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卡倫·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1885-1952），醫學博士，德裔美國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說中新弗洛伊德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妮是社會心理學的最早的倡導者之一，也是與阿德勒、榮格、弗洛姆等齊名的西方當代新精神分析學派的主要代表，是精神分析學說的發展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本文選自卡倫·霍妮代表作《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在這本書中，作者全面分析了現代人的病態心理和變態人格。而在本文中，作者從精神分析視角分析了我們這個時代三種「神經症人格」：對權力、聲望和財富的病態追求。作者認為，這其實是內心軟弱、焦慮和缺乏安全感的外在表現。
01
在我們的文化中，對愛的追求是經常被用來對抗焦慮、獲得安全感的一種方式，而另一種方式則是對權力、聲望和財富的追求。如果我將它們視為一個統一體，那是因為它們都具有一個共同點，正是這個共同點把它們把愛的需要區分開來。贏得愛意味着通過強化與他人的接觸與獲得安全感；而追求權力、聲望和財富，則意味着通過放鬆與他人的接觸，通過堅守個人自己的位置來獲得安全感。
統治和支配他人的願望，贏得聲望和願望，獲得財富的願望，其本身顯然並不是病態的傾向，正象希望獲得愛的願望本身並不是病態的願望一樣。要理解在這一方向上的病態追求的特徵，我們就應該拿它與正常的追求作一比較。
例如，在正常人身上，權力感可能產生於意識到自身在力量上的優越，不管這力量是指身體的能力或力量，還是指精神上的能力、成熟與智慧。此外，對權力的追求也可能與某些特定的原因有關，例如家庭、政治團體或職業團體、故鄉或祖國、某種宗教思想或科學思想等。但是，對權力的病態追求卻來源於焦慮、仇恨和自卑感。嚴格地說，對權力的正常追求來源於力量，而對權力的病態追求則來源於虛弱。
同樣，文化的因素也必須考慮進去。個人的權力、聲望和財富並非在每一種文化中都發揮作用。例如，在普韋布洛印第安人（PeubloIndians）中，對名望的追求是絕對不提倡的，在個人財富方面也只有很小的差別，因此對財富的追求也幾乎沒有什麼意義。在該文化中，追求任何形式的統治和支配，並以它作為獲得安全感的手段，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們文化中的神經症病人之所以選擇了這種方式，是因為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結構中，權力、名望和財富可以提供一種較大的安全感。
02
對權力、名望和財富的病態追求不僅被用來作為對抗焦慮的保護措施，而且也是受壓抑的敵意得以發泄的途徑。我將首先討論這些病態追求是如何提供了一種特殊的保護性措施以對抗焦慮；然後，再討論敵意可以經由它獲得釋放的特殊方式。
首先，對權力的追求可以作為一種保護性措施以對抗孤立無援、無能為力的狀態，我們已知這種狀態乃是焦慮中的基本因素之一。神經症病人對自身任何一點軟弱無能或喪失希望的感覺都十分敏感和極不情願，因此他總是設法逃避那些在正常人看來是司空見慣的情境，例如接受他人的指導、勸告、幫助，對他人的依賴和對環境的順應，放棄自己的意見或同意別人的意見，等等。這種對軟弱無能的反抗，並不立刻就以其全部力量爆發，而是逐漸地、一點一點地增加其強度。神經症病人越是感覺到自己事實上受到這些抑制作用的限制，他就越不可能實際地肯定自己；而他越是感到自己事實上的軟弱，他也就越是焦慮地想要逃避一切看起來與軟弱有某種相似的東西。
