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7日晚上，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了上海科學、教育、文學、藝術和工商界代表人士三十六人。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社論。這篇出自毛澤東筆下的社論，第一次點出有一個「章羅同盟」，定羅隆基為帥上之帥，還說：「……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社論斥責他們「呼風喚雨，推濤逐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見毛選第五卷435頁）
如此疾言厲色的聲討，如同雷霆萬鈞，把整個中國震得山河失色。民盟和其他一些在鳴放中發表過一些「錯誤言論」的知識分子，統統陷入了被圍剿的境地。
就在章伯鈞、羅隆基、浦熙修們在北京被《人民日報》「七一」社論追討得無處藏匿，三番五次做着屈辱的檢討和互相揭發之際，社論作者毛澤東已經南下。七月八日，他在上海說：「對這些右派，我們正在圍剿。」（見毛選第五卷442頁）此時離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公開號召反右正好一個月。毛澤東認為：在這一個月里，鳴放中最有問題的兩張報紙，光明日報「立場根本轉過來了，由章伯鈞、儲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路線轉到了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路線。」而文匯報呢，雖然作了自我批評，但「根本上沒有作自我批評」。相反，還「替自己的錯誤作了辯護」。「欠債是要還的，文匯報何時開始還這筆債呢？」
毛澤東為什麼死揪住文匯報不放？這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務，暫且不表。我們感興趣的是毛澤東這個時候在上海與各界知識分子代表的一次會見，以及此時得以覲見龍顏的各界知識分子的表情。
個人崇拜重新歸來
七月七日晚上，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了上海科學、教育、文學、藝術和工商界代表人士三十六人。
在這種場合下，毛澤東顯得平易近人，談笑風生。他看見以前見過一面的科學家、復旦大學教授談家楨，頗為江湖地稱呼道：「談先生！老朋友！」以至談家楨激動地說：「他和我只見過一次面就記得了」。毛澤東還記得導演應雲衛「到過延安」，「去榆林拍電影」（按：指1946年應雲衛到內蒙拍《塞上風雲》）。在與血吸蟲病專家蘇德隆寒暄時，毛問黃浦江里有沒有血吸蟲？蘇德隆得知毛想橫渡黃浦江後說：黃浦江里沒有血吸蟲，但是有傷寒病菌。勸毛不要在黃浦江里游泳。毛開始發揮他的辯證法：醫生的小心固然好，但我們還得要大膽，二者結合起來考慮就全面了。這又被復旦大學教授漆琪生感嘆道：「主席的小心與大膽比喻，就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與統一的辨證關係。亦即指出了我們和右派分子鬥爭時，必須小心和大膽結合起來，工作就做得更好」。毛澤東說看過漆琪生教授寫的文章，漆教授「又興奮，又慚愧」，「總的一句話，毛主席對我們這麼關懷，我們怎麼能不聽毛主席的話，不跟毛主席走呢！」毛澤東看見著名教授、歷史學家束世澄頭髮已經斑白，就問束「現在還上課不？」束答道：「還在上。」毛澤東關切地說：「可以不上課了，只要指導別人就行了。」束世澄事後激動不已：「其實我的年紀比主席小，他還在日理萬幾（按：原文如此）為人民操勞，卻要我休息了。而主席的談話又是如此親切，真是像老朋友一樣。這怎能不叫人感動？」「從去年起我看過幾次主席的照片，總覺得他顯得有些蒼老，我一直懷念他老人家這幾年是太辛苦了。但見面後，覺得他比照片上年輕得多，身體非常健壯，他還說要橫渡浦江。看到主席這樣精神，真是我莫大的安慰。」……
幾乎所有人都被領袖的風度迷住了。「謙虛」、「誠懇」、「慈愛」、「非常親切」、「像老朋友一樣」……。黃宗英觀察得很仔細：「有的以前見過的，他一看見就叫得出名字，知道在搞什麼工作；有的初見，但在臨別一一握手時，主席都叫得出姓名了。」這種「對每個人工作和生活的關心」，讓被關心者「非常感動」「非常激動」……
