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歧視」在中國並未遠去，遇羅克的《出身論》依然值得今天的我們品讀。
距今整整59年前，正是1966年文革爆發不久後的「紅八月」，一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橫行一時。24歲的北京學徒工遇羅克寫下長文《出身論》，向中共實行多年的階級路線也即出身歧視政策，發起了最有力的挑戰，在那個至暗的時代，發出了爭取平等與人權的最強音。一個「黑五類」家庭出身的青年，用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竟然在當時造成了震動全國的效應。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沒有先例的。1968年1月，遇羅克被捕入獄。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中共當局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殺害，年僅27歲。
中共自1949年奪取政權後，就對它定義的階級敵人（這個定義後來還不斷擴大）實行嚴酷的鎮壓與剝奪，同時也對這些階級敵人的子女實行種種歧視。按說，隨着時間流逝，政權穩固，這種歧視應該逐漸弱化，但事實是，在進入1960年代後，中共對階級敵人子女的歧視反而變得更嚴重。這一來是因為毛澤東在1962年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第二個「拿不上枱面」的原因，據我作為親歷者的感受，是因為我們那一代青少年和「紅二代」是同一代人，大家都面臨着升學、就業和社會地位的競爭。而「老革命們」發現，他們的子女在學習成績等各個方面的表現都差強人意。共產黨不好公開搞特權，於是祭出「階級路線」這把尺子，把家庭出身當作首要評判標準，這就使得紅二代在競爭中穩操勝券，中間家庭出身的子女倍受排擠，「階級敵人」的子女則淪為最大的犧牲品。
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很難想像，在毛時代，出身歧視是何等的普遍，何等的嚴重，以及何等的荒謬。文革前，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子女就備受壓抑。在貫徹階級路線的名義下，黑五類子女更是處處遭受排擠，什麼好事都輪不上——出身不好就是低人一等。
文革的爆發，更把這一切推向極端。1966年「紅八月」，以紅二代為主體的紅衛兵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登上政治舞台。紅衛兵大力宣揚「無產階級路線」，提出按家庭出身劃分紅五類（工人、貧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和黑五類——後擴大為黑七類（增加了資本家和走資派）。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從而傳遍全國，公然把出身黑五類的同學當作批判鬥爭的對象而百般羞辱打擊，不少地方都有黑五類學生被打傷打死或被逼自殺。北京大興縣發生了持續5天的針對黑五類及其子女和親屬的大屠殺，殺死了地富及其子女和親屬共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
但不久之後，因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此紅衛兵攻擊黑五類子女有「轉移鬥爭大方向」之嫌；又因為不少紅二代自己的父母被批鬥，他們對運動有牴觸，變成了「保爹保媽派」，更不為偉大領袖所喜。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作報告，其中專門提到前述對聯，批評這副對聯是鼓吹「反動的血統論」。隨着全國對這幅對聯的批判，黑五類青年頓有解放之感。
1959年遇羅克一家的合影。前排（從左向右）：王秋琳，遇崇基。後排（從左向右）：遇羅文、遇羅克、遇羅錦、遇羅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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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羅克1942年出生於北京，父母都曾經到日本留學。父親遇崇基是工程師，母親王秋琳是私營工廠廠長，父母都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遇羅克品學兼優，於1960年參加高考，因為家庭出身未被錄取。1962年，他又考了一次，仍然未被錄取。遇羅克勤奮自學，關心天下大事，在1966年「紅八月」最猖獗的時候，醞釀寫作《出身論》。