其次，對權力的病追求，可以被用來作為一種保護性措施，以對抗自覺無足輕重或被他人看得無足輕重的危險。神經症患者形成了一種頑固的、非理性的權力理想，這種理想使他相信：他應該能夠駕馭一切，無論是多麼困難的處境，他都應該立刻就能對付它。這種理想漸漸與驕傲感聯繫起來，其結果，神經症患者不僅視軟弱無能為一種危險，而且視為一種恥辱。他把人分為「強者」與「弱者」，崇拜強者而蔑視弱者。他對他視為軟弱無能的一切毫不留情。他總是或多或少地瞧不起那些同意他的看法，順從他的願望的人；瞧不起那些內心有種種禁忌，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情感，因而總是顯得表情冷漠的人。同樣，他也瞧不起他自己身上的這些品質。如果他終於不得不承認他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種焦慮或某種抑制，他就會感到恥辱；並因為自己有神經症而瞧不起自己，急於把這一事實掩蓋起來。他也因自己不能獨立對付這一困境而瞧不起自己。
對權力的追求所採取的這些特殊形式，取決於權力的缺乏是否是神經症病人最恐懼最蔑視的事情。我將要提到這種追求的一些特別常見的表現。
其中之一是：神經症病人往往既希望控制自己，也希望控制他人。凡不是由他發起或贊同的事情，他都不希望發生。這種對控制的追求可以採取一種淡化的形式，即有意識地允許他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卻堅持要知道他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旦有什麼事情對他隱瞞，他就會勃然大怒。這種控制他人的傾向，也可以受到強烈的壓抑，因而不僅他自己，就是他周圍的人也都相信：他在充許他人享有充分自由方式十分慷慨大度。但如果一個人如此徹底地壓抑了他自己控制他人的欲望，他就可能變得懨懨不樂；甚至每當對方與其他朋友有約會或赴自己的約會遲到時，他就會出現嚴重的頭痛或翻腸倒肚。由於不知道這種生理功能失調的原因，他往往把它們歸罪於天氣不好、飲食不節或其它同樣無關的原因。許多表面上好象是好奇的心理，實際都是由希望控制一切的隱秘願望所決定的。
同樣，這種類型的人也往往希望自己永遠正確，而一旦被證明出了錯，即使僅僅是在微不足道的細節上出了錯，他們也會變得十分惱怒。他們必須比任何人知道的事都多，這種態度有時候會明顯得令人尷尬。那些在其他方面都十分嚴肅可靠的人，一旦面臨一個問題而不知其答案，可能會不懂裝懂，或甚至憑空撰一個答案，儘管在這個特殊問題上無知也並不會有損他們的名譽。
有時候，他們會強調希望預先知道即將發生的事情，希望預期或預言各種可能性。這種態度可能是不願意出現任何不能控制的局勢，不願冒任何風險的心理。對自我控制的強調錶現為不願意讓任何感情擺佈自己。患神經症的女性可能會感受到某個男人對她的吸引力，但一旦他真的愛上她，她又會突然轉而輕視他，看不起他。這種類型的病人往往很難讓自己弛騁於自由聯想，因為那就意味着失去控制和讓自己被捲入到未知的領域中去。
03
另一種標誌神經症病人對權力追求的態度是希望一切符合自己的願望。如果他人所做的事情不是恰好符合他的希望，或者不是恰好按他希望的方式，在他希望的時間去做，他就可能經常因此而惱怒。不耐煩的態度也與上述追求權力的態度緊密相關。任何形式的遷延，任保被迫作出的等待，哪怕是對交通燈的等待，都可能導致他火冒三丈。
神經症病人自己往往並不知道他有一種支配一切的態度，至少是不知道這種態度對自己影響有多大。不承認這種態度，不改變這種態度，確實更符合他的利益，因為這種態度具有重要的保護作用。同樣，也不應該讓他人發現這種態度，因為如果他人發現了這一點，他就有失去他人的愛的危險。
這種不自覺的態度在戀愛關係中有着重要而微妙的意義。如果丈夫或情人未能恰好符合自己的期望，如果他遲到了，忘了打電話，或因事外出，女性神經症患者就會覺得他並不愛她。她把這種事情視為她不被人需要的證據，而沒有意識到，她這種感覺乃是因為對方未能順應他自己這種常常是模糊不清的願望而產生的一種憤怒反應。
這種謬誤在我們的文化中的確十分常見，它在極大的程度上構成了不被人需要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在神經症中又往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這種反應通常是從父母那兒習得的。一個支配慾很強的母親，由於十分反感孩子公然不服從自己，往往會相信並宣佈這孩子並不愛她。在這種心理基礎上，往往會產生出一種奇怪的矛盾現象，這種矛盾幾乎可以使一切戀愛關係歸於失敗。一個神經質的姑娘由於瞧不起任何軟弱無能而不可能愛一個「軟弱」的男人，但她又因為總是希望自己的伴侶順從自己，而同樣不可能與一個「堅強」的男人相處。因此，她內心深處所渴望的男人是一個英雄、一個超人，而與此同時又十分軟弱，因而會毫不猶豫地屈服於她的一切願望。
