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教授答"有關余英時現象"的反思
記者問：國際著名的漢學家、中國思想史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先生今(2021)年8月1日於美國普林斯頓寓所仙逝了。8月5日消息批露後，這一段時間引發了很多有關余英時先生的各種報導及評論。其中有讚賞的，也有批評的，不知道您對於這樣的現象有如何的評論？有人說這是一個"余英時現象"，請問您對此有何評議？
林安梧教授答：我與余英時先生見過幾次面，他是我們上一輩的學人。記憶比較深的，我在一九九三年曾在Princeton University他的研究室談過一個下午，記得那天是金春峰先生帶我去拜訪他的。談論了不少有關中國思想史方法論的論題，還有對於他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還有"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等論題。
後來，1995年12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由馬來亞大學暨中華大會堂聯合會舉辦的"傳統思想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又得相遇。那一次，算是較為高端的小型的中華漢學會議，許多著名的學問家都去了。李澤厚、成中英、杜維明、陳鼓應，還有吉隆坡的陳徽治、新加坡的蘇新鋈，我與劉笑敢算是年輕一輩的。
還有幾次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會議上，我與他雖認識，但沒有太多交往。倒是他有許多學生是我的老友，像黃進興兄、王汎森兄、林富士兄都是，還有著名的武漢學人唐翼明兄也是。余先生的過世，令人不舍。我在八月五日，隨即發了一個悼念的嵌名對聯。
余英時先生的過世，代表着一個時代的過去，他引發的討論很多，您用"余英時現象"來概括這情形，這是恰當的。我現在先放開我對他的悼念，單就這現象來表示自己的一些看法。對前輩先生的最大敬意，就是針對問題，深切地提出討論。我是秉持這樣的立場來說的。
余英時先生的書，我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讀過了。當然，慢慢地，出現很多有佩服的地方，也有不佩服的地方。我覺得余英時仙逝之後，現在所引發的種種討論，可以作成所謂"余英時現象"來討論，因為他是一個文化現象，批評他的有，稱讚他的有，這足以作為一個文化現象來觀察。
余英時基本上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學者，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我非常重視一個文化現象後頭所隱含的精神的或者心理的樣態，精神史、文化心理史的考察，我是相當有興趣的。
在很年輕的時候，讀過余英時先生講"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的文章，當時心裏震動，眼睛一亮。但是，閉目沉思之後，隨即覺得他的提法有意思，但卻有問題。這問題在哪呢？我覺得他沒有真正地抓到那個更深刻問題根荄。譬如他說：儒家的主智論，道家的反智論，儒學的法家化，就形成了反智論與中國政治的傳統，這只是一個表象的概括，這裏還沒有進到那個更根荄的問題。
我那時年紀很輕，出生之犢不畏虎，就處理了這個問題，只處理了一半，我就把這篇文章寫成了一個學習報告，在戴璉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的作業報告裏。後來發展成一篇文章，其實當時已經寫成文章了，就在《鵝湖月刊》第51期刊登，當時主編是曾昭旭先生，這篇文章被列為第一篇。
我也很感恩曾老師居然把一個大四剛畢業的學生的學期末的報告，作為這個刊物的第一篇文章。這個題目是什麼呢？——《中國政治傳統中主智、超智與反智的糾結——環繞先秦儒道二家政治思想的試探與考察》。這題目不小了，但是，我其實只拿先秦儒道二家，就儒跟道來說，儒家大概主要取自《論》《孟》《學》《庸》，但主要是《論》《孟》，還有《荀子》，道家取自《老子》為多。
思考這個問題，其實我就是要點出這裏面有一個糾結，叫主智、超智與反智的糾結。就是說儒學有主智這一面，但也有超智這一面。而主智跟超智這裏頭（是）一個什麼樣的關聯，而又如何走向反智，這內在有一個理序要把它揪出來。
大體說來，就是我的問題跟余先生的問題，表象上看很接近，但是骨子裏頭處理方式很不同，我覺得思想史概括得太簡單了。當然，思想史也可以更深入，我覺得思想史更深入，就進到這個文化心理史或者精神史的層面，這樣思想史才夠深刻。當時有這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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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個部分是後來我會去處理"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的哲學省察，我去處理"道的錯置"的問題的原因，關於這個問題，後來我就出了這兩本書，一本是《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哲學省察：以"血緣性縱貫軸"為核心的理解與詮釋》（台灣幼獅出版公司，1996年），另外一本就是《道的錯置：中國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結》（台灣學生書局，2003年），這個其實是由於余英時先生的這篇文章，引起我的興趣和思考。當然，我覺得余先生對我來說是有貢獻的，因為他讓我仔細去思考這個問題。
