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說張愛玲「一臉花生米」已不可考，然而她說這話時，是否已成「漏雨蒼苔」？自己描述的這四個字，活脫脫中國文人一張臉，「蒼苔」如滿臉皺紋，「漏雨」似狼狽不堪，實在絕妙，但是溫飽與尊嚴皆失的中國大眾哪裏還欣賞得了？
況且2016年老太太105歲辭世，長壽得驚人，「長壽」在苦難歲月中乃是一種富貴了，尋常百姓簡直無法逼視。所以「盛世」里弄出這場菁英與大眾的誤會，倒也經典得很，是文化爭議還是政治歧見，誰說得清？不過它預示了在體制與民間博弈之外，文人與市井還需要磨合，則是肯定的。中國的言論環境，已經無法討論政治話題，那麼文化話題呢？因為更複雜更彎彎繞，習政權也不會懂，恐怕也是一律禁止的。這讓我想起前幾年一個「文人精明」的討論，蠻艱深而又有意義的辯論，早已像一縷青煙消失得無影無蹤。
張愛玲楊絳撕X簡史|傳遞閱讀的樂趣
一、文人精明
2016年楊絳105歲仙逝，各大媒體和社交網絡上，鋪天蓋地的悼念，有人譏曰「夾雜着數不清的『雞湯文』」，最刺目是官方罕見褒揚，民間則褒貶爭辯甚激烈。楊絳九十二歲開始「小清新」寫《我們仨》，以意識流手法描摹「客棧」、「古驛道」，感嘆「枯藤殘柳，蕭蕭落葉，漏雨蒼苔」，直引得國人無比驚嘆，贊為「淡泊功利的人格典範」。然而有人說，中國人活得像豬一樣的事實，在老人筆下成了「夢境的邈遠迷離」；也有人評定：這一代知識分子很難拔得太高，幻想中做貴族，動機善良，行為盲目，中國走了六十年邪路，也有他們一份。這次風波無意間流露社會對所謂「文人」的集體無意識，不議一下都可惜。
早在1998年錢鍾書走的時候，已起毀譽論戰。當時的焦點很奇怪，不是人格而是錢的學問。有人引述了李澤厚的評論：
「我問過推崇他的人，錢鍾書到底提出了什麼東西？解決了什麼問題？有長久價值的。大家大都講不出來。我認為這就是問題所在。好像這個『杯子』，他可以講出許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意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國、外國怎麼講，那是很多。不過這個工作，到電腦出來，就可以代替，電腦記得更全。所以博聞強記就不能成為一種標準。他讀了那麼多書，卻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說他買櫝還珠，沒有擦出一些燦爛的明珠來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李澤厚有無此評價，我很懷疑。學問本來是無功利的，談什麼「永照千古」？據說余英時藉以賽亞•伯林的「狐狸型」和「刺蝟型」思想家分類方式，界定錢是狐狸型學者，即淹博淵通、無所不知，刺蝟型則獨掌一技、思精體大，前者缺乏系統，後者缺乏細節，各有短長；余認為錢對思想體系沒興趣。
當時最激烈的評價，來自劉曉波。他說「錢學」已成一門新學問，而且江澤民的中共第三代對「錢老」都很尊敬，乃是重量級統戰對象，但是他認為「錢鍾書的學問沒有獨創性」，一部《管錐篇》不過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注經陳調。然後，劉曉波第一次質疑錢楊的生存之道謂之「沉默」，觸及到文人在專制下的「人格」，也是知識界無法迴避的題中應有之義。
1998年錢鍾書去世之際，余英時寫了《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他認為錢鍾書是一個純淨的讀書人，不但半點也沒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興，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錢鍾書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後兩句為：筋力新來樓懶上，漫言高處不勝寒，余英時認為這是錢的「詠懷詩」。2007年余英時再次評錢：
「我覺得錢先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知道在事變中怎麼樣適應，而同時能夠保持自己原有的價值系統、原有的原則，不會做出很不好看的樣子，或者像馮友蘭那樣一再罵自己，他都沒有做過。這就是他能夠繼續不斷的學問，繼續做學問。只要你沒有別的任務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筆記。」