追求權力的另一種態度是絕不讓步的態度。同意他人的意見或接受他人的建議──即使這些意見和建議被認為是正確的──會被神經症病人視為一種軟弱，而且哪怕是想到要這樣做，也會在神經症病人心中喚起一種逆反心理。那些頑固堅持這種態度的人往往會因為害怕屈服於他人，而矯枉為正地強迫自己採取一種相反的立場。這種態度最常見的表現方式，是神經症病人在心中暗暗堅持認為世界應該適應他而不是他應該適應這世界。
精神分析治療中的一個基本困難就來源於這一點。對病人的分析治療，其最終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獲得內省的知識，而是利用這種內省來改變病人的生活態度。而這種類型的神經症病人儘管知道這種改變對自己有好處，卻十分憎惡這種未來的改變，因為這種改變對他來說即意味着最後的讓步。在愛情關係中也同樣包含着這種不能這樣做的態度。不管愛情究竟意味着什麼，愛情中始終包含着對愛人和對自己感情的屈服和讓步。無論男人還是女人，越是不能做出這種讓步，他的戀愛關係就越不能令他滿意。在性冷淡中也同樣包含着這一因素，因為性高潮的獲得需要有完全放棄自我的能力。
我們明白了追求權力給愛情關係造成的這種影響，就能夠更完整地理解對愛的病態追求所具有的種種內涵。不考慮到追求權力在追求愛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我們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對愛的追求中所包含的許多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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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正如我們看見的那樣，對權力的追求，乃是一種對抗軟弱無能感和無足輕重感的保護性措施。同樣，對名望的追求也具有這一作用。
屬於這種類型的神經症病人有一種迫切需要吸引他人注意，受到他人尊敬和崇拜的願望。他會產生以美貌、以聰明才智、以某種出色的成就來打動他人的幻想；他會毫不節制，揮金如土；他會不惜一切地學會談論最近流行的新書和最新上演的戲劇，會竭力認識一切顯要人物。他不可能讓不崇拜他的人作為他的朋友、丈夫、妻子和職員。他的全部自尊心都建立在他人對自己的崇拜上，而如果得不到崇拜他就會一蹶不振。由於他極其敏感，由於他老是感到屈辱，人生對於他遂成為一種永恆的苦役。他自己往往意識不到這種屈辱，因為意識到這一點會使他更加痛苦；但不管他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都會以一種與痛苦成比例的憤怒來對此作出反應。正因為如此，所以他這種態度總是不斷地產生新的敵意和新的焦慮。
為了進行純粹的描述，我們不妨把這種人稱之為「自戀者」。但如果從動力學角度考察，這一術語就會使我們誤入歧途。因為，儘管他不斷地沉溺於自我擴張，他這樣做卻主要並不是出於自戀緣故，而是為了保護自己以對抗屈辱感和無足輕重感，或者，用正面的話來說，是為了恢復被壓碎了的自尊心。
他與他人的距離越遠，他對名聲的追求就越可能向內發展。這時候，對名聲的追求就發展為一種在自己眼中顯得清高和優越的需要；而任何一種缺點，不管是被準確地認識到還是模糊的感覺到，都會被視為一種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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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文化中，保護自己以對抗軟弱無能、無足輕重、委屈羞辱的感覺，也可以通過追求財富的方式來獲得，因為財富能夠同時給人以權力和名望。在我們的文化中，對財富的非理性追求是如此廣泛和如此風行，以致只有與其他文化進行比較，我們才可能承認：無論在貪多務得的意義上，還是在生物驅力升華的意義上，這種對財富的追求都並不是一種普遍的人類天性。即使在我們的文化中，一旦制約和決定這種追求的焦慮得以減輕或排除，對財富的強迫性追求就會自動消逝。