1966年10月，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和遇羅勉在廣州把《出身論》油印了幾百份到處散發。北京四中的高二學生牟志京在「紅八月」最猖獗的時候就反對前述對聯，讀到《出身論》後如獲至寶，立刻和遇家兄弟合作，創辦了鉛印小報《中學文革報》，創刊號出版於1967年1月18日，用整整三個版面全文發表了《出身論》，作者沒有署名遇羅克，而是「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出身論》一問世，立刻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此後，《中學文革報》又出版了6期，每期都有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也即遇羅克的大塊文章。《中學文革報》在街頭出售時，因買報的人太多，以至於要排長隊，還要限量；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多到讓郵遞員無法遞送，只好由遇羅文每天蹬着三輪車去郵局取。在小報與紀念章的交易市場上，《中學文革報》最珍貴，一份原來只賣兩分錢的報賣到兩元錢一份。在很多城市，都有人抄寫張貼或翻印。
文革爆發那年，我就讀於成都十九中，是高中66屆，也就是1966年畢業。我的家庭屬於黑五類，所以我對出身歧視的感受非常深。譬如1963年我初中畢業考高中，考試成績在全市名列前茅，可是我報考的成都幾個重點中學都不收我。我被分配到離家很遠、教學質量在全市倒數一二的學校。在我準備考大學時，一位長者對我說：「以你的成績，全國沒有一個大學考不上；以你的家庭出身，全國沒有一個大學會收你。」
1966年8月，那副對聯也傳到了成都。十九中的紅衛兵組織了一場所謂階級路線辯論會，實際上是批鬥會。不少出身黑五類的同學被叫起來當眾「承認自己是混蛋」。三天半的辯論會有差不多三天的時間是批判我。我對階級路線有很多思考，所以一次又一次地上台發言，反駁對聯。這次辯論會給我的巨大壓力，永生難忘。
1967年2月初，我在一位外校同學的宿舍里，讀到了載有《出身論》的《中學文革報》。感覺不像是在讀別人的文章，而像是在讀自己的思想。我飽受出身歧視之苦，有過和文章作者相似的經歷和思考。我第一次發現在階級路線的問題上還有別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樣，而且表述得那樣嚴謹、清晰、深入與精闢。接下來，我和同學們商量，辦起了一份小報——那是成都市中學生的第一份鉛印小報，轉載了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文章。
第一期《中學文革報》上刊登了《出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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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論》開篇第一句話寫道：「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句平實的陳述，遇羅克便把批評的鋒芒不只局限於文革初期的那副對聯，而且直截了當地指向當時的階級路線。順便一提，自陳伯達批判對聯是血統論後，很多人也稱其為血統論。但從理論上講，對聯的內容並不是血統論，因為它強調的不是先天的生物性遺傳，而是強調後天的社會影響。在展開批評時，遇羅克先從分析對聯入手，指出社會對一個人的影響大於家庭影響，這就駁倒了「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基本如此」。
接下來，作者着重討論了「重在表現」問題，指出家庭出身和本人的階級成分完全不是一回事，寫道：「請問：出身不好，表現好，是不是可以抹殺人家的成績？出身好，表現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飾人家的缺點？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現好，是不是要誇大優點？難道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嗎？」
作者進一步指出：「既看出身，也看表現」，實際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現」的泥坑裏去。出身多麼容易看，要看表現是何等麻煩；一般人圖省事，也是圖保險，自然傾向於重出身，輕表現，或者乾脆只看出身，不看表現。
另外，針對把出身歧視說成是「考驗」人的革命高調，作者反駁道：「收起你的考驗吧……忘記了馬克思的話嗎？『要求不幸者是完美無缺的』，那是多麼不道德！」《出身論》還反駁了如下一種觀點——「你們的爸爸壓迫過我們的爸爸，所以我們現在對你們不客氣!」這種觀點極少見之於公開的文字，可卻是許多出身歧視論者心照不宣的深層意識。作者特意挑明，從而把對方置於尷尬的境地。最後，文章號召「受壓抑最深的青年」，「一切受反動勢力迫害的革命青年」起來戰鬥，「勝利必將屬於你們」。
《出身論》文辭風格清新文雅，在當年那種環境下堪稱奇蹟。和昔日名噪一時的各種雄文大作相比，僅從文風着眼，《出身論》也是鶴立雞群。那時盛行的文風是浮誇、霸道、粗率、武斷，唯《出身論》出淤泥而不染，樸素、平和、細緻、縝密。
《出身論》的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既不是什麼兵團、公社、戰鬥隊、戰鬥組，也不叫「革命」、「造反」、「東方紅」、「井岡山」，在當時別具一格。《出身論》的精彩之處不僅在於它的論點，更在於它的論證。文革中多的是以論點尖銳大膽著稱的文章，遺憾的是，這些文章的論證大都粗疏單薄，乏善可陳。《出身論》則不然，它論證有力，且邏輯嚴謹，措辭準確，不但支持了作者的論點，也給讀者更廣泛的聯想和啟示。