失眠是知識分子的通病。此次受到毛澤東接見，使得原先靠安眠藥入睡的，激動得非要加大了劑量才能入睡。可也有相反的，束世澄是一位。他說：「方才幾位同志都說見到了毛主席後回到家裏，幾乎一夜睡不着覺。我卻和大家相反。前幾天我一向上床不容易睡着。但是見到主席後，我一上床就睡着了。因為聽毛主席說，右派反過之後，整風整過後，中國馬上就要大大好起來。我就感到心安理得，為從來所未有。問題只在目前如何熱情堅決的投入戰鬥，今後如何更努力的搞好工作。」
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挑戰了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中共黨內也對七大以來對於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崇拜作了反思。毛澤東開始從「神壇」不無失落地逐漸回到「人間」。然而一場反右，讓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重新歸來，七月七日對上海各界人士的接見就是其中的精彩一幕。毛澤東很成功。
聽聽當時的各界代表們還怎麼說——
李銳夫（華東師大教授）：「毛主席胸襟偉大，給我們莫大的鼓舞。」
漆琪生：「主席講話的態度既慈愛又莊嚴，使我們肅然起敬。」「毛主席的談話給予我們無窮的力量。……短短一席話，對我的教育真是終生受益無窮。」
周煦良（翻譯家、教授）：「這次見面，真是畢生難忘。」
笪移今是復旦大學教授，他曾是儲安平主編的《觀察》周刊的撰稿人，還做過代主編，又是九三學社發起人。這時的儲安平已經被批判得連上醫院看病都不敢報自己的名字。笪移今說：「主席的每一句話都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性和哲學意味，發人深思。」「主席的話永遠活在我的心裏，是推動我前進的動力。主席的談話一貫是那樣輕鬆而富有生命力。……主席態度謙虛、親切、誠懇，真使人感動得無以言喻，對人的啟發和幫助很大。」笪移今特別強調：「的確，人民是選對了自己所敬愛的領袖。」
蘇德隆（牛津大學醫學博士、哲學博士）：「主席是我們力量的源泉。」
後來在「文革」中被整死的著名導演鄭君里提出了「元帥」和「慈母」的說法。他說：「這次毛主席來到上海，正好是上海反右鬥爭到達高潮而且已經取得偉大勝利的時候，我能夠看到毛主席，除了極度興奮之外，還有二種心情，一是自己作為反右派鬥爭行列中的一個小兵，看到毛主席像是看到了指揮全軍的元帥上了火線一樣，充滿了勝利的信心。另一種心情又像是久離父母的孩子重新見到了慈母。我更覺得毛主席既是我們的元帥，又是我們的慈母。」
翻譯家羅稷南的提法也很新，他說毛澤東是「我們國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毛澤東是「國家元首」是事實，但當年很少有人這麼說。「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是個創新的概括。
細細咀嚼對毛澤東的這些讚美，再想想九年後「文革」中對毛澤東的「三忠於」「四個偉大」之類，就不覺得太突兀了。只是這些讚美都出自於當時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之口。
主動申請繼續改造
當然，回頭看這段歷史，很難說，當年的那些讚美都出於真心。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鳴放期間也提了許多意見，反右來了，誰也吃不准自己離「右派」還有多遠，心中不免七上八下。二〇〇三年黃宗英回憶說，聽說毛主席晚上要接見，當時「反右已風起雲湧，我忐忑不安想請假不出席，怕的是會被點名發言。」一同被召見的黃宗英的丈夫趙丹雖故作鎮靜，但其實「那些日子特煩躁」，「他正為老友鍾惦棐《電影的鑼鼓》和他自己的《爐邊夜話》在掛鈎上綱寫檢查。同時還要為參加中宣部一次『擴大會議』、聆聽了毛主席講話後與石揮他們合寫的一篇文章寫檢查。」上海信誼藥廠總經理、民建中央委員陳銘珊說：「市委統戰部電話通知我馬上去中蘇友好大廈咖啡廳。我不知道什麼事情，趕到那裏一看，只見燈火輝煌，已經有好多人坐着。一進門就看到毛澤東主席站在那裏講話，使我驚喜不已。我悄悄地坐在後面。咖啡廳里是分團桌坐的，毛主席講話後，還過來同大家交談。當他坐到我所在的一桌時，有人介紹到我說：『這是陳銘珊。』毛主席說：『噢！上海有個陳銘珊，北京有個陳銘德嘛！』當時反右運動已經開始，北京陳銘德已被劃為右派。我聽後心中很吃驚，不知這話是什麼意思。毛主席與我們交談了一會，臨離開之前補充了一句：『我剛才說北京有個陳銘德，是為了便於記憶。』他這一解釋，才使我如釋重負。」（中共黨史出版社《毛澤東在上海》）