以追求財富作為保護所對抗的特殊恐懼，乃是對貧窮潦倒、寄人籬下的恐懼。對貧窮的恐懼可以象鞭子一樣驅使人不停地工作，絕不放過任何掙錢的機會。這種追求所具有的防禦性質，表現在神經症患者不能拿自己的金錢用於較大的享受。
當然，對財富的追求並不一定僅僅指向金錢或物質，它同樣也可以表現為企圖佔有他人的態度，或被用來作為防止失去愛的保護性手段。由於佔有現象已是我們十分熟悉的事情（這一點特別表現在婚姻中，在婚姻中，法律為這種佔有的要求提供了一個合法的基礎），由於佔有的性質在許多方面都同我們討論權力追求時所描述的情形完全一樣，所以這裏我們就不再專門舉例了。
06
我在上面描述的這三種追求，正象我說過的那樣，不僅可以用來作為對抗焦慮的保障，同樣也可以作為宣洩敵意的手段。這種敵意究竟是表現為一種支配他人的傾向，一種侮辱他人的傾向，還是一種剝奪他人的傾向，則要取決於哪一種傾向的追求佔了上風。
對權力的病態追求所包含的支配他人傾向，並不一定公開地表現為一種針對他人的敵意。它可以偽裝成有社會價值或人本主義性質的模樣，表現為諸如給予忠告的態度、愛管閒事的態度，以及希望成為開創者或領導人的態度。但如果在這些態度中確實隱藏着敵意，那麼他人——子女、婚姻伴侶、下屬和僱員——便會感覺出來並對此作出或順從或反抗的反應。
神經症病人本人往往意識不到這當中包含的敵意。即使當他因事情不順他心而勃然大怒時，他也仍然堅信不疑地認為：他這個人本質上是一個性情溫和的人，只因為他人的竟然愚蠢到起而反對他，他才動了肝火。然而實際發生的情形卻是：神經症病人的敵意已經取得了文明的形式，一旦事情不能稱心如意就會公開地爆發出來。使得他發怒的事情，很可能在其他人看來根本就不是什麼對他的反對，而只不過是意見不同或沒有按他的意見去辦。但就是這些小事也可以使得他勃然大怒。我人不妨把這種支配他人的態度視為一種「安全閥」，經由這一安全閥，一定量的敵意可以以一種非破壞性的方式釋放出來。由於這種態度本身乃是敵意的一種淡化了的表現，它也就為阻止純粹破壞性的衝動提供了一種途徑。
由他人之反對所導致的憤怒，也可能受到壓抑，而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這時受到壓抑的敵意就可能產生新的焦慮。它可能表現為抑鬱消沉或疲勞萎頓。由於引起這些反應的事件是如此微不足道，因此它們完全不為人們所注意；而由於神經症病人意識不到他自己的這些反應，這種抑鬱或焦慮的狀態就可能看上去毫無任何外來刺激。只有精確地觀察，才可能逐漸揭示刺激性事件與繼之而來的反應兩者之間的聯繫。
由這種強迫性的支配慾所產生的更深一層的特性，缺乏與人平等相處的能力。這種類型的人要麼必須領導他人，要麼必然感到完全茫然、六神無主和軟弱無能。由於他是這樣的專制，因而任何不能完全被他支配的事情，都會使他感到自己處於奴隸般的地位。如果他的憤怒受到壓抑，這種壓抑就會使他產生抑鬱感、沮喪感和疲勞感。然而，這種軟弱無能的感覺卻可能僅僅是一種迂迴方式，以確保自己的支配地位，或表現自己因不能指揮他人而產生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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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這樣一個女性，她正和丈夫在國外的一座城市中散步。事先，她曾在一定程度上詳細研究過地圖，因此她一直充當嚮導。但當他們走到某些她事先未曾在地圖上研究過的地方和街道時，她自然而然地感到不安全，於是把嚮導的任務完全推給了丈夫。儘管在此之前她一直十分活潑歡快，這時候她卻突然感到疲憊不堪，而且幾乎一步也不能再往前挪動。我們大多數人都熟知婚姻伴侶、兄弟姊妹、朋友夥伴之間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神經症病人往往表現得象一個奴隸主，他用他的軟弱無能象鞭子一樣地抽打對方，以便驅使對方對他的意志服務，向對方索取無止境的關懷和幫助。這種狀況的典型特徵，就是神經症病人從未能夠從別人為他作出的種種努力中獲得任何好處，而只是報之以不斷的怨和不斷的要求；更壞的則是報之以責難，硬說別人忽視了他，虧待了他。