余對錢，保持了「傳統文人」的雅量，或曰「同情的了解」。這麼說，是因為余英時不僅在乎讀書人守住「文化的操節」，以詮釋晚年陳寅恪，展示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終極價值的承偌；而且，他也毫不客氣地批判四九後毛澤東所鑄成的鄙視讀書人的一種新「傳統」——1949年以後中國絕大多數大知識分子對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從郭沫若、馮友蘭、茅盾、范文瀾，到「文革」中被逼自殺的老舍、吳晗，還有科技界的錢學森等，皆為陳寅恪所謂「改衰翁為奼女」的顯例；過去人們僅知儲安平和馬寅初二位，有「敢犯龍顏」之風骨，後來的資料卻顯示，馬寅初最初也是對新王朝頗唱讚歌的，而較早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卻終身不再吭氣。
這些事實，都顯示「文人」乃中國當代文化思想史上一個複雜、艱深的課題，難在究竟以何種標準定位他們：「舊式文人」，還是「知識分子」？若以後者論，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幾無合格者耶？
當年同儕如楊憲益回憶錢鍾書認為，其實鍾書兄是個書呆子，整天沉醉於書堆里，置一切於不顧。當時並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書來唬人，實際是他從來不善應酬，除了談書本以外也無話可說。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誤認為他愛擺架子，看不起別人。「其實我知道他是個很真誠直率，很關心別人的知識分子」，楊也指出，錢鍾書雖然最後一二十年間被大家吹捧得紅得發紫，而且引起許多年輕人羨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許多不公平的評論，好像他學問太大，是個怪物：
「最近他去世後，還有人編造各種離奇故事，不說他被人欺負，反而倒咬一口，說他行兇打人等等。一個好讀書作學問的知識分子，一生正直淡泊，與世無爭，像他給自己起的別號『默存』那樣，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從來不說假話，也很關心別人，死後還要給人作為話柄，實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蕭瀚替錢楊辯護：
「錢先生保留了古代中國文人學術上的私傳統（文人們自己玩），他的這些學術筆記並不是要跟所有人交流的公共學術作品，他沒有這個興趣，他只是自娛自樂，沉浸在讀書的樂趣中，在那樣的知識海洋里遨遊，不拍出點水花來都難……錢楊兩位所處的時代，在其一生事業最鼎盛的時期……超過30年，那是個動輒得咎的年代，以他們兩位在學界的地位，能夠沒有害過人，不說很了不起，至少不容易。說他們犬儒也好，說他們懦弱也罷，都是苛刻的。他們在政治上是圓滑的，但如果沒有害人僅僅為了自保有什麼錯呢？至少不應該作為公共批評的事實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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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瀚認為，那些默默地隱在大眾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惡的人，不該受苛責，尤其在那個總是被逼着作惡的時代，能做到這樣就已經不容易。「逼人做英雄，在哪兒都是個惡習。」
有一位吳薇，看得更為複雜：
「一方面，回看過去政治鬥爭風起雲湧的年代，知識分子能夠不自污、不說違心話，不為自保而站隊和表忠心，保持有尊嚴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仍然有些能留下來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楊絳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線，在上世紀60到70年代全盤底線淪喪的浩劫中，用自處的方式保存高潔。另一方面，處在2016年的我們，如果還用上世紀知識文人在政治運動中的自保原則，評價一個學者留給生者的生命遺產，到底是逝者的不幸，還是生者的無知、懦弱與犬儒？」
