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3日，北京市開始抄家，第二天，清華園內已經變得非常恐怖，紅衛兵把清華大學著名的標誌性歷史建築「二校門」推倒了，還把「黑幫」（校領導）和右派趕到現場，他們在人群的圍觀下，一邊被皮帶抽着，一邊汗流浹背地搬磚頭。
我當時就讀的清華附中，與清華大學僅一牆之隔，瞬間風雲突變，紅衛兵們開始清查和毆打本校「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和老師，且波及到學生家長和校工。
這天晚上，我回到宿舍的時候，就發現狀況不對，那時候暑假剛剛結束回到學校，我新置的一頂蚊帳被撕碎了，床上也弄得亂七八糟，還有一張大字報，倒不是貼的，就是放在我的鋪位上，寫着：反動分子、狗崽子滾蛋！快滾蛋！
這種氣氛下，我決定回家。此時天降大雨，趁着夜色蒼茫，我從校園的一處柵欄缺口鑽出來，蹚過小河上了公路。正好來了一輛公交末班車，我很順利地登車，回到城裏，然後換乘無軌電車回家。我剛剛下車，就有一群紅衛兵擁上電車，挨個查問坐車的人，你什麼出身？你什麼出身？
那時出身變成最敏感的問題，甚至是生死攸關。為什麼呢？此前暑假期間，北京城裏就開始流行一幅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對聯」在北京各學校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暑期中有個「返校日」，我剛回學校就被要求去參加一個集會，地點在清華大學的大操場上，有人帶領全體唱一首歌，歌詞其實就是演繹那副「血統論」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最後齊聲喊三遍「滾他媽的蛋」。當時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在這個會場上非常不自在，既不能不唱，也唱不出聲來。從那時起，我對於所謂「革命形勢」的發展，有一定的預感，感覺危險正在向自己逼近，但危險到什麼程度，一時還想像不出來。學生之間彼此明確所謂的階級出身，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此前，自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以後，「階級」概念在學校教育中已經變得非常之重要。但那個時候還講「出身不能選擇，道路是可以選擇的」，留有一點餘地。但是到「對聯」出現以後，就變成另一種絕對化評判，你的父母是什麼人，你就是什麼人，就連「道路可以選擇」也不存在，是徹底的「血統論」了。學生中直接分為「紅五類」（家庭出身為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和「黑五類」（家庭出身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前者是「好漢」，後者是「狗崽子」。除了這兩部分人，還有一些出身非紅非黑的人，他們也要求革命，還成立了一個叫「紅外圍」的組織。把人群貼上左、中、右標籤，這其實是中共傳統的政治分類法。
8月25日上午，我又回清華附中一探究竟。看見有女同學被剃了「陰陽頭」，被強迫勞動（拔草），紅衛兵正在用皮帶抽打一位據說是「破落地主」的老校工。我走近教學樓時，同班的同學已經在樓上看見我了，有人在喊我上樓。我想了一下：不能上樓，我必須逃走。這會兒是大白天，和昨晚上不一樣，我如何逃走呢？我走進教學樓正門，穿樓道從旁門走出，這次不能再鑽柵欄了，只能走西校門。校門口有一位高年級同學把守，我把心一橫，裝作若無其事，大搖大擺地直奔而去。這位同學瞥見我走來，把頭一偏，任憑我走了出去。就這樣，我闖關成功，二次逃出生天。當時我是初二學生，他是高一或高二的學生。我內心很感激這位同學，用我們今天常說的話，叫「槍口抬高一寸」，把我給放生了。
從1966年8月23日開始，「破四舊」的狂熱已經開始沸騰了。我們清華附中的學生、紅衛兵也已經開始到老師家裏去「破四舊」，「破四舊」，其實也就是抄家。
首當其衝的，是那些家裏人「有問題」的老師，或者是被打成「右派」的老師。比如我們班主任，她丈夫是清華大學的「右派」教授，家裏就被我們班的紅衛兵去破了四舊。他們回來後還很得意地說，把她家一個非常大的古董花瓶給砸了，「王老師很心疼」。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情況不對，於是，給父親打了個電話，說現在到處都在抄家，家裏怎麼樣了？他說也有紅衛兵來貼大字報了，但是他還能應付，叮囑我不要回家，我打完這個電話就回到學校。
第二天是8月24日，清華園裏的抄家進入了高潮。清華大學標誌性的建築「二校門」被推倒了（實際上是座西式牌坊，匾額上刻有前清大學士那桐題寫的「清華園」三個字）。還把所謂的「牛鬼蛇神」，即當時的校領導劉冰、何東昌等人，還有「右派」錢偉長、黃萬里等，都趕到那兒去搬磚頭，並不斷用皮帶亂抽他們。
