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什麼時候把孩子送出國讀書合適？」
這是美國雪城大學社會學教授馬穎毅幾乎每次回國後，都會被問到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近兩年正逐漸變成：「我們還要送孩子出去嗎？」儘管如此，據美國《Open Doors門戶開放報告》發佈的2023年數據顯示，中國留學生數量比2022年略有下降（減少0.2%），但仍然是美國留學生中最大的群體，佔國際學生總數的27.4%。
世紀之交，馬穎毅在國內讀完本科後，選擇繼續出國進修。彼時中國學生赴美讀書，尤其是讀本科的學生很少。大約2007年前後，這一數量開始激增。留學變得不再只是少數學術或經濟精英的選擇。與此同時，美國媒體和民眾對這一群體的了解仍然充斥着不少刻板印象。這一現象引起了她的注意。
長期以來，「商業話語」幾乎主導了我們對留學現象的理解。但在馬穎毅看來，這個現象背後並不簡單。這一代中國父母和子女明顯更為雄心勃勃，也更加國際化，與此同時卻也對未來充滿焦慮和不安。
馬穎毅，雪城大學社會學教授、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學文學學士（2000）、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博士（2007）。長期關注教育不平等、國際學生流動、亞洲和北美高等教育議題。其專著《《留學的孩子：雄心勃勃且憂心忡忡的一代人》於2020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並於2021年獲得比較與國際教育協會高等教育組最佳圖書獎、美國社會學學會布迪厄圖書獎提名獎。
自2012年起，她用了六年左右時間，先後調研美國五十多所高校和中國的八所高中，結合快速變化的中國社會與文化教育背景，試圖呈現新一代中國留學生經歷的矛盾性與複雜性。這項研究最初以英文版於2020年出版，Ambitious and Anxious, How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Succeed and Struggl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中譯名為《留學的孩子：雄心勃勃且憂心忡忡的一代人》。該書在美國教育界內外引發了廣泛討論。
我們從國內出版社了解到，這本書的中文版預計8月初與中國讀者見面。四年間，新冠疫情的爆發幾乎重塑着國人對走向世界的理解與想像。地緣政治的演變也在持續影響着個體的人生規劃。在中文版出版之際，我們困惑的是，出國留學如今依然是一種「教育福音」嗎？以及更重要的是，曾經推動國與國人員流動的「世界主義」精神，在今天來看，對於我們又意味着什麼？圍繞這些問題，我們在北京見到了回國後的馬穎毅。
《留學的孩子：雄心勃勃且憂心忡忡的一代人》，馬穎毅 著 展寧 等譯，雅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將出版）。
赴美讀本科：「中國富孩子到了美國大農村」？
新京報：這本書的英文版Ambitious and Anxious出版於2020年初。你用了六年左右調研美國五十多所高校和中國的八所高中，關注中國本科生在美國的留學情況。最初為什麼想做這樣一項研究？為什麼關注的是本科這個階段？
馬穎毅：我是2000年出國的。從20世紀80年代到世紀之交，這20年間去美國留學的中國本科學生鳳毛麟角，甚至可以說當時都無法成為一種「現象」。高額的留學費用、複雜的簽證手續都切切實實影響着當時人們的選擇。但到了大概2007年前後，陸續有中國留學生開始到美國讀本科，這一數字在隨後幾年幾乎稱得上是激增。我印象中，原先的幾所美國州立大學變化尤其明顯，比如密歇根州立大學在2005年時才30多個中國（本科）學生，到了2015年時，人數達到了4000多。
這代留學生和我所處的世紀之交那代有很大不同。當年，與我同屆的中國留學生幾乎都是拿着美國的全額資助。但後來這批留美本科學生幾乎是完全自費，甚至交的費用比美國當地學生還高。此外，本科階段和研究生階段留學體驗也很不同。大部分研究生階段特別是讀博的中國留學生是讀理工科，實驗室有很多中國人，基本上就是「從中國到中國」。但本科教育不同的是，他們需要同時修多門通識類的必修課，而且多數學校會要求本科生住校，這就意味着有更多機會和美國當地人接觸。
這是校園內的變化。與此同時，當時美國的不少媒體也在關注這個群體。但這些文章的側重點是相當片面的，基本圍繞這些孩子的身份背具，比如「中國的富孩子到了美國的大農村」。現實遠比報道中的更加複雜。
高考之外,出國留學還是一種「教育福音」嗎？
紀錄片《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畫面。
新京報：在你接觸的這代留學生中，相比於當時的你們那代而言，去往美國之後會有不同的感受嗎？畢竟這十餘年間，社會變化的進程實在太快了。
馬穎毅：是的。這一代留學生離開的中國更加繁榮，他們的童年和青少年階段也相對更加富裕。我當年剛到美國時，其實既有失望，也有驚喜。我記得當年我們在南京讀本科時，南京的冬天很冷。後來來到美國後，發現租的房子很寬敞，還有24小時熱水、暖氣，覺得還挺好。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出國的那批人，將美國形容為「天堂與地獄」，到世紀之交時，這種感受已經趨於平淡了。
後來的這代留學生，我發現他們更加看重的是一種深層次的「生活方式」。有些與我們對中美的既有印象截然不同。比如，我們可能會覺得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家庭的、很傳統的社會， 而美國是極其個人主義的社會。美國的確有「個人主義」的一面，但生活真的很複雜。目前的美國社會中，人一旦選擇進入婚姻、生兒育女，不少人的家庭觀念是很重的。很多美國爸爸基本沒有太多的應酬，會花大量時間在家庭中。這甚至已經成了某種話術，就連奧巴馬都曾在公開場合表示，「我最重要的身份就是父親」。