在心理分析的過程中也可以觀察到同樣的行為。這種類型的病人可能會拼命要求幫助，然而，他們不僅不遵循醫生的任何建議，而且還會對沒有得到幫助表現出憤怒和怨恨。如果他們確實獲得了某些幫助，因而對自己的某些性格特徵有所了解，他們就會立刻墜入先前的苦惱之中；然而，就象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似的，他們會設法消除這種通過醫生艱苦勞動得來的自我洞察和自我反省。最後，這些病人會再次迫使醫生作出新的努力，而這些努力又註定將再次遭到失敗。
病人從這種處境中可以得到雙重滿足：一方面，通過表現自己的軟弱無能，迫使醫生象奴隸一般為他服務，並獲得一種勝利的滿足；與此同時，這一策略又往往能夠使醫生產生無能為力之感——這樣，由於病人自身的種種糾葛使他不能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去支配別人，他便找到了一種消極的方式以支配別人。
不用說，以這種方式獲得的滿足完全是無意識的，就象為獲得這種滿足所運用的技巧也完全是無意識的一樣。病人自己能夠意識到的一切，只是他非常需要得到幫助而又沒有能夠得到幫助。正因為如此，所以在病人自己看來，他的所作所為不僅完全合情合理，而且他還覺得他有充分權利對醫生發火。
儘管如此，病人卻不可能不在內心深處意識到他正在玩弄一種狡計，並因此而害怕被人發現和被人報復。因此，出於自衛，他感到有必要使自己處於有力的地位，於是採取反守為攻的方式來做到這一點。也就是說，不是他暗中使壞，而是醫生輕慢他、欺騙他和虐待了他。但是，除非他真正感到自己成了醫生的犧牲品，否則他就不可能信心十足地維持這一假定。因此，處於這種狀況中的病人，不僅不會自動承認他並沒有受虐待，而且恰恰相反，他還會堅決維護他的這一信念。由於他始終堅持他受到了醫生的傷害，所以往往給人以他希望受虐待的印象。但實際上，他跟我們大家一樣，一點也不希望受虐待；只不過他那種遭受虐待的信念具有什麼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不能輕易地放棄這一信念。
在這種支配他人的態度中，往往可能包含太多的敵意，從而導致新的焦慮；而這又可能產生這樣一些抑制作用，如不能下命令，不能下決心，不能表達確切的意見等。其結果則是神經症病人往往顯過過分順從，而這又反過來使他把自己的抑制作用誤認為一種天生的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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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把追求名望當作頭等大事的人身上，敵意往往採取一種想侮辱他人的欲望形式出現。對那些自尊心曾因為遭受屈辱而受過傷害並因而變得報復成性的人說來，這種欲望乃是至高無上的最大欲望。
這些人在童年時代往往都經歷過種種辱屈，這些屈辱的經驗可能來自他們出生和成長的社會環境，例如少數民族，或者本人家庭很窮但卻有一些富有的親戚。它們也可能來自個人的遭遇，例如：因為其它孩子的緣故而受到歧視，被人瞧不起；被父母視為玩物，時而受到縱容，時而又被羞辱呵斥、冷落、痛罵。這些經驗往往因其具有痛苦的性質而被遺忘，但一旦問題明顯地涉及到屈辱，這些經驗就會在意識中再度出現。但是，在成年神經症病人身上，我們有夠觀察到的，卻僅僅是這些童年經驗的間接結果而不是直接結果。這些間接結果之所以得到強化，是因為它們經歷了屈辱感→想侮辱他人的欲望→由於害怕受到報復而對屈辱高度敏感→更加希望侮辱他人這樣一整套「惡性循環」。
侮辱他人的傾向之所以受到深深的壓抑，通常是因為神經症病人從自己的敏感中知道，當他自己遭到侮辱時，他是如何痛苦和如何渴望報復；因此他幾乎是本能地害怕別人也會對他產生同樣的反應。儘管如此，這種傾向仍有可能在他不知不覺的狀態中表現出來。它可以表現為無意間輕慢了他人，讓他人長時間的等待；表現為無意間使他人陷入某種尷尬的處境，使他人產生寄人籬下之感，等等。