這個時候清華園裏就顯得非常的恐怖了，我還看到搬磚頭的人群中，被他們趕着過來的一個人，她被稱為「善格爾公主」，是一位蒙古王爺的後人。清華大學校園裏有不少房子原來是私人的，善格爾公主是其中比較大的房產主。紅衛兵們用皮帶抽她，命令她搬磚。我還看到一個女紅衛兵，用皮帶一路追着抽一位大學生，說他是反動學生，據說這位大學生的父親是上海基督教會的牧師。
當時路邊的旁觀人也有人喊「不要打人」，女紅衛兵說：「毛主席叫我打的」。一開始我腦子還沒反應過來，怎麼會是毛主席要她打的呢？過後才醒過味來：8月18號那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有一位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叫宋彬彬，上前給毛佩帶紅衛兵袖章，毛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又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宋回答：是。毛似不經意的說了一句話：要武嘛。這個女紅衛兵顯然認為：既然偉大領袖指示「要武嘛」，她用皮帶打人，就是在執行領袖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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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清華園的狀況非常混亂，使我感覺到相當不安全。
此前一天，就是23號開始抄家的那天，我們班有一位同學，他爸爸是老清華社會系的主任，後來社會系撤銷了，沒有他的專業了，他只好到圖書館去當館長。這位同學看見其他老師家裏被抄，就很擔心，私下裏跟我商量：怎麼辦？會不會到我們家來？我說：你提前把東西先藏起來呀。他就邀我到他家去，幫他藏東西。我到了他們家，幫他把家裏的存摺什麼的，藏到鏡框後面。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候也很天真，以為這樣可能就行了。
總之，我們當時還做了一點預防。
我回到母親的住處，她說已經去打探過燈草胡同章宅，發現我父親的住所大門敞開，門外有一群鄰居竊竊私語，說「帶走了，帶走了」。但是帶到哪裏去了，都不知道。事後我才知道，他和當地一些所謂的「牛鬼蛇神」，都被紅衛兵帶到了東安市場北側的吉祥戲院。在那兒有一個「打人集會」，附近所有的「牛鬼蛇神」、「黑五類」，都送到那兒去挨打。大概過了一個月以後，我父親對我講，當時他周圍的很多人，都被打得咽了氣。父親一直練氣功，內功功力比較好，就運氣頂着，我想這可能就是小說里那種「鐵布衫」的功夫，但皮肉傷肯定是難免的。
後來他也被打得昏迷過去，這個時候來了一個當地的片警，他對紅衛兵說，這個人我們得帶走，這個人你們要是打死了，我們不好向中央交代。
「紅八月」里抄家這件事，實際上北京市公安局下達過一個文件，那就是警察系統要配合紅衛兵。所以，各地區的街道，該抄誰家，其實是有名單的。紅衛兵並不熟悉這些街道的情況，他們都是按名單來決定抄哪家，當然，也有一些是派出所或者是街道辦事處提供的名單之外的，他們通過其他一些途徑獲知要抄哪一家。例如我家被抄，據說是因為當時我父親的關係還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國管局的一個員工對她的孩子說，有這麼一家人，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然後他們一幫學生就去抄家了。
有位旅美女作家張辛欣，她當時還是一個小學生。在她的一本自傳體小說里，唯一非虛構真名實姓的人物就是我父親。小說中記述了學生們一起去抄我家的經過，她還特別提到一點，我父親當時拿着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他們說，你們這樣做是違反《憲法》的，《憲法》保護共和國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有這一條的。當然這並不能阻止抄家。
文革中能夠拿出《憲法》來講理的人，我知道除了劉少奇這麼做過，我還知道我父親做得比劉少奇早。但不知是否還有其他人也這樣做過。
「紅八月」里，暴行每天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發生。現在還是回過頭來，談談我所知道的其他人家的情況。