受到領袖的接見，在當時人們看來，等同於勞動模範。黃宗英說：「我和趙丹在七七晚上見過毛主席後，第二天一清早，就把這大喜事告訴了我們的孩子，孩子高興極了，問我們：『毛主席為什麼找你們談話啊，你們是勞動模範嗎？』我們聽了很慚愧……」儘管不是勞模，但無論如何都是領袖路線上的人了，所以在座談會上，大家先是感到從未有過的「輕鬆」，接着開始檢討自己。
談家楨說：「我參加過中央宣傳工作會議，對中央方針應該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回到上海以後，像進了迷魂陣一樣。想想自己在大鳴大放中也犯了一些錯誤：隨波逐浪，在有些對黨的意見中，不免誇大了缺點，對解放來的三反、思想改造運動、教學改革、科學體制和學習蘇聯等存在着的片面的缺點有誇大為全面缺點的感覺。這說明自己在思想上，還沒有明辨大是大非，立場模糊。」「有些論點卻和右派分子的論點不自覺地起了共鳴作用」。談同時強調了「當時各方面的壓力大」的客觀因素。周煦良說：「我的思想也有些糊裏糊塗，反右派鬥爭開始後，又表現得不夠堅決，我一直想要多寫文章，也打好了幾篇腹稿，但一直沒有寫出來。」束世澄說：「在這次反右鬥爭開始之前，我自己就很糊塗，對問題看不清。」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丁善德自己鳴放中沒有什麼過失，但也代上海同行們檢討：「我們音樂界也存在着相當嚴重的非政治傾向，對這樣重大的反右派鬥爭還不夠關心，感情上沒有像工農同志那樣強烈的痛恨，這說明我們音樂界的政治覺悟還不高。」……
因為多少都犯了些錯誤，或者在政治上多少也有些糊裏糊塗，現經領袖一接見，大家無不覺得「慚愧」、「很慚愧」、「非常慚愧」。紛紛表態：要繼續改造自己！
電影導演沈浮說：「相信在這一反右鬥爭中，我們知識分子一定能得到深刻的教育。我個人在這次反右派鬥爭中所得到的教育，就是比過去歷次運動所獲得的教益都大。我把這次鬥爭就視做火熱的鬥爭，願在這次鬥爭中求得改造。我是這樣想，並且也是這樣做。」電影導演應雲衛說：「毛主席見到我，我覺得就好像在問我改造好了沒有。主席這樣親切，一方面鼓勵我們要好好工作生產，一方面要我們好好改造。」笪移今說得最徹底：「投入反右派的鬥爭，是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最好機會，……對於這次與毛主席的見面，光感到對知識分子的親切和關懷是不夠的。我們為報謝毛主席恩意，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堅決改造自己，我相信毛主席對我們的期望也就是要我們勇敢地繼續進行思想改造。而這次投入反右派鬥爭，就是一個最好的改造自己的考驗和鍛煉。只有經過不斷的改造和提高，才能……」
當年，知識分子日子不好過。進入一九四九年以來，毛澤東一直把他們稱為「從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他們有「尾巴」，並時不時「翹尾巴」。他們因此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夾着尾巴」做人，不斷接受「改造」。特別是在歷時一年的全國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中，知識分子更是被侮辱性地「脫褲」、「洗澡」、「下樓」。接着不少人又在「反胡風」運動中沉沒。知識分子對於思想改造，有疑惑，有不滿，只是絕大多數敢怒不敢言。下文提到的上影五次座談會積極分子、導演白沉一九五四年就已沉不住氣，當着視察上影廠的全國人民代表許廣平面說：「思想改造，一次一次又一次，無盡無休，這種做法比當年的保甲制度不是有過之無不及嗎？日本人、國民黨再厲害也沒有兜你的老底呀！」（見1957年8月11日《新民晚報》）好不容易一九五六年有了「雙百方針」，說知識分子經過改造已經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以為從此可以脫掉資產階級的帽子，以為從此可以與自卑、屈辱的「改造」二字說拜拜了，又有了鼓勵知識分子說話的「鳴放」，多少人壓抑多年的心裏話一吐為快！然而，不過一百天，就遭遇上了反右。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反右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又被公開地正式地戴上了「資產階級」帽子，繼續走上漫無邊際的「改造」之路。然而，奇怪的是，在此前的七月十日，在毛澤東接見之後《文匯報》召集的座談會上，許多知識分子就已經伸手主動要求繼續「改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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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一棍子打下去
