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影：特朗普主義衝擊波正在遍及全球，更多的人不再把特朗普當作一個商人、一個業餘政治家，而是認真思考他作為歷史性政治家的可能地位。
過去幾周，對特朗普主義的批評聲浪有所降低。伊朗福爾多核基地落下的地堡炸彈，為中東安全秩序的重構敲下了最後一顆釘子。隨之而來的兩場戰爭（伊朗以色列、剛果盧旺達）的停火與調停，打破了人們對"特朗普主義是一種孤立主義"的誤解。在國內，特朗普政府贏得了數個重要的法案判決，"大美麗法案"也贏得參議院程序投票，被特朗普視為其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環有望落地。隨着TACO破產，美國股市收復了關稅戰之後的全部失地，創下歷史新高。
很明顯，特朗普主義的衝擊波正在遍及全球，其印記已經不像第一屆那樣容易被抹去。更多的人不再把特朗普當作一個商人、一個業餘政治家，而是認真思考他作為歷史性政治家的可能地位。
特朗普衝擊波激起了自由主義左派（也即進步主義）最強烈的憤慨和最深刻的焦慮，其強度大大超過了以往歷屆右派政府——從里根到小布殊，左翼批評從未如此充滿道德焦慮與文化恐慌，民主黨的反擊也從未如此無力。這樣的情緒背後，其實隱藏着一個更本質的問題：批評者真正擔憂的，到底是特朗普主義對保守主義的踐行，還是對保守主義的突破？在傳統右翼，對特朗普的批評也從未停止，例如共和黨建制派、新保守主義圈，他們將特朗普視為對保守主義傳統的背叛與破壞。
那麼，特朗普主義到底是不是保守主義？
在現代政治光譜中，保守主義（也就是自由保守主義，與自由進步主義相對）是多種立場的集合體，但歸根結底，它更是一套關於權力邊界與自由程序的價值體系。論斷特朗普主義是否是保守主義的，必須回到這個角度，而不在於他三婚、不去教堂、撒謊、不得體之類個人特徵。
當然，每個時代，保守主義和進步主義爭論的焦點都不盡相同。如果不怕過於簡化，我們可以把保守主義與進步主義的鬥爭分為三個階段。二戰之前，核心是政治道路之爭——什麼樣的政府體制才是合意的政府，君主制、憲制民主、納粹主義、共產主義互爭雄長。二戰結束到1990年，鬥爭焦點轉到經濟制度，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較量。1990年之後直到現在，保守主義與進步主義的主要戰場則變成了文化領域，體現為文化道路之爭。
到了今天，隨着西方自由社會在經濟與國力上佔據壓倒優勢，自由社會面臨的最大威脅，已經不再來自外部敵人，而是來自內部，尤其是以進步和平等為名的大政府對民間自治空間的侵蝕。埃德蒙•伯克在《法國革命論》中揭示的矛盾，如今依然是爭論焦點：當人們忘記有限政府的必要性時，暴政就會以各種美好名義悄然出現。
在特朗普衝擊波到來之前，當代保守主義面臨的特殊困境在於，進步主義已經通過行政國家、司法造法與文化機構的滲透，構建起一套以社會工程為核心的治理方式。從教育文化到國際事務，進步主義正在塑造一個追求一致性的世界。在這種背景之下，特朗普主義橫空出世，迄今沒有退潮的痕跡。
那麼，它到底是傳統保守主義的現代踐行，還是對傳統保守主義的背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突破各種情緒化的喧囂，直接審視特朗普政府、尤其是第二屆特朗普政府的具體政策本身。
特朗普政府所推出的主要政策，可以分為四大領域，18個子領域與77項具體政策：文化社會、經濟、政治、國際。得到新聞媒體最大關注度的政策實際上只佔全部政策的12%，其餘88%的政策更加重要，卻沒有得到充分關注。這些政策與保守主義傳統主張有什麼異同呢？
文化-社會領域
特朗普主義在文化-社會領域的政策常常被進步主義簡化為民粹煽動，但事實上，這個領域的政策卻完美契合保守主義的傳統。如果說有什麼差別，在於特朗普在這個領取採取了有攻有守的戰略戰術。這個領域的爭論中文世界關注不多，但卻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最大重頭戲，涉及到8個子領域，32個具體政策。