錢楊活得「精明」「淡定」的避禍技巧，「生存第一」等人生觀，在尋常百姓眼裏顯得奢侈，甚至「不高尚」，則反襯了中國人在暴虐制度下早已失去「厚道」、「寬容」心態，以及社會人格的偏激、狹隘、泛道德化，這恰是當年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社會氛圍。
「六四」屠殺後，國內對知識分子的高壓加劇了，民風從此無純良，「笑貧不笑娼」已成自然，更兼有一批人無恥，賽著「不要臉」，大多數急着躲避，無人敢抗爭。這局面讓人想起魯迅當年，難怪他那麼激憤和尖刻。由此可以想到，傳統式微下中國文人的兩面性是：無恥與激憤，兩相激盪，對社會的影響全是負面的，問題恰好是，激憤治不了無恥，反而讓無恥獲得「受難感」，變本加利。激憤是把空間讓給無恥，使無恥大行其道。
楊絳的小說《洗澡》，堪稱刻畫中國知識分子「被改造」的一部史詩，不動聲色地再現文人在運動中尷尬、忍辱、掙扎、出賣、生不如死的大悲痛，施蟄存贊之為「半部《紅樓》加半部《儒林》」。
二、讀書人恥辱史
「漏雨蒼苔」四字，移用當下中國文人之處境，也頗形象。如上所述，即便精明避禍，在戾氣深重的中國，也難倖存，何況不畏強權者？2020年7月6日，一群警察抓走許章潤，海內外群情激憤。許章潤身處清華園，得王國維陳寅恪之精髓，胸中有浩然之氣，而中國知識分子雖」斯人獨憔悴「，畢竟後浪推前浪；中國文化儘管斷裂，但文人氣脈如屢不絕。神州七十年黯淡，天蠻地荒，識得此境者尚寥寥，但畢竟出了許章潤。我在海外逶迤三十年，才漸漸摸到此門道，於是我找出1995年9月於普林斯頓寫陳寅恪一文，貼上臉書，試與國內志士共勉。
中國是地蠻天荒了的一個世界——不管你稱它現代化﹑社會主義還是專制，在文化上，它已歷盡變窮，墜入非驢非馬之境﹐而在這「蠻荒」之後的我們﹐似乎再不能越過那道「蠻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無文化的「文化癖」。說斷裂鴻溝壕塹都可以﹐問題是你如何逃出這道惟幕﹖都說讀書大概可以。但我讀了一本書之後才知道並非如此——隔在「蠻荒」這邊的我們的語言同那邊人的語言﹐已經無法溝通﹐你認識的那幾個中國字也未必幫得上忙。
這本書是『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儘管着者余英時教授進在咫尺﹐可我讀到這本書卻繞了很大一個彎子。整個1994年裏，我每周帶妻子去紐約城裏作三次針灸﹐停車在曼哈頓街頭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罰單﹐安頓好她就回車裏來守着﹐在那摩天樓群的峽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漸漸靜下心來看書。當時的心境與世隔絕﹐看不進報刊雜誌和閒書﹐彷佛是為了同那「後現代」的曼哈頓風景作對﹐我下意識偏偏只願讀中國古詩詞﹐於是一本俞陛雲的『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便同妻子的各種藥物一起隨身攜帶。其實我能讀出點味道的只有從小偏愛的東坡稼軒二位﹐但讀來讀去就受不了東坡式的空豪放﹐更覺出稼軒的沉重和絕望﹐心境也隨之墜入「更舊恨新愁相間」。那麼遙遠的南宋式的興亡感懷﹐此時令我心動者﹐或在個人不幸﹐和某種漸漸襲上心來先前未曾感覺到的流亡真實。
忽一日﹐偶然看到「詩文」二字便拿了這本《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上路。坐在車裏讀起來﹐驟然被一個「文化遺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懾。說實話﹐以我膚淺的古詩詞閱讀能力﹐對此書深義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懾」的，是陳寅恪在他晚年詩文中設置的一套暗碼系統﹐無疑是一道用來抗拒「蠻荒」的屏帳﹐恰好對我們也形成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若非余英時的破解﹐這個「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變天荒之後﹐因「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將任隨歪曲無人知曉﹔而中國罕見的一個學貫中西的讀書人，在中國文化「歷盡變窮」最後二十年裏的文化反映和心靈苦難﹐也將永遠煙沒。