然而，很快就從北京傳來消息。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接見首都中學紅代會代表時發表講話，批評《出身論》是大毒草。戚本禹說：「《出身論》是讓人們不要階級成分，否認階級觀點，用一種客觀主義的觀點、資產階級的觀點攻擊社會主義，它實際上是宣揚彭真那一套，煽動青年反黨。」
此前，我一直堅信，《出身論》是正確的，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無懈可擊。讀到戚本禹的講話，我既反感又恐懼。戚本禹說「《出身論》是讓人們不要階級成分」，這一望而知就是在混淆家庭出身與本人階級成分的區別，而這種區別《出身論》早就講得一清二楚。在戚本禹的講話中，唯一令我困惑的是「客觀主義」這個哲學概念。過去我們被教育說主觀主義不對，怎麼客觀主義也不對呢？我很快就明白了這句話的弦外之音。戚本禹是間接地宣告：「我們共產黨就是不會對我們的子女和黑五類的子女一視同仁，我們就是拒絕公平，我們就是要歧視你們黑五類子女。你不服嗎？你不滿嗎？那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如前所說，從理論上講，對聯並不是血統論。但實際上，共產黨的階級路線就是血統論：對「敵人」的子女搞株連，給自家的孩子以特權。
1968年1月5日，當時正在撰寫《工資論》的遇羅克被抄家和逮捕。此後兩年中經過80多次「預審」，遇羅克被指控：「一九六三年以來，遇犯散佈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地誣衊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書寫反動文章十餘篇，印發全國各地，大造反革命輿論；還網羅本市與外地的反壞分子十餘人，陰謀進行暗殺活動（這一條當然是無中生有——筆者注），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3月5日，在北京市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公判大會上，遇羅克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宣判死刑，立即執行，隨後遭槍決，尚未滿28歲。
《中學文革報》成員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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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10月6日，四人幫被抓。1978至1979年，北京興起民主牆運動。民間刊物《四五論壇》、《今天》和《沃土》等率先發文紀念遇羅克。1979年11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下文為遇羅克平反。第二年夏天，官方刊物《新時期》和《光明日報》發表了關於遇羅克的長篇報導，稱遇羅克為「逆風惡浪中的雄鷹」、「思想解放的先驅」、「劃破夜幕的隕星」。
我始終相信，遇羅克被殺害，是因為他那非凡的勇氣和智慧以及造成的巨大影響，引起了專制者發自內心的恐慌。那麼是誰下令殺害遇羅克？作為研究者，本人多年來都在尋找答案。據友人Y君說，吳德（時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之子曾親口告訴他，是周恩來下令殺害遇羅克的。周恩來說：「這樣的人不殺，殺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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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那個時代的親歷者，我個人認為這很有可能。首先，遇羅克的《出身論》影響遍及全國，對遇羅克的定案決不是北京市一級就能拍板的，很可能涉及中共最高層。1967年4月，戚本禹點名批判《出身論》，遇羅克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15年監禁，後來突然又改成死刑，但並沒有立刻執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槍殺。從整個過程來看，具體主管部門好像沒有準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麼判，執不執行，好像都不是由他們做主，而是由更高層的大人物直接干預的結果。
下令殺害遇羅克的大人物不會是林彪、四人幫一夥。否則，當後來遇羅克在全國範圍內被公開平反，還通過《光明日報》正面歌頌時，這早就揭露出來了。那時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幫頭上的壞事，一定會推到他們頭上，哪裏還會替他們遮掩？唯有下令殺害遇羅克的大人物屬於中共在文革後、甚至在今天都必須維護其「崇高」聲譽和「光輝」形象的，當局才會始終諱莫如深。
遇羅克與朋友們到北京西山郊遊（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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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年輕人，也許因為對那個時代的陌生，而不能對遇羅克和他的《出身論》給予充分的評價。