剛才提到，母親居住的那條胡同里，有好幾位鄰居被打死。其中有一位女士叫張潔鳳，她跟我母親很早就認識，也常有一些來往。張潔鳳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的遺孀，年齡並不大，不是司徒美堂的原配，據說原來她是老先生身邊的一個使女，後來收房做太太了。老先生過世的時候，她還很年輕。司徒美堂先生是一位傳奇的人物，當年孫中山先生到美洲去宣傳革命，主要是得到了美洲洪門致公堂的支持，司徒美堂就是致公堂的大佬。中山先生也是美洲洪門致公堂的「紅棍」（會黨中的執法者）。當年美洲華僑踴躍地給革命黨募捐，都是通過致公堂的組織和關係。
司徒美堂後來跟蔣先生鬧翻了，他是支持中共的。1949年，他也被請回來參政議政，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職務（相當於現在的人大常委）。他在1955年過世，當時周恩來、廖承志等都出席了他的葬禮。張潔鳳享受着司徒美堂遺孀的待遇，她年紀還很輕，還是很想結婚，但是如果結婚了，她可能會喪失這個待遇。她就做了一個變通，她與雲南的一位陳姓工程師，悄悄地在外地結了婚，還生了一個女兒。她把女兒帶回北京來，對外說是抱養的。其實呢，我們知道內情的人都知道，這就是她的孩子。
這樣就引起了人們對她的閒言碎語，說她作風不正派。其實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是有婚姻關係的。但她這種情況，在運動中間就很麻煩了。她跟同院的鄰居關係很不好，這鄰居是老先生生前的警衛員，對她家的事都門兒清，為了占她的房子，就去向紅衛兵告密。紅衛兵來抄家，把張潔鳳吊在房樑上打。那時她的孩子還很小，只有四五歲。打到奄奄一息的時候，她哀告說，看在孩子面上你們饒了我吧，再打我就不行了。當時派出所的片警說了一句「革命怎能不流血？」紅衛兵就繼續打，結果把張潔鳳打死了。打死以後，這小女孩就沒有媽了，徘徊在街道上。有人可憐她，就給她點吃的。她每次見到我，都會叫「哥哥」，我心裏很難過，我沒有錢，也沒有帶吃的東西。
這樣大概到了9月份，或者更晚一點的時候，我走在胡同里看見這麼一幕：小女孩的爸爸來了，兩人手裏各拎着一個小包袱，從張潔鳳家出來，沿着胡同往外走。有幾個居委會幹部，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小腳偵緝隊」，遠遠地跟着父女倆。小女孩兒不曉事，看見我就叫我「哥哥」，但是我不敢公然地回答她。點點頭，不作聲，也順着同一方向走。拐出胡同東口的時候，後面小腳偵緝隊還沒跟上來，就有了說話的機會，我就對她爸爸說：「她媽媽是被打死的」。把我所知道的情況，簡要地告訴女孩的父親。這時也走到電車站了，後面的小腳偵緝隊也跟上來了，我們不能再說話，目送他們上車走了。
第二年，他們又到北京來過，還找到我。那位陳工程師跟我談起他得知出事的經過。抄家高潮中，大家都斷了聯繫，也沒有北京的消息了。幸虧司徒家族在北京有人，著名雕塑家司徒傑的夫人寫信給他，說他的妻子出了大事了，他才趕到北京接走了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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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來，他主要是想要討個說法，他也查到是哪個學校的紅衛兵打死了他的太太。另外，他想要求發還被查封的財物。但這些都沒有實現。母親和我只是比較詳盡地對他講了我們知道的情況。但那時文革還在繼續，我們也沒有任何辦法。
十年文革結束，大概是在1979年或1980年，我忽然接到一封信，信上說「我和爸爸來北京了，想約你某月某日某時到北海公園後門見面」。我想了半天，想不出來是什麼人，但總應該是認識我的人，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我也就不管別的，就按那個時間去了。
原來是這父女倆又來北京了，這一次他們還是想要落實政策。這時候整個大形勢變了，文革結束，正在落實政策，我覺得自己能幫上點忙。當時他們在向統戰部申訴，國家僑委也在幫他們說話。女孩的爸爸拿了他們寫的申訴材料給我看，那時我寫這類東西已經很有經驗了，懂得給領導寫呈文應該怎麼寫，寫多長，用什麼方式提要求，等等等等。我一看，就說這個寫法不行，又幫他們重新寫過，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得到消息，已經發還了他們的財產，給小女孩安排了工作，他爸爸也定居在北京。此後，我們也曾經有一些來往。
毛接見紅衛兵後，全國的革命師生就開始了「大串聯」。大串聯，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無法想像到的事情，就是所有的老師和學生，都免費乘坐火車，到全國各地去進行所謂「革命串聯」，各地都設立了紅衛兵接待站，免費提供食物、住宿等。等於是白吃、白住，可以走全國，由此引發了一場人口大流動，這個大流動不是因為經濟，純粹是出於政治原因。像我這樣的出身不好的人，出去串聯是最晚的，因為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允許出去，而出去也要開一封介紹信，才能夠被接待。