1．移民政策
其中引發巨大矛盾，且推進力度最大的政策，首推移民問題。
在傳統自由主義的觀念里，社會是由原子化的平等個人組成的，他們通過社會契約組成社會。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應該歡迎來自全球各地的移民，不論他們是通過合法手段還是非法手段進入美國。從選票計算角度來看，移民團體構成了民主黨的重要票倉。不論是從理念上還是政治計算上，實施過分寬容甚至縱容的移民政策一直是民主黨的選擇。在拜登時期，非法移民數量高達千萬之巨。
而對保守主義來說，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是由一個一個小有機共同體以共和主義的自治方式連接在一起，構成了社會。公民身份不僅僅是法律身份，更是共享價值觀與歷史傳統的紐帶。美國作為新教徒夢想建立的山巔之城國家，放任文化異質的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美國將"國將不國"，不再是那個保守主義願意去認同的社會（亨廷頓）。因此，要求"在投票站提供公民身份證明"、推動"快速驅逐非法移民"，既是對作為有機體的國家主權這一保守主義基本範疇的重申，也是對民主黨傳統票倉的打擊。
特朗普政府在此領域採取了多項強力措施。例如，上台伊始就推動邊界牆建設，使非法移民入境人數從百萬人水平降低到零；5月30日，最高法院允許特朗普行政令撤銷53.2萬名古巴等國移民的臨時身份證；6月23日，最高法院以6:3的裁決允許將非法移民驅逐到第三國；6月28日，最高法院在關於終止出生公民權的司法審判中，不支持地方法院發佈全國性禁令。
6月28日的判決相當重要，也一定會進入未來的司法史。它不僅影響出生公民權問題，也影響其他兩黨爭議政策的司法裁決，更重要的是，不僅影響本屆美國政府，也影響未來各界政府，可以算是行政權力與司法權力界定的一個重要進展。實際上，民選行政機構與不經民選但秉持法律專業性的司法機構，它們的權限應該如何劃分，如何避免司法惡變為黨派司法，如何約束行政機構濫權，在200多年前費城制憲會議中就是論爭焦點。
"民選"本身並非壓倒性的力量，說到底，它只是一時的政黨勝選結果，而愛德華•柯克爵士為普通法辯護時候所謂司法的技藝理性，卻是無數代人漫長歷史博弈中沉澱的實踐智慧。只要司法堅持專業性司法，那麼，就是這些實踐智慧就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正當性，不應以"未經民選"作為否定的理由。話說回來，如果司法在能動司法的道路上走得太遠，就是對傳統技藝理性的背叛，更多反映這一代法官、或者這一個法官的認知，從而喪失自己的權威正當性。在這次判決中，多數大法官堅持，司法不是對行政的監督，而是裁決案件，地區聯邦法院不適宜出台全國性禁令，否則就侵入了民選行政權力的地盤。
2.教育與 DEI政策
進步主義文化在教育、文化、媒體、娛樂、企業屆早已樹大根深，近年來通過DEI、Woke、跨性別文化、政治正確等運動不斷攻城略地。
哈佛等高校將"種族配額""性別理論"納入必修課，推行單一意識形態，其教授的黨派註冊99%為民主黨。這與保守主義捍衛的"學術自由"（即免於政治干預的自由）相悖。保守主義強調知識生產的中立性，反對將高等教育異化為政治宣傳工具。特朗普政府希望教育從"社會工程工具"還原為知識傳承場域，從民主黨後備力量培養基地退役。
教育從源頭提供養分，而實踐中的福利共同體則是進步主義文化攻城略地的主要機制。在這一機制中，政府設立相關官僚機構推廣（如國際開發署），議會出台法律提供法律依據，財政撥款提供財力支持。其中涉及的財務支出許多流向左翼民間組織，與高福利政策一起，構建了支持民主黨政策的福利共同體生態，覆蓋人數眾多的外圍民眾，再與左翼富豪一起反哺左翼組織，捐款出力，塑造超強動員力。如此形成的閉環威力強大，在奧巴馬-拜登政府時期大見成效。