這又正好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現代中國會繁殖着象我們這樣的「反傳統」的一代又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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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的是﹐「五四」以來直到毛澤東所鑄成的鄙視讀書人的一種「傳統」﹐教「蠻荒」以後的我們從來把中國知識分子視為「無嵴梁骨的」的一群﹐對我們來說﹐支持這種成見的最有力證據﹐正好是1949年以後中國絕大多數大知識分子對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從郭沫若﹑馮友蘭﹑茅盾﹑范文瀾﹐到「文革」中被逼自殺的老舍﹑吳晗﹐還有科技界的錢學森等﹐彷佛代表着整個人類文明的死去。這場「改衰翁為奼女」中的例外﹐過去我們僅知儲安平和馬寅初二位﹐但後來我看到的資料顯示﹐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對新王朝頗唱讚歌的﹐後來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龍顏，而較早就犯了龍顏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暝卻終身不再啃氣。這好象都不涉及知識和學養的問題﹐也並非人們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問題﹐大陸人常愛說﹐如果魯迅活到49年後一定是個大右派﹐我卻覺得未必。這好象關涉到一種文化精神——與知識和學養緊密聯繫着的讀書人〔或稱知識分子〕對文明的最後底線。讀了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我才知道這底線是什麼。
中國發生地變天荒之際﹐讀書人敏感到的棟樑摧折﹑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最後界限﹐在此前後大多「乘扶浮於海」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當世之巨變」﹐不只是財產剝奪﹑政治清算﹐知識分子更要接受洗腦換心的一套陳寅恪稱之為「改男造女」的閹割手術。如果分析一下當時的史料﹐你會驚訝的發現其實毛澤東遇到的阻力並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取勝了。這原因就是陳寅恪詩中形容的「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為從奼女」﹐即最着名的大知識分子們竟是群體性的向馬克思主義一邊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過洋的學者教授作家。中共這個暴力集團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識界的自動繳械﹐並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毛澤東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立為國教﹐雖然所有人後來又都因此而劫難重重。
但是﹐對這段中國讀書人的恥辱史﹐作純粹政治性指責和道德非難﹐不是一個有欠公允的問題﹐而是迴避了更本質的東西﹐即他們的作為將如何面對他們信奉的知識﹑價值系統及其背後支撐着的人類文明﹐這就是底線。而這個底線﹐並非只設在中國傳統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讀書人能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便是一種文化的操節。這段歷史裏﹐有一個不幸羈留大陸﹐以至「看盡興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學阿世﹐樹新義以負如來﹐「支撐衰病軀﹐不作蒜頭搗……獨依一枝藤﹐茫茫任蒼昊」。這大概是1949年以後唯一還講讀書人節操的一個大知識分子。