我的一個同學也屬於出身不好，他找到我說，聽說現在我們都可以去了。於是我倆就一塊到清華附中革委會開了介紹信，一起南下。初步計劃去蘇州和上海。我母親有一個老同學在蘇州，我叫她張阿姨。我父親也跟我說，你要到蘇州可以替我去看看周瘦鵑，周先生是著名的鴛鴦蝴蝶派作家，我也很想認識他。我就懷揣着這些使命，同時懷揣着父親給我的二十塊錢南下了。一路上其實真的不需要什麼錢，食宿都有接待，只是火車非常的恐怖，那時候火車擠到什麼樣？擠到連座位底下都睡人。我到上海看了我的舅舅。我也到了蘇州。我媽媽的那位老同學，她的父親叫張一麐，曾經是袁世凱的秘書，抗戰時期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早就過世了。我媽媽讓我去看望的張阿姨，租住在蘇州一位朋友的宅子裏，地址是蘇州富郎中巷10號。我找到此地，發現大門緊閉，門上貼着封條，就問街邊一個小女孩，這家人怎麼了？這是不是叫顧乃文的家？
小女孩說「顧－乃－文？她－死－嘞！」我大吃一驚，馬上改口說我不是找她，我是找他們家的房客。這時有一位鄰居走過來，指引我顧家房客搬到了附近的什麼地方去了。蘇州人還是相當和善斯文的，如果在北京，你去打聽這麼一個事兒，立馬會遭遇「小腳偵緝隊」的盤問。但蘇州人好像就沒有這種習慣，政治氣氛沒有北京那麼濃。我很快找到了阿姨。紅衛兵抄她房東顧乃文的家，連帶着把她家也給抄了。張阿姨的女兒跟我是髮小，我也想看看這位小妹妹，但是沒見到，她跟着學校學農去了。我和張阿姨相互訴說各自家裏的情況，覺得她挺樂觀的，我也挺放心，在她那吃了一餐飯就走了。
然後我就打聽周瘦鵑，聽說他也被抄家了，我沒辦法找到他，就放棄了找周瘦鵑的使命。後來才知道周先生不在了，是跳到他家花園的一口井裏自殺的。我母親和張阿姨一直有聯繫，又過了一段時間，到「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這應該是1968年了，聯繫突然斷了。得到一個不太確切的消息，說她和她女兒都自殺了，但母親始終不肯相信，她堅持認為，張阿姨自己沒有什麼歷史問題，絕對不會死的。直到文革結束以後若干年，母親一直沒有放棄要找她這位老同學的念頭，有一天忽然想起，張阿姨在北京還有一個弟弟，這弟弟是從小送給了另一家人了。我們輾轉託人打聽，得知她弟弟也不在了，找到了張阿姨的弟媳婦。我跟這位老太太說，我是章某人的兒子，我媽媽是張阿姨的同學，老太太很平靜地說，我還記得令堂，可惜你要找的張阿姨已經不在了。後來我又提張阿姨女兒的名字，我問她怎麼樣？老太太一下子就哭出聲來了，說她把女兒也帶走了。
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麼會是這樣？老太太跟我講，當時張阿姨全家的生活，就是靠她先生的工資，但是她先生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被囚禁起來了，工資也停發了，她家就斷了生計。這位張阿姨是一位非常自尊的母親，不能夠忍受沒有尊嚴的生活，所以她就帶着女兒一起自殺了。
直到昨天我才聽說，剛才講到的清華園裏那位蒙古公主，她後來在圓明園邊上搭了一個窩棚，就像野人一樣住下了，她的女兒給人打零工。後續具體情況還有待了解核實。
文革是1949年後由官方發動的一場最廣泛的暴力運動，它不像以往什麼鎮反、肅反這一類的暴力（那種暴力還需要走一個形式上的司法程序），這次是全社會的、公開的、甚至算是合法的暴行，包括對公民生命、財產的任意侵犯和剝奪。
當然，這場暴行的規模，也不僅限於其發祥地北京，很快波及到全國各個地方，甚至到最基層的村鎮。例如湖南道縣發生的大規模屠殺事件，廣西發生的大規模的屠殺、甚至吃人肉的事件。還有北京郊區的大興和昌平，都發生了對所謂「四類分子」的屠殺。這些當然是比較極端的事件，但這種暴行在各地蔓延，全中國陷入一種瘋狂的狀態。屬於精神病學上的「精神病流行」狀態，全國變成了一個大瘋人院。
在一個「互害體制」下，年輕人是最好利用的，他們正處在青春的叛逆期，對於任何壓制他們青春衝動的環境，都會有本能的反叛。而文革的發動者恰恰利用了這一點，不僅利用了青年人躁動的情緒，也利用了人民群眾對官僚體制的不滿情緒，以此釋放出巨大的社會能量，來打倒政治對手以及所有想整肅的人，然後隨時可以無情拋棄被利用過的人們。2012年我參加一個研討會，主題是反思共和國第二代。我在會上有個發言，講的就是這個問題。發表時整理者加了一個標題：「我們是怎麼被利用的，為什麼會被利用？」
（章立凡口述，楊東曉記錄）
《記憶》2016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