確實，《出身論》一文中，遇羅克頻頻引用了毛澤東語錄，同時把所謂劉鄧路線作為批判的箭靶。但如果把它放在當時的語境裏，這並不一定表明作者的思想局限，而可能出於其鬥爭策略。要理解一部作品，我們務必要考慮到它當時的語境，以及作者論辯的對手、試圖說服的對象——啟蒙者必須善於因人施教。
今天的我們，或許不難以所謂更純粹的人權觀、平等觀寫出一篇似乎更徹底的《出身論》，但倘若把這樣的文章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又有多少人能理解、能接受，並公開站出來支持擁護，從而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抗爭力量呢？也就是說，今天的我們要為當年的中國另寫一篇《出身論》，只怕不可能比遇羅克寫得更高明。可以說，遇羅克不僅擁有思想和勇氣，而且還富有政治智慧。我並不是說他的思想沒有局限性，而是驚訝和敬佩於在當年那樣貧瘠惡劣的土地上，能生長出如此燦爛奪目的思想之花。你要知道當年的世界有多矮小，才能知道遇羅克的形象有多高大。
1968年秋，學校開始「清理階級隊伍」，我被工宣隊、軍宣隊編入「學習班」受審查挨批判，那時給我加上了大大小小的許多問題。事後我才得知，我這次被清理就和當初辦小報轉載遇羅克的文章大有關聯。只是他們查不出我和那個北京的「反革命組織」有什麼聯繫，所以沒有定下更嚴重的罪名。
1970年初夏，我在四川農村插隊當知青時，一位朋友告訴我，《出身論》的作者遇羅克被當局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殺害。我異常悲憤，從此記住了這個名字。
1978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學，入學不久就參加了民主牆運動，成為民刊《沃土》之一員。我從若干新朋友，特別是民主牆的朋友那裏知道了關於遇羅克的很多故事。1980年暑假，我探親回到成都家中。這天，母親拿出她收存的那份登有介紹遇羅克事跡的《光明日報》對我說：「要是你那時候在北京，恐怕也和他是一樣的命運。」
那一年年底，在北京大學舉行的自由競選活動中，一批中文系同學向競選者提出一份問答表，其中一個問題是「你現在最敬佩誰」，我毫不猶豫地寫下「遇羅克」。
在北京通州宋莊美術館的遇羅克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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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羅克既是那個時代的思想家，也是一個殉道者。他的道德勇氣令人崇敬。
在監獄裏，遇羅克受過多種折磨，但始終不屈服。和遇羅克一道關過死囚牢的張郎郎事後回憶道：在牢房中，大家都愁眉苦臉，遇羅克卻始終笑眯眯的。當他們被獄方宣佈關進死刑號時，所有人都被震驚了，腦子一片空白，甚至不是害怕，不是失常，而是一種愕然。唯有遇羅克像往日一般鎮靜，在向獄方大聲說話時還帶着微笑。
張郎郎說，遇羅克始終保持這種狀態，一直到1970年3月5日被拉走槍斃，他的情緒一直非常穩定。在一次提審中，遇羅克依然以嘲弄的態度來對付，獄方使出最後一招，對遇羅克說，你想想還有什麼最後的話想和家人說——這就是暗示要判遇羅克極刑了。獄方以為遇羅克會亂了方寸，但遇羅克只是靜靜地說：「我想要一支牙膏。」
遇羅克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記里寫道：「我想，假若我挨鬥，我一定記住兩件事：一、死不低頭；二、開始堅強最後還堅強。」那時，他還沒有發表《出身論》，可見他早就對可能遭遇的打擊有充分的精神準備。在入獄前，遇羅克曾寫過一首詩《贈友人》：
攻讀健泳手足情，
遺業艱難賴眾英。
未必清明牲壯鬼，
乾坤特重我頭輕。
臨刑的日子，張郎郎問遇羅克：「你為一篇《出身論》去死，值得嗎？」遇羅克毫不猶豫地回答：「值得！」
遇羅克一案最後獲得平反，中國固然走出了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但並沒有進入光明的時代。血統論即出身歧視雖然有所緩和，但並沒有消除。一方面，我們還能看到權力的私相授受，「老子革命兒接班」，「還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另一方面，當局在迫害異議人士之餘，也常常對親屬子女有所株連，體現出中國的人權狀況仍然存在嚴重的問題。
2009年清明節，遇羅克雕像在北京通州宋莊美術館落成。雕像正面鐫刻着遇羅克的話：「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力，我們一概不承認。」雕像底座上鐫刻着北島1980年獻給遇羅克的詩句：「我並不是英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只想做一個人」。
在獄中，遇羅克給難友留下一句人生感言：「何為不朽？不朽在於引起後人的共鳴。」古人曰：人生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遇羅克不朽。
作者胡平，《北京之春》榮譽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