當時的場面上，除了談笑風生，還嗅得出火藥味。
毛澤東看見復旦大學教授漆琪生，就問：「復旦大學貼大字報多不多？」漆答道：「沒有華師大多。」毛澤東風趣地說：「你們的成績趕不上。」毛澤東又問柯慶施：「你們對大字報是否感到緊張？」柯慶施乖巧地答道：「有主席在這裏，我們就不緊張了。」從回憶來看，毛澤東在會見中還說過：反右鬥爭「必須貫徹到底，不是一陣風，必須提高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對右派分子必須一棍子打下去。」
文匯報組織被接見的知識分子談感想，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讓大家進一步幫助文匯報。該報副社長、代總編輯陳虞孫在座談會上表示：「本報前一時期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本報同人的心情是沉重的。我們決心改正錯誤，在反右鬥爭中立功贖罪。使本報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報紙。因此，本報同人迫切地需要各位從和毛主席會見所得到的鼓舞與領會來提高我們的戰鬥力。」
果然，這些受到毛澤東接見的知識分子，反右派的鬥志被激發出來，對於文匯報的批判進一步深入了。
見過一次面，就被毛澤東稱為「老朋友」的復旦大學教授談家楨首先把自己的錯誤與文匯報掛鈎，說：「當時各方面的壓力大，特別是文匯報的氣焰囂張。四月初呂文約我寫稿，要我鳴。我還好，沒鳴出毛病。」聽上去有一種劫後餘生的僥倖。其實，談家楨的「鳴」還是「有問題」的。他在鳴放時，對於遺傳學中因為政治因素，獨尊蘇聯米丘林一派，抑制摩爾根學派，提出批評，認為這不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許多人就因為這個問題，後來被打成了「右派」。
談家楨進而揭發說：「在過去一個時期里，文匯報與復旦大學的右派是血肉相關的。」「最近一個時期的文匯報，我還不滿意。我要談一件事，這可能是採訪部同志的疏忽。上星期六生物系第三次鬥爭張孟聞，火力很猛，特別是蘇步青副校長參加了，對張的醜惡面目揭發得很徹底。蘇步青揭發：孫大雨所誣指的反革命分子名單曾放在張孟聞家裏達一個星期之久，並且張孟聞還同意了其中一部分。蘇步青說張孟聞是殺人不見血。張孟聞聽了很震動。同時，工人也很憤怒，一位汽車司機揭發張孟聞和孫大雨密會的情況，張孟聞住的宿舍的一位工友說：孫大雨每星期都打電話給張孟聞，講的是英文。這些材料是最有力的，而文匯報的消息中卻漏掉了。」張孟聞是著名的兩棲爬行動物學家，曾留學法國，一九四二年到復旦大學，在談家楨之前擔任過生物系主任，復旦大學生物系能擠身於國內先進行列，有他的一份心血。他後來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調往黑龍江大學。
笪移今說：「文匯報刊登了復旦大學右派分子張孟聞、王恆守的文章，在復旦是很有市場的，甚至四川也有人來信支持他們，可見確實迷惑過許多人。」他要求《文匯報》組織文章深入批判王恆守，「因為王恆守是一向掛了科學的招牌來偷運反對馬列主義的私貨的，搞得很隱蔽，一時不易識別。不像陳仁炳孫大雨惡劣得很明顯，明眼人一看便知，而且王恆守開口科學閉口科學，儼然大師。……據說直到現在恐怕還有一些人受他欺騙，尚未完全改變對王恆守的看法。這就說明像這樣一類的文章，必須深入的分析批判，以正確理論來反擊謬論，才能把毒素徹底洗清。做到了這一點，文匯報才能說真的還清了債。」王恆守，復旦大學物理系教授，曾留學美國哈佛研究生院，專攻理論物理學。鳴放時，他曾發表文章說：不能因為說了一句「天曉得」就斷定這個人就是唯心主義者，同樣，不能因為牛頓說了一句那個行星在最初圍繞太陽轉的時候是由一股神力推動的，就斷定牛頓是唯心論。他還否定生吞活剝的學習蘇聯，提倡教授治校。（見1957年4月25日《文匯報》）