這一屆特朗普政府對此祭出了如下反制政策包括：廢除聯邦政府 DEI項目、裁撤國際開發署、廢除教育部、恢復軍隊的跨性別禁令、取締未成年人變性手術、禁止跨性別女人參加女子運動、倡導企業家廢止DEI實踐、要求大學回歸"純粹學術"等。這些措施大部分得到落實，最新消息也指出，經過多日僵持，政府與哈佛大學的談判也已經有所進展。
3.醫療與生育政策
在醫護與生育領域，傳統保守主義在墮胎問題上持有強烈立場，與現代女性主義產生激烈對抗。特朗普在這一問題上採取了戰術性妥協，避免主動推動聯邦層面的禁令，而是將權力交還給州政府。這不僅體現了保守主義的審慎原則，也在政治計算上避免失分。特朗普希望通過任命保守派大法官支持州級限制法案，逐步恢復對生命權的司法保護。類似的戰術特點也體現在保護兒童免受未成年人變性手術侵害、持槍權等方面。
特朗普在文化社會領域還推出了涉及治安、氣候、醫療、文化等領域的20項政策，包括退出世界衛生組織、改革衛生醫療部等，也都符合保守主義思潮的普遍傾向。
經濟政策領域
在經濟方面，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常被批評為非正統的保守主義，其力推的"大美麗法案"也被多位保守黨議員杯葛，認為其在削減開支、控制赤字、改革美聯儲等方面沒有達到激進右翼的要求。然而，其大部分核心條款保持了對小政府、低監管核心原則的堅持。
1.減稅與減支
"大美麗法案"將企業所得稅維持在21%，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維持在37%，同時新增多項減稅，如小費免稅、加班費免稅、汽車貸款利息免稅，並提高標準扣除額、兒童稅收抵免額、SALT扣除上限等。
進步主義對此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減稅的主要受益人是富人，加劇了社會不公；第二，削減醫療補助、食品券等福利的工作要求，屬於漠視窮人痛苦的"冷酷無情"。
對於第一點，高收入階層是主要的稅負承擔者，低收入階層要麼很少納稅，要麼屬於轉移支付的淨收入方。美國低收入家庭零繳稅與未申報納稅之和合計大約佔總家庭數的44%~60%（各年有波動），他們繳納的主要是養老保險金（僱主承擔另一半）與州與地方稅，金額不大；同時，最低1/5組別居民的收入中，55%來自於政府轉移支付，次低的1/5組別也有30%的收入來自於政府轉移支付。相反，最高的1/5組別所得稅率達到25%，人均年納稅約63,250美元，納稅額占聯邦所得稅的63%，加上次高的1/5組別，合計佔90%；其中最高1%收入組承擔了28%的聯邦收入稅。這種情況下，減稅政策必然讓更多的稅負降低落在前2個組別的人身上。保守主義珍視財政平衡思想，認為稅收不僅是財政工具，更是權力邊界的度量衡，也是經濟活力的推進器。減稅的直接受益者是收入靠前的兩組人，但更重要的二階效應下，全社會都是間接受益者。
對於第二點，特朗普從第一屆執政失敗中吸取的教訓不足，避免直接攻擊奧巴馬醫改政策，轉而通過增加領取醫療補助和食品券等福利的工作要求，對提高福利體系效率提出要求。保守主義強調福利應是"暫時救助"而非"永久依賴"，最終需要依靠擴大就業市場，給更多人提供工作來幫助受助者恢復其自主性。對於接受救助的人來說，大政府福利有可能是隱性陷阱。約翰遜"偉大社會"工程的實施，中斷了黑人群體的社會地位上升之旅，惡化了黑人社區狀況，黑人經濟學家索緒爾對此有很多尖銳分析。
"大美麗法案"沒有達到保守派2025規劃中希望達到的企業稅15%、更有力度的個人所得稅減免的目標。與此同時，在減支方面，受限於國防開支擴張、維持奧巴馬醫保政策、DOGE削減成本低於預期等因素，降低赤字力度也不達目標。控制稅收的最好方法是控制政府規模與開支，對於這一點特朗普政府從理念上沒有疑義，但實現起來難度頗高。
2.能源與科技
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推動"能源獨立"、削減綠色能源政府補助、推動核工業發展，符合保守主義的一貫主張。這並不是否定環境保護，而是反對以"氣候正義"為名的激進干預——歐盟的碳關稅、激進環保主張，正是歐洲工業衰退的核心原因之一，為在美國實現再工業化與供應鏈安全，特朗普選擇了相反的道路。