我讀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從他悲愴的詩文里透出的這種操節﹐並非民間一般的忠義氣節﹐而是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終極價值﹐總而言之﹐對一種文明的承偌。這種承偌﹐更悲劇性地表現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別是對隋唐歷史空前絕後的研究﹐轉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兩部巨着，也是他個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舉國皆沉醉」時孤獨地到歷史中重新發掘這種文化精神。
這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載體的中國人當中﹐不幸只有一種人還視為己任﹐即余英時在書中多次花費筆墨﹐「從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辯﹐到陳先生論王國維之死」﹐反覆向深陷於保守與激進兩極對立中的現代人解釋的、一個屬於中國的古典群落﹕文化遺民。陳寅恪是不是最後一個﹖這引起我對中國之「文化遺民」的由來和沿革的興趣，繼而是對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觀和亂世感受的興趣﹐於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遺民」方以智的有關書籍來讀，再受震懾。
陳寅恪對王國維的那篇着名的『輓詞序』﹐也許要算這個文化群落的「絕唱」﹕「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這種「同命而共盡」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視此一文化為最高理想者才能達致的，只有在他們看來「文化」才是一個生命體，而不止是信仰、知識、規距。這大概是一種文化的貴族精神╴╴希臘文化中有一種知識的貴族精神，這種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中國現代少有的「舊學邃密，新知深沉」而沒有世俗名聲的大師級人物，學養上深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對古今中西不持籠統之見、極端之說，並已打通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隔閡，中國的學界本是有希望在他們的引領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卻荒唐地把他們當作「遺老」「遺少」拋棄。這或許才是中國無可挽救的要害。
在中國逐漸淪入蠻荒之境的漫長過程中﹐尤其在近代激進化思潮以細微之沫漸成「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後﹐對綿延數千年的一個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對九泉之下的承諾者能激起「同情的了解」的當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時教授。讀他一二十年前寫的這些文字而使人汗顏者﹐在於歷史學可以通過個別代表人物的具體表現來研究某一文化﹐特別是那種面臨着劇烈變動的文化的命運﹐而「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劇意義﹐就是今日中國文化消沉歇絕的大悲劇濃縮﹐所幸還有這位中西古今「實證」和「詮釋」參伍之真功底者﹐以剝蕉見心的方式箋釋前人﹐得以穿越最後一位「文化遺民」的神秘暗碼﹐將那文化精神捧還於人間﹐為中國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種。
三、三百年活劇
文首起於「精明避禍」，然而文人各色各樣，也有不懂避禍、左得出奇的，一樣無從倖免，上節寫的「恥辱史」，其實也頗複雜，尤其具體到個人，而且是個明史專家，卻渾然不懂專制的殘酷。
我家剛搬進西齋的那天下午，親友就攛掇我們趕緊去看「皇帝上吊的樹」。出西齋往西一拐，一抹黃瓦紅牆圍繞的景山幾乎就在隔壁。從東側門進去，沒走幾步，那據說是人力堆出的山包的東麓，遊人簇擁之處，便是此一名勝。我擠進人群，兀見一顆枯老的槐樹，由柵欄圍住，手臂般伸出的一根支幹上，慘然懸掛着一團鏽蝕的鐵鏈，像是有一個人被瑣在這裏示眾。「你們看這個——」，爸爸指了指柵欄上的一塊牌子：「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盡處」。