束世澄則認為「文匯報到現在還在包庇右派分子」，證據是：「華東師大在揭發『楚歌』的幕後人戴家祥的大會上，我的發言有三點，前面二點特別重要。第一點是質問戴家祥，他寫給歷史系黨員的信，原稿給曹汗奇、路永明兩位先生看過，而且曾經修改過，為什麼不叫他們簽名，這究竟是什麼把戲？其次當我最初要戴家祥檢討的時候，他衝口說出沈志遠脫不了責任，沈志遠說過要大鳴大放，如果怕打擊報復有民盟撐腰。但這句話戴在後來不說了，卻改口說情願坐牢。現在看來，上海的大火，沈志遠的確脫不了干係。可是偏偏這二點文匯報就沒有登，光登了我講的第三點要戴家祥詳細交代『楚歌』的內幕。而解放日報是全部登了的。」束還說：戴家祥「一向在說了幾句好話後，總要帶上一句壞話。當時我不過以為他思想落後，不疑其他。現在知道他一貫反對黨，他講好話未必是好，壞話才暴露了他的真面目」。戴家祥是華東師大教授，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早年入清華國學院，師從王國維。華東師大「楚歌」事件，緣起該校一位歷史系資料員趙明義，化名「楚歌」寫了一篇《告全體同學書》。戴家祥晚年自敘中寫道：《告全體同學書》「煽動同學起來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市公安局派方明同志協助破案，趙明義自己也承認。但是，有人不滿足於這樣一個小右派，聲言要抓頭面人物，說趙明義受人唆使。七月一日華師大萬人大會上栽贓誣陷，說那篇文章是我給的稿子，從此蒙冤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一九六一年摘帽。」（見《戴家祥自傳》，《當代社會科學家》1985年第6輯）
導演鄭君里提到文匯報與電影界的問題：「現在回憶起來，種種跡象不能不使人懷疑當時在右派分子把持下的文匯報所舉行的電影討論，是和上影的五次座談會互相配合、互相呼應、互相支援的。也很可能就是羅隆基與陳仁炳等人所指揮的對党進攻奪取領導權的整個陰謀的一個具體步驟。這也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
導演沈浮說：「上影是陳仁炳與吳茵內外勾結，放了五次火，闖了大禍。」
電影演員黃宗英說：《文匯報》發起的電影討論「在群眾中造成人民電影一團糟的印象。其實我們的五年計劃也提前完成了，上繳利潤也不小。這次展覽成績也很突出，賣座率打破歷史記錄，觀眾反映很好。『事實勝於雄辯，』——我們想看看文匯報怎麼把電影問題討論來收場。文匯報巧妙的滑過了這一關。只是冷冷的發了一些小消息。為什麼不宣傳好的呢？文匯報把我們糟蹋了一陣，對宣傳好的就不熱情，這太不公道了。這不是立場問題是什麼呢？」
一九五六年秋冬上影的五次座談會是在「雙百方針」的精神下為改進上影工作而召開的，創作自由、黨群關係等是座談會上談得最多的兩個問題。《文匯報》則幾乎在同時，發起「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的討論，公開為國產片「診脈」，並以鍾惦棐《電影的鑼鼓》為討論小結，動機也是可圈可點。經過反右，上影五次座談會的積極分子——「放火女將」吳茵、「反黨陰謀家」馬國亮、「偽君子」項堃、「不出面的主席」白沉等被揪上反右鬥爭台，經過近二十次的鬥爭座談會，他們的「醜惡面目赤裸裸暴露出來了」。罪名是借幫助上影改進工作為名，把座談會引向對黨的攻擊、對電影事業的詆毀。撰文參加《文匯報》討論的吳永剛、石揮和《文匯報》有關記者編輯梅朵、姚芳藻等也成為右派。上影共揪出右派四十六人。石揮投河自盡，年僅四十二歲。與吳茵通信的一個女影迷也被打成右派。
此前，吳茵主演的《烏鴉與麻雀》，在一九五七年四月獲文化部優秀影片評獎（1949–1955）一等獎。馬國亮曾主編《良友》畫報，解放後在上海美影廠做編劇，任民盟上影主任委員。項堃曾在《南征北戰》中扮演張靈甫。白沉一九五五年導演的影片《南島風雲》獲文化部優秀影片（1949–1955）二等獎。吳永剛三十年代就編導了《神女》、《壯志凌雲》等進步電影。有「話劇皇帝」之稱的石揮，敵偽時期就把蘇聯作品《夜店》改編拍攝為電影。他於一九五〇年自導、自演的影片《我這一輩子》是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作品，曾獲文化部私營廠優秀影片（1949–1955）二等獎。1954年導演的影片《雞毛信》，榮獲一九五五年第九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優勝獎，是最早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中國兒童故事片。
高度概括非常精到
據說，就在這次接見中，翻譯家羅稷南向毛澤東請教了一個問題：假如魯迅還活着，他會怎麼樣？毛澤東答道：要麼關在牢裏寫他的，要麼他識大體一句話不說。此事經魯迅之子周海嬰披露，黃宗英作為當時在座者，在《南方周末》撰文證實了這一情節。（見2003年10月21日《南方周末》）
關於這件事情的真偽，前幾年國內有許多學者曾經有過討論。儘管其真偽難以定論，但並不影響大家對毛澤東談話內容的關注，也不影響大家對被接見人士有何感想的興趣。當年，羅稷南在《文匯報》組織的座談會上有一個發言：全文如下：