政治領域
文化與經濟政策的最終落腳點，或者說，整個特朗普主義的最終落腳點，是希望在政治領域贏得面對民主黨的優勢。共和黨自認為是一個低參與度的政黨，也就是說，其基本盤多集中在駢手胝足、打拼生活費的勞工階層（共和黨活動家查理•柯克所謂"焊工、服務員與水管工"），對政治參與熱情度不高。相反，民主黨是高動員的政黨，依靠大學、文化屆、福利政策受益者等團體對政治的高度參與熱情，往往在選舉中佔據優勢，更不要說選舉程序漏洞能夠被民主黨更好地利用。
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山事件，民主黨將其視為特朗普毫無根據地質疑選舉存在大規模選舉舞弊，煽動支持者的結果，而共和黨則認為2020年的大選存在不容忽視的選舉程序漏洞，國會山事件是支持者表達義憤的愛國舉動。特朗普本次復歸白宮，迅速特赦了上述事件的參與者，並進一步認為，要避免類似爭議重演，更重要的是要讓美國選舉制度運行在程序正義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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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推動的"選舉合規議程"（如要求選民 ID、限制郵寄選票、使用紙質選票、在選舉之夜清點所有選票）正是這一考慮下的組合拳：選舉制度的核心是"防止權力篡奪"，而非"最大化投票率"。
在法官Watch判決的支持下，各州從選民名冊中刪除了500萬個名字，它們由於死亡、搬遷本應失效卻繼續躺在名冊中。諸如此類的基礎工作，保守主義者希望將美國大選的合規水平提升到其他國家的水平。
國際安全秩序
特朗普的國際政策受到的批評一點兒也不比其國內政策少，而是更加廣泛、持續與激烈。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它被標籤化為"孤立主義"，傷害美國長期戰略利益；第二，它放棄了民主外交傳統，對傳統盟友強硬，卻與獨裁者言歡，損害了盟友信任與保衛美國利益的力量。
但將特朗普主義歸類為孤立主義並不正確。在動用武力方面，他下令狙殺了蘇萊曼尼，也指揮了對福爾多地下核設施的轟炸；在追求和平方面，雖然未能調停俄烏停火，但確實調停了印巴停火、剛果盧旺達停火、伊朗以色列停火——這並非一個孤立主義總統應該有的樣子。
至於放棄民主外交傳統，更準確地說，是對自由主義干預主義外交的拒絕（參見本專欄文章《特朗普的國際秩序：從山巔之城到叢林現實》）。從亨利・基辛格的"現實政治"到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保守主義始終認為，國家間關係的本質是權力與利益的博弈，而非價值觀輸出。特朗普的原話說，"近年來，太多的美國總統都被這樣一種觀念所困擾，即我們的工作是審查外國領導人的靈魂，並利用美國的政策對他們的罪伸張正義"。這樣的政策理念，讓美國浪費了巨大而寶貴的國力，在各國贏來普遍的反美情緒，對於增進美國國家利益並無所得。
相反，特朗普設計的國家安全秩序有四個支柱：歐洲守、中東攻、聚焦東方、單邊主義。要求北約盟友增加軍費（在最新北約峰會上得到歐洲各國認可）、不以口頭譴責俄羅斯來謀求調停俄烏戰爭，是將更多的安全責任推給歐洲盟友，體現"歐洲守"；支持以色列打擊以伊朗為核心的抵抗之弧，對沙特等阿拉伯國家展開務實合作，體現"中東攻"。收回資源的同時大力提升美軍軍力，以聚焦東方。前述三點都以單邊主義的風格推進，在特朗普政府政要心底，對於歐洲人選擇的進步主義道路心懷不滿，對歐洲人的實力充滿輕視，如此一來，過去被視為珍寶的盟國之間的信譽與互信，對於特朗普主義來說就沒有那麼重要了，遠不如不在歐洲浪費資源重要。
國際經貿秩序
