己解決燒火問題了。別人家有去年收的秸杆，我們沒有，就只能由我母親和我兩個人到村外松花江邊去打草。這個屯子緊靠着松花江，出了屯子東面過了大堤就是江邊，江邊有大片的草旬子，長滿了野草。我們到江邊挑那些比較粗壯的草用鐮刀割下來，用繩子捆好，大約有三十來斤，我和母親各打一捆，背回家來，要曬乾以後才能用。柴草不禁燒，做一頓飯差不多要用多半捆草，這樣，我們幾乎每天都要去割草才行。
在吉林住了幾個月，生活逐漸也有點適應了，但是還有不少問題。到了10月底，天氣越來越冷了，過冬的安排還沒有着落。農村當時是一年一結算，平時沒有任何金錢收入，雖然吃飯由生產隊借給糧食暫時還不成問題，可除了吃糧，別的花銷都是靠從北京帶來的積蓄，買油、買鹽、買本、買肥皂、理髮、交學雜費、交房租等等都要錢，原來的積蓄並不多，現在是越花越少。這點錢花完了怎麼辦？農村是靠工分吃飯，我父母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從來沒幹過農活，現在生產隊裏只能算個半勞力，工分肯定不高，我還未成年，到秋後算帳，我們家扣除今年吃的糧食，恐怕剩不下多少餘糧，明年該怎麼過？我父母白天幹了一天活，晚上不由得盤算這件事，越想越覺得困難大，問題多，對前途沒有一點信心。思來想去，覺得在這裏是沒有出路的，唯一的辦法是回北京。
當初從北京來的時候，是辦了正式戶口遷移手續的，現在想回去就沒有人給你辦手續了，回到北京既無戶口，也沒有糧食供應，生活上肯定也有不少困難，而且這裏生產隊讓不讓走也不知道，如果不讓走怎麼辦？這麼一想，回北京也不容易。可是北京有親戚，有熟人，在北京住了幾十年，畢竟比在這裏有辦法，為了今後，還是回北京是條路。主意已定，我和母親到郭前旗買了到長春的長途汽車票，因為這裏沒有到北京的火車，只能先坐汽車到長春再轉火車到北京。
十一月初的一個夜裏，我們三口人帶着隨身的衣物，來時帶的其他行李就只能丟棄了，悄悄地離開了住了近五個月的糧窩屯，向縣城方向走去。黑燈瞎火的路又不熟，不知走了多少彎路，三口人足足走了四五個小時，終於在天亮的時候趕到了縣城的汽車站。上了汽車，心裏踏實了。幾個小時後，我們來到了長春。又趕到火車站，買了當天晚上到北京的直通車的車票。第二天的下午，我們一家三口回到了北京，看到了高大雄偉的前門城樓。
回北京後，我們沒有戶口，父母沒有正式工作，我也沒法上學。為了生活，父親和母親想盡一切辦法當臨時工，干點雜活、零活，父親給冰窖拉冰，母親給帽廠做手工活，親戚朋友不時接濟一點錢和糧票，特別是糧票，（當時還沒進入「三年困難時期」，北京市在外面的餐館、食堂買糧食製成品還不要糧票，糧食供應還不是特別緊張。）就這樣湊和過日子。經過多次申請，又過了將近半年，一九五九年三月，派出所終於給我們上了戶口，父親也被安排到區副食品公司下屬的副食基地當飼養員，每月二十五元工資，母親被安排到豆製品廠當工人，每月三十元工資，我則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又回到小學上學，只是念五年級（一九五八年九月就應該讀五年級，結果到吉林去了一陣等於休學一年，低了一個年級）。一家人才又回到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