我有機會謁見我們國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詩人，我感覺榮幸，興奮而又慚愧。
從右派的謾罵和誹謗中，我們知道他們有一個目標：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
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的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的路？為了這個問題，我們打了二十多年內戰，八年外戰，流了無數鮮血，犧牲了無數生命財產。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乃是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鬥爭選擇的結果，中國歷史演進的必然結果。而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乃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
這任務是非常艱苦的：要把我們的貧窮落後的祖國變為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正在艱苦奮鬥的過程中，而末路政客，殘餘軍閥，以及一些知識界敗類，卻站在旁邊說風涼話，擴大我們的缺點，以便於他們投機取巧，爭名奪利。
右派分子當然不過是些蒼蠅蚊子，撲滅並不困難。要緊的是講究衛生，否則物腐蟲生，那也是很可怕的。
我們知識分子在這樣變動的時代必須有堅定的立場，信仰社會主義，才經得起風浪，否則，無所信守，時常處於費孝通所謂「小春天氣」之中，「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這種患得患失的精神狀態是可憐而又有害的。（見1957年7月12日《文匯報》）
從這段乾淨的文字看，羅稷南大概是事先寫了發言稿的，不像有些人士發言明顯的口語化。而且羅稷南的概括能力特別強，譬如他對於右派分子的歸納：一為「末路政客」——應是指的章伯鈞、羅隆基一類；一為「殘餘軍閥」——應是指的龍雲、黃琪翔一類，一為「知識界敗類」——應是指的曾昭掄、費孝通一類。在他之前，似乎還沒有看到這麼「精到」的「冠名」。但經他這麼一歸納，右派立刻變得更加令人鄙夷了。羅稷南還說右派就跟「蒼蠅蚊子」一樣，「撲滅並不困難」。這樣的話語，總讓人感覺到他對於當時的反右心中似乎並沒有太多牴觸，那麼，他那句對領袖「具有潛在的危脅性」（周海嬰語）的發問是怎麼來的呢？因為問這個問題的前提是：他覺得當時的環境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很惡劣，所以才有「假如魯迅活着會怎麼樣」的提問。也是要「將」毛澤東一「軍」的意思吧。可看他事後的表態，又不像。或者跟所有被接見的知識分子一樣，都被毛澤東那句「關在牢裏」的回答嚇壞了？
晚年，黃宗英撰文回憶說：當她親耳聆聽到毛澤東對羅稷南「魯迅活着會怎麼樣」的回答後：「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裏娃娃兒險些蹦出來……記不清遠一點兒的圓桌旁的哪一位站起來又說些什麼，也記不清座談會是怎麼繼續的，我只偷空兒悄悄問坐在身邊不遠處的應雲衛：『應家伯伯，儂阿聽清爽要關勒監牢裏？』（上海話，意為：你是否聽清楚要關進監牢裏？）應雲衛對我滑頭滑腦笑：『清爽勿清爽，當伊嘸介事。』（意為：[聽]清楚沒聽清楚，[你就]當它沒這事。）他嘻嘻哈哈跟別桌的老朋友搭訕去了，……」（見2003年10月21日《南方周末》）行文雖然很生動，可跟她當年的回憶相去甚遠，不知哪個更接近事實。
透過四十年的時光，回望當年這件事，並沒有讓人產生後知後覺的優越——因為今天的覺悟，浸透了前人的血淚。這些知識分子中，若干年之後，在這場惡因之後產生的巨大惡果中，都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摧殘。有的被反覆揪鬥，有的身陷囹圄，有的死於非命……，以至於我們都不忍再引用他們的言述……。可是，歷史需要反思和銘記的情節卻不在少數，這是驅使我們重提舊事的原因。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於小草繁花閣
註：毛澤東與上海各界人士會見細節均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二日《文匯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