對我這個四九年以後出生的人來說，好像就是崇禎在這裏被戴枷示眾了。明朝黑暗不黑暗﹑崇禎值不值的同情，都是另一回事，那老槐和鐵索的象徵，乃是整個四千年中國文明被釘在恥辱柱上，所以毛澤東「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句狂言，才會有無窮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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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著名景點，節假日總是擠滿圍觀的遊人，平時卻闃無一人。那樹已然枯老，主幹延伸出一根長長的枝幹，仿佛是從明末亂世伸過來的，無力地觸碰今日。我從少年起看它，日日熟視無睹，卻並不知道，這處奇特的「名勝」，借一個亡國之君說戲，演了三百年意味深長的活劇。
最早其實是在清初，順治下令以鐵鏈鎖樹，斥為「罪槐」，以示籠絡中原漢人，可見邊陲八旗，以小族弱勢征服人多地廣的漢族，必定處心積慮、機關算盡。那根鐵鏈，據說在「庚子事變」那年被「八國聯軍」掠走，後來補的這根純粹是道具了。一九三一年民國在樹下立碑「明思宗殉國處」，仿佛「驅逐韃虜」了，總要有所告慰，好歹朱明也是一個漢人王朝嘛。一九四四年，華北日偽政權竟有一個「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籌備會」出來，另刻了一塊新碑，無疑比附順治，卻顧不得燕京尚在日本軍事佔領下。誰承想，又過二十年，京城再次改朝換代，一九五五年，居然有位首都副市長是明史專家，指舊碑對李闖農民義軍不敬，批示拆除，換了這塊木牌，並直書「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盡處」。從此，觀眾再也讀不懂老槐鏽鏈的原意，而星移斗轉萬千遊人目睹此物，都不會感慨造化弄人。
明太祖誅丞相胡惟庸，罷中書省，政歸六部，一改魏晉以來丞相當國的傳統，是千餘年制度之巨變。洪武罷相，且不准後世再議，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史家嘗言，罷相令中樞虛空，乃明朝閹禍之端倪。
崇禎亡國的當口兒，召三個皇子入大內，匆匆細囑世系，再遣散至外戚家；旋即吩咐后妃一一自縊。然後，他自己竟帶着秉筆太監王承恩，離宮欲遁出安定門逃生，無奈沒有搬動那城門，這才返身回皇宮，經北門去煤山，找了棵樹上吊。那途中還不忘派個太監去慈慶宮，吩咐他父皇天啟的皇后張嫣娘娘自縊。從後世文獻或演義里，影綽可見那烽火熊熊的塌天之際，偌大一個皇宮裏，這主僕二人東奔西突只做一件事，就是在大內四處督促皇室女性自盡，崇禎還親手砍死年僅六歲的么女，再拔劍去砍十五歲的長公主，因手軟只砍掉其左臂。故老留下的雜錄隨筆稱，崇禎一隻腳踩着太監的鞋，手裏還掂着一支三眼槍，王承恩身後還跟着十幾個人。一本清代筆記閒書上說，甲申塌天之際，崇禎跑到煤山東麓的這顆歪脖老槐樹來上吊，身邊並沒有一大群太監跟着，只有「大璫」王承恩一人而已，書上稱之為「對縊」。
明清史大家孟森對崇禎的一句評語至今新鮮：「毫無知人之明，而視任事之臣如草芥，當彼時會，烏得不亡？」崇禎一朝，巡撫被屠者十有一人，誅總督七人。可憐他留下槐樹這個「歷史標本」，穿越滿清三百年，又加民國、淪陷、內戰的血火四十年後，不期然竟讓新王朝借了這套道具，順勢做成「歷史唯物主義」的最佳註腳。那倒也罷了，「崇禎本質昏頑」，活脫脫成了釘定朱明「至愚不孝之子孫」的恥辱柱；而明史在「新中國」已成極險峻的一門學問，全因為當今「皇上」處處模仿朱洪武，到了亦步亦趨的程度，最著名的一例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照抄朱元璋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這座景山公園，每天清晨很早就開門，四周居民，尤其是上點年紀的，一大早就要來這裏遛彎、打拳。住在我們西齋的人，都是過街從正對面的東側門進去，進門照例順着那條環山小徑直行，右側是少年宮，舊稱壽皇殿；左側是五峰比肩的煤山；順小徑橫穿到西頭，再往南繞到正門，即正對着故宮神武門的那個門，明朝喚作「北上門」；再朝東拐過來，須臾就到了那株歪脖老槐樹跟前。