即使神經症病人完全意識不到自己有侮辱他人的願望，意識不到自己實際上已經侮辱了他人，在與他人的相處中，他心中仍然瀰漫着無形的焦慮，表現為不斷地擔心遭到非難和屈辱。後面，在討論失敗恐懼的時候，我會回過頭來討論這種恐懼。由這種對侮辱的極端敏感所產生的抑制作用，往往可能表現為希望避免任何可能傷害或侮辱他人的事情。例如，這種類型的神經症病人可能會不敢批評他人，不敢拒絕他人的要求，不敢解僱他手下的職員，其結果，他往往顯得過分考慮周全和過分彬彬有禮。
最後，侮辱他人的傾向還可能隱藏在崇拜他人的傾向背後。由於使人遭到侮辱和給人以讚賞是截然相反的兩件事情，因而後者就為前者提供了最佳的方式以隱藏和掩飾侮辱他人的種種傾向。正因為如此，所以在同一個人身上，我們往往能同時發現這兩種極端的傾向。這兩種態度的分配方式可以有種種不同，其所以不同的原因則取決於個人的差異。它們可以分別出現在不同的人生階段。
一個人可以在一段時期內輕視一切人，緊接着又在下一段時期陷入英雄崇拜；他可能崇拜男人而蔑視女人，也可能恰恰相反；他可能盲目地崇拜一兩個人，而與此同時卻同樣盲目地蔑視其他一切人。正是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這兩種態度實際上是同時存在的。病人可以在同一時間內既盲目崇拜醫生又盲目蔑視醫生，他可以壓抑這兩種情感中的任何一種，或始終動搖於這兩種情感之間。
在對財富的追求中，敵意往往表現為剝奪他人的傾向。欺騙、偷盜、榨取或擊敗他人的願望，其本身本並不是病態的願望。它可能是由文化環境決定的，也可能是由實際處境認可的，它也可能被一般地認為是一個權術問題。然而，在神經症病人身上，這些傾向卻具有高度的情緒色彩。即使從他人身上得到的實際好處微乎其微，但只要獲得成功，他也會興高極烈，充滿勝利的自豪。例如，為了討價還價地弄到一個便宜貨，他可以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大大超出他所獲得的實際好處。他從這種成功中可以獲得兩種滿足：一種是感到自己聰明過人，技高一籌；另一種是感到自己擊敗了他人，損害了對方。
這種剝奪他人的傾嚮往往採取種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果醫生不能無償地治療病人，或者醫生要求的報酬超過了他的支付能力，神經症病人就會對醫生充滿怨恨。如果他手下的僱員沒有報酬而不願加班工作，他也可能會為此怒氣衝天。在與朋友和子女的關係中，這種掠奪傾嚮往往通過宣稱對方對自己負有責任和義務而得以合法化。事實上，父母根據這一理由而要求子女作出犧牲，往往可能斷送子女的一生。即使這種掠奪傾向並不以這樣一種破壞性的形式出現，那些認為子女的存在就是為了給自己以滿足的母親，也必然會從情感上向自己的子女進行掠奪和榨取。
這種掠奪他人的傾嚮往往伴隨着對他人的羨慕和嫉妒。當然，如果他人得到了某些我們也希望得到的好處，那麼，我們大多數人都是會或多或少有一點羨慕或嫉妒的。但是，在正常人身上，這種嫉妒偏重於他希望自己能得到這種好處；而在神經症病人身上，這種嫉妒卻偏重於他不願意別人得到這種好處，即使他自己並不願意得到這種好處時也是如此。這種類型的母親往往嫉妒自己子女的快樂，她會對他們說：「誰今天笑得歡，他明天就會哭得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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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這種掠奪或剝削他人的傾向，也像我們討論過的所有敵對傾向一樣，不僅來源於不正常的人際關係，而且還會進一步加深這種關係的不正常。尤其是在這種傾向或多或少處於無意識狀態的時候——而實際情形也往往正是這樣——它就必然會使他對他人處於一種不自然或甚至是羞怯的狀態。在那些他並不對之抱任何希望的人面前，他的行為舉止和言談感覺都很泰然自若，無拘無束；但只要一有可能從他人那兒得到任何好處，他就會立刻變得很不自然。這些好處可能是實質性的好處，例如某些信息或某種建議；也可能是看不見摸不着的，例如未來可能得到的利益。這一點既適用於性關係，也適用於其他人際關係。這種類型的神經症病人往往在自己並不介意的異性面前，表現得坦然自若；而在他渴望能夠喜歡自己的異性面前，就變得十分尷尬和手足無措。因為在他看來，獲得對方的愛就跟從對方身上得到某些好處是一回事情。