當然，後頭我還讀了徐復觀先生的文章，也讀了張佛泉的文章，當然很重要（的是）讀了我的老師牟宗三先生的書，像《政道與治道》。但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就強調一定要鉉進去那個核心性的問題。
我就認為，余先生這輩子做的學問，基本上是找了很多資料，但是他跟胡適之是很接近的。跟胡適之接近是什麼意思？第一個，他們誤認有一種很簡單的科學方法，這科學方法，我"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概括進去，我就能抓到問題了，之後我就能作出論斷了。
至於這論斷能否真正準確，這就是問題了。這個地方，不只是史才，也不只是史識的問題，這裏牽涉一個史道的問題（歷史之道）。余先生我認為有史才、有史識，但是他對歷史之道，就不如他的老師錢穆先生，他沒有進到、穿透到最核心的那個地方，這一點需要檢討的。
所以，余先生其實他骨子裏頭是胡適先生，他基本上是胡適先生的，也就是他是"五四"的產兒。這"五四"的產兒是站在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觀點，而認為這是整個現代文明進步的很重要的核心。這當然是現代文明進步的一個重點呈現出來的果，但是原因不在這兒，原因有更複雜的。
它也可能某個部分是因，因為因果它是連貫在一塊的，所以自由、民主、人權是現代化之果，而不是現代化之因。而胡適之先生他們基本上把它當成現代化之因，所以認為只要追求了自由、人權、民主，也就能現代化了。錯了，這是現代化之果，不是現代化之因，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就是我們常常批評的所謂淺薄的自由主義者的論點。
沒有想到余先生雖然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仍然是溫情脈脈的，也有一些理解了——他是錢賓四先生（錢穆）的學生，但是他其實欽佩的、欣賞的統統是胡適之。他在1991年胡適誕辰100周年的時候，就寫過一篇文章《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
20年後，在2011年紀念胡適之誕辰120周年的時候，又接受了一個訪問，訪問者是《東方早報》，而標題是"余英時：胡適是20世紀影響力最大的思想家"。我不認為胡適之是20世紀在華人世界影響力最大的思想家，我認為他是20世紀在華人圈子裏影響力蠻大的思想家，而且是功，是過，這是要檢討的，不是那么正面的，這問題是很多的。
我常開玩笑，我說胡適自己改了名字了，他原來不叫胡適，他因為受到進化論影響，講"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所以就改成胡適，字適之，胡適之。開個玩笑，（說也奇怪），胡適之，這名字剛好是整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一個符讖。這三個字（就是指）不知道往哪邊去嘛，胡適之，這是個讖語。
胡適之，不知道往哪邊去。不知道往哪邊去，那是整個中華民族、整個華人的一個意識的危機啊！你胡適之也是在這個意識危機底下的狀態啊！你只拿着民主、自由、人權，這是一個現代化之果，是在洋人、白種人為中心的現代化的結果，它不是原因啊，你以為它是原因嗎？這就是你搞錯了！
所以，余先生對胡適的理解，我認為仍然是以一個白種人，是以西方現代化思考的核心點所討論下的，是以西方的話語權為核心來思考的，是一個淺薄的理性主義者、淺薄的自由主義者的這樣的一個思考。這是借用牟宗三先生來批評胡適之的話來說的，胡適之以及尊崇他的余英時先生，現在仍然在華人世界還具有那麼大的影響力，這其實是一個需要檢討的文化現象啊！
（清和整理）
附錄
敬悼余英時先生嵌名輓聯
英奇有餘，史識史才，天下景從，
故國招魂，雖賓四夷，求道乎諾；
時正不測，知幾知勢，萬方爭睹，
新邦顯魄，未宗三教，論學也思。
辛丑仲夏驚聞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於八月一日仙逝，哲人其萎，老成凋謝，思昔憶往，新亞諸儒，賓四、宗三、君毅、復觀諸先生俱已作古。英時先生者，賓四先生之弟子也，新亞出身之大學問家也。彼嘗言為學其所重者客觀之學問，而非求道也。每聞及此，感慨咨嗟，公今遠行，鑲嵌名字，外語揉之，作為輓聯，虔誠祝禱。
後學林安梧敬輓
八月五日
作者簡介：林安梧，哲學家、宗教學家。台灣大學第一位哲學博士。先後擔任台灣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台灣清華大學教授暨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所長、台灣元亨書院創院院長，山東大學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傑出海外訪問學者及儒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山東大學易學及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台灣元亨書院院長。
師從牟宗三先生，是當代新儒學第三代中極具創造力的思想家。林安梧尤為關注儒學的現代適應性問題，近年來更深研哲學治療學之可能，曾以普通話及閩南語開講《四書》《道德經》《易經》《金剛經》等，推動民間書院講學之風不遺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