自由主義敘事中，自由貿易的全球化的地位近乎神聖，WTO、IMF、世界銀行等機構勢力龐大。但特朗普主義則認為，舊的全球化多邊機制無法應對來自東方的挑戰，它們試了又試，不論是在WTO制度內裁決爭端，還是各類TPP談判，都只是給了對手更多時間，美國則陷于越來越大的劣勢中。
對此，特朗普的解決方案不是更加努力，而是重啟爐灶（參見本專欄文章《自由貿易已死，對等貿易將升》）。美國在全球出口市場中的分量、尤其是巨大的貿易逆差，既是美國的弱點，也是美國的槓桿。正在推進的對等關稅政策事實上廢止了之前80年的多邊協商經貿體系，給與美國一個武器，抵消非自由經濟體一直享有的非公平優勢，給具有巨大過剩產能的國家更大壓力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希望以此推動美國增強自身的製造業實力與供應鏈安全性。
迄今為止，經濟學家們抗議的巨大負面影響尚未出現，美國沒有惡性通貨膨脹、經濟沒有出現衰退、全球貿易沒有出現極度扭曲，相反，各國股市大部分都收復了短暫衝擊的失地，紛紛錄得正回報。
在遍歷上述77項政策之後，讓我們再來評估一下，特朗普主義是否屬於保守主義，答案其實是明確的。反對者對此的誤讀，主要源於三重因素：
首先，非傳統風格並不等於對保守主義原則的背離。特朗普的"推特治國"、"街頭政治化"風格，應視為他對進步主義"文化霸權"的非常規反擊——當主流媒體、大學、荷里活均被進步主義壟斷時，保守主義需要突破傳統精英話語體系，直接訴諸民眾的日常理性與切身感受。左翼"民粹主義"的指控不夠嚴肅，任何一次大選失敗者都可以以此來指控對方，等同於"我是好的你是壞的"的無效陳述。
另一被詬病的是特朗普口無遮攔、說變就變，以至於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一詞流行。特朗普本人對此的辯解是，言辭與手段的靈活不代表原則與目標的飄忽，反而是"交易藝術"的一環，最終是看結果。77項政策的系統性推進也表明，特朗普主義並非以個人一時興起來治理國家，而是在執行一個綱領性的願景，在本質上吻合保守主義的核心。
其次，戰術妥協不等於價值觀投降，反而恰好是共和黨能夠贏得選戰的重要原因。在墮胎、醫保等問題上的戰術性妥協，為共和黨爭取到大量中間派選民。在權力結構尚未完全重構時，激進推進可能導致反效果；相反，以中立的原則+保守的具體措施相結合的方式，能夠更好地推進保守主義的議程。
特朗普政府嚴格遵守了每一項法院判決，其進行抗爭的方式是尋求在上訴法院中贏得司法戰，如此，關於"威權主義""反民主"的指控其實難以說服中立者的眼睛。
第三，現實主義不等於道德虛無。左翼指責特朗普的國際政策"放棄民主價值觀"，但特朗普認為自己放棄的，只是自由主義的干預霸權。同樣，左翼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的指控也難以得到事實的支持，畢竟，2024年大選中，黑人選民、拉丁裔選民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比例處於歷史第二高位置，反對"逆向種族主義"並不等於支持種族主義。
回到篇首的問題，特朗普何德何能，能夠激起進步主義如此巨大的情感反應？
特朗普主義以非傳統方式衝擊了進步主義賴以生存的權力結構（行政國家、文化機構、國際機制），揭露出左派的傳統道德可能不僅並不如其宣稱的那麼高尚，也不如其宣稱的那麼牢固。保守主義的生命力在於其對人性複雜性的認知——它既不相信"完美社會"的烏托邦承諾，也不接受"平權無限擴張"的進步主義邏輯。未來當歷史塵埃落定，特朗普主義可能被視為保守主義現代轉型的陣痛期——它未必符合完美定義的保守主義，但展現了保守主義在應對進步主義挑戰時的理論潛力與實踐方向：在堅守"有限政府""個人自由""社會傳統"核心價值的同時，以靈活策略應對複雜現實，爭取最大多數的中間派，最大限度強化動員能力，以此直面21世紀的意識形態文化戰爭。
（作者系獨立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