這種類型的人很可能在掙錢謀生方面特別能幹，從而把自己的衝動引導到有利的方向上。但他們也往往在掙錢的問題上形成種種抑制，這樣他們就會不好意思向別人要報酬，或做了大量工作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酬金，因而顯得比他們的實際性格要更加慷慨大度。此後，他們又很可能因自己沒有得到足夠的報酬而心懷不滿，但自己卻並不知道這種不滿的真實原因。如果神經症病人的這種抑制作用變得十分嚴重並因而滲透到他的整個人格中，其結果則會使他在總體上無法自立，而必須依靠他人的支持和供養。這樣，他就會過一種寄生蟲式的生活，並以此來滿足他那種剝削他人的傾向。
這種寄生蟲式的態度並不一定表現為「所有人都應該為我服務」的明顯形式，而可能採取比較微妙的形式，例如希望他人給自己以恩惠，希望他人首先採取主動，希望他人在工作上幫自己出謀劃策。一句話，希望他人對他的生活負責。其結果，他便從總體上對生活形成了一種奇怪的態度，這就是，他好象沒有清楚地意識到：這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必須在這種生活面前或者有所建樹，或者虛度一生。他的這種生活態度，就好象他周圍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與他自己全然無關；就好象一切好事或壞事都純粹來自外界，而與他的所作所為全然無關；就好象他有權坐享他人創造的一切美好事物，而把所有的壞事都歸咎於他人一樣。由於在這樣一種生活態度中，壞事往往比好事更容易發生，因此寄生蟲式的態度，同樣也見之於對愛的病態需要中，特別是在對愛的需要表現為對物質恩惠的渴望時更是如此。
神經症病人這種剝削或掠奪他人的傾向所經常產生的另一結果，乃是對自己可能被他人欺騙或剝削而感到焦慮。他可能生活在一種不斷的恐懼中，深怕別人會佔他的便宜，會從他手中奪走金錢，會剽竊他的某一思想；他會對他碰見的每一個人都產生這種恐懼的反應，深怕這個人是在對他打什麼主意。一旦他真地受到欺騙，例如，如果出租汽車司機故意不走最近的路線，如果餐廳的待者向他多報帳單，他所發泄的憤怒就會大大超過應有的限度。顯然，他是在把自己的欺騙傾向所具有的心理價值投射到他人身上，因為，對他人產生一種正當的憤怒顯然比面對自己的問題要愉快得多。何況，癔病患者往往把責難當作一種恐嚇的方式，或者通過恐嚇使對方產生犯罪感，從而任其辱罵或利用。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在多茲沃爾斯夫人這個人物形象的性格中，對這種策略作了精彩的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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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權力、名望和財富的病態追求，其目標與功用可以大致列表如下：
阿爾弗雷特·阿德勒的成就正是在於發現並強調了這些追求所具有的重要性，這些追求在神經症病人的病態表現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這些追求藉以表現出來的偽裝。但阿德勒卻認為這些追求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傾向，其本身已不再需要任何解釋說明。
尼采也對權力渴望作了同樣片面的估計和評價，參看她的《權力意志》。
至於這些追求何以在神經症病人身上變得如此強烈，他把它歸結為自卑感和生理上的缺陷。
弗洛伊德也同樣注意到這些追求的許多內涵，但他並不認為應把它們放到一起來考慮。他把對名望的追求視為自戀傾向的一種表現。他本來很可能會把權力和財富的追求，以及其中包含的敵意，視為「肛門欲施虐狂階段」的派生物；但後來，他承認這些敵意不可能還原到性慾的基礎上，因而認為它們是「死亡本能」的表現。這樣，他就保持了對自己那種生物學傾向的信念。總之，無論是阿德勒還是弗洛伊德，都既沒有發現焦慮在產生這些驅力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沒有發現在它們賴以表現的形式中所包含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