或你也可以就從「罪槐」旁邊，拾階登山。景山史稱煤山，明朝叫「萬歲山」，筒子河的挖泥堆出煤山五峰，沿山脊築就五座亭子，皆立於琉璃牆台基之上，五亭曾供五佛，都不翼而飛。從東麓上去，沒幾步，就遇到第一座亭子，喚作周賞亭，八根亭柱挑着一個孔雀藍琉璃筒瓦重檐圓攢尖頂，雖已斑駁，小巧精緻的原初樣貌仍在。煤山的鬧騰時刻常常在下午，附近街巷的小孩子們放學後，都來這裏撒野，漫山道上下亂竄，清晨則是空山靜謐，唯兩畔松濤呢喃。
我家搬離西齋後，我偶爾還會來逛景山，每次都會走到「罪槐」跟前，常常就從這裏拾階而上，而從「罪槐」旁走過的時候，想起的不是崇禎，而是前面提到的那位首都副市長兼明史專家，就是吳晗。吳晗研究者李輝如此寫道：
「吳晗死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距姚文元的文章發表正好整整四年。聽說他死之前，頭髮已經被人拔光。含冤死去時，他不知道與自己患難與共的妻子，已經在半年之前被迫害致死；他更無從知道，他所喜愛的女兒，七年後，在文革即將結束的前夕，也會因承受不了巨大精神壓力的情形下而自殺。待他得到平反時，為他守靈的家人，只有兒子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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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1949年是清華大學軍管會副代表、最左傾的學者。他年輕時就開始研究明朝文字獄，寫《朱元璋傳》也着力寫他的權力病態，毛澤東讀後不快，直接逼他將明太祖「晚年應該寫得好點」，吳晗不從，結果他的《海瑞罷官》，成為文革的第一祭刀，而追溯這場腥風血雨的起點，人們發現，最早動員吳晗寫海瑞的，竟然是胡喬木。
民國回憶錄
楊絳曾經公開評價張愛玲：「一臉花生米，死要出風頭，故意奇裝異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難看，你們太高看她了……」
說來也奇怪，楊絳從來沒見過張愛玲，為何這麼討厭張愛玲，是單純的外貌評價，還是文人相輕也就不得而知了。
而張愛玲對於楊絳的看法並不理會，而是公開表示看不起冰心，張愛玲曾經公開說道：「把我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時，我才是心甘情願的。」
而張愛玲更曾刻薄地攻擊過冰心的長相，說之前看冰心的文章和詩歌覺得很美麗，後來看到她的照片，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常賣弄自己的女性美，就沒有興趣再讀她的文章了。
張愛玲為何不喜歡冰心？難道嫉妒冰心生活得太幸福，當然更多的原因，我認為可能是冰心的為人和文章都迥異於張愛玲的緣故。
面對張愛玲的看不起，冰心並沒有攻擊張愛玲，卻把火力對準了林徽因。
當時林徽因在北平家中四合院的文化沙龍吸引了眾多知識分子去她家做客。
林徽因家聚集的都是藝術家、社會名流和文化學者，作為沙龍的女主人林徽因享受到了如「眾星捧月」般的待遇。
也許是冰心組織的聚會沒人來，她感到非常生氣，為了內涵林徽因，冰心發表了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
在這篇小說中，冰心是這樣寫的：「我們的太太，是一位受到男人環繞、愛出風頭的交際花，當時的藝術家、詩人以及一切人等只要想放鬆，就把自己送到太太家的客廳里來......」
毫無疑問，冰心在小說中在影射林徽因的沙龍是「太太的客廳」，還影射林徽因是「交際花」。
除此之外，小說中的太太，是姨太太生的庶女，而林徽因的母親何雪媛正是林長民的填房，冰心在小說中說這位太太是小老婆生的，等於在揭林徽因的短處。
冰心的這篇小說《太太的客廳》，為了自己的看不慣，不惜以文字為刀，甚至於揭開林徽因出身的痛處，將別人私隱公之於眾。
一向以聖潔悲憫、賢妻良母自居的冰心，這一回，怎麼看，都是有失厚道，她贏了文章，而輸了氣度。
林徽因看到冰心寫的小說後，她沒有選擇沉默，此時她恰好在山西調查廟宇回北平，於是帶了一罈子又陳又香的山西醋，立馬叫人送給冰心吃，潛台詞就是「你就是嫉妒我，你就酸吧。從此二人恩斷義絕，老死不相往來。
如此看來，楊絳嫌棄張愛玲一臉「花生米」，長得醜，張愛玲看不起冰心做作，冰心又反過來諷刺林徽因綠茶，這難道是「文人相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