訪談中，很多這代中國留學生都提到過對此「感同身受」。他們很多來自中國的經商家庭，某種程度上，的確是因為父母事業上的成功換取了他們如今留學的機會，但他們也深深感受到某種家庭的缺位。有的孩子說他從5歲就開始上寄宿學校，就是因為父母沒時間陪他。而這些都是我沒有感知過的，我們那一代留學生相對不曾經歷過這樣的「對比」。這種體驗的不同更多折射出的是中國十餘年間內部社會的變遷。
新京報：這本書中文版的出版是在原著出版的四年之後。這期間全球範圍內持續發生着變化，新冠疫情在重新定義着人們對邊界和流動的想像，疫情之後，全球多國經濟也都受到不同程度影響。在中文版出版之際，可否先談談這四年多里你的切身感受和觀察？你覺得相比於成書時的結論，如今中國留學生赴美留學的情況有哪些新的變化嗎？
馬穎毅：新冠疫情之後，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數量顯著下降了。如今，印度赴美的留學生總數已經超過中國。但在本科這個階段，還是中國留學生相比更多些。與此同時，這些仍然選擇去美國留學的學生和家庭其實會更加焦慮。不僅是疫情本身，更重要的可能是地緣政治的影響。更多家庭可能不太願意把孩子送出去，即便出去，也想選個離家近的地方。有個香港的朋友告訴我，疫情之後，中國內地申請香港留學的人數激增。這點和這兩年英語國家對於香港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
至於結論是否有變化，在我看來，書中絕大部分判斷依然是成立。可能需要修正的是，出國留學對於國人而言還是否是一種「教育福音」？它是否對於中國城市中產而言依然是一種「解脫」？但整體而言，這種「福音」的存在還是有它的合理性，在現有教育機會分佈不均的情況下，它依然指向的是一種「上好大學」的機會。
新京報：在部分中文讀者看來，全書的呈現相對「四平八穩」，由此帶來閱讀過程中的不滿足。對此你怎麼看？你覺得這本書能提供給中文讀者的是什麼？
馬穎毅：坦白說，我沒有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但我注意到的是，在這本書英文版出版後，也有不少中國留學生跟我聯繫，覺得終於有人寫他們的經歷了。我的研究初衷就是想呈現一個複雜多維度的現象，超越媒體的戲劇化呈現。我覺得這可能本身就意味着某種價值。
在異鄉的留學生。圖為《陪安東尼度過漫長歲月》（2015）劇照。
新京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已經有幾十年的歷程。為什麼學界相對而言對這個群體的關注是比較有限的？
馬穎毅：我也很困惑。從學科角度而言，我猜測部分原因是社會學內部的價值取向，它相對更加關注底層和弱勢群體。當然社會學內部也有「精英社會學」之說，但畢竟還是少數。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留學更多是一種「商業現象」。不論是如今在留學圈廣泛存在的「中介」，還是昔日人們調侃式地說起「新東方」，這些長期主導着人們對這一整個現象的解釋方向。如果這本書能夠引發一些新的思考與討論，我真的很高興。
美國人的困惑：為什麼中國留學生各個都要「爬藤」？
新京報：正如我們之前提到，這本書其實最初是想向英語世界的讀者描述這樣一個群體。我很好奇，面對當時美國社會的整體輿論環境，以及公眾層面既有的刻板印象，你會有哪些具體的考量嗎？
馬穎毅：具體寫作時，我預想中的讀者是當時美國大學所有的教職人員、以及校園中的各國學生。在美國校園的商學院、數學系等專業，中國留學生佔比很高。他們在日常中不得不彼此接觸。但也是直到落筆時，我才意識到很多方面需要做解釋。比如很多美國民眾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高考」，他們也無法理解中國學生為什麼那麼看重SAT成績。這也是這本書最初為什麼會取名「Ambitious and Anxious」。這個名字當時還受到《紐約客》雜誌駐華記者歐逸文的影響，他寫過一本關於中國的書叫Age of Ambition（暫譯，《雄心勃勃的年代》）。我在寫這本書時和他探討過，覺得還有一個詞也很貼切，叫「anxious」。他說：「你應該把兩個詞都用上。這就太精準了。」
具體到出國留學，國人的這種狀態體現在各個階段。首先就是在出國之前的申請階段。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及其家庭都會表現得非常「雄心勃勃」，但又如此「焦慮」。這也是美國人可能不太理解的——為什麼中國留學生各個都想進哈佛、耶魯這些藤校，更形象地說就是為什麼要「爬藤」？
新京報：在美國，不存在這種情況嗎？
馬穎毅：美國學生選擇大學的考慮更加多元。我認識的很多美國朋友中，他們有的被康奈爾大學錄取，但他們選擇不去，他們就想待在家裏，比如就待在University of Georgia（喬治亞大學）。我所在的雪城大學不算是大眾認知中的「藤校」，但也是一所被美國民眾認可的私校。我曾聽聞過學校想提供給來自邁阿密的一位學生全額獎學金，但他的父母不想讓他來，覺得「幹嘛要去那麼遠的地方上學」。我們會看到，拋開種種因素先不談，美國學生在具體的教育選擇中，其實價值觀比中國學生要多元。這就是我在這本書中試圖解釋的現象之一。
關於這個現象，我也曾到江蘇南通當地一所學校的國際部做採訪。我是當年五月前後去的，應該正是學生上課的時候。但我記得，當時學校的一個外教抱怨說自己非常「frustrated」(沮喪)，「我的教室都沒有人」……我當時很驚訝：「你學生呢？」他說，大多數十一年級的學生已經離開學校去參加SAT課程了（編者註：SAT，也稱 「美國高考」 ，是由美國大學理事會主辦的一項標準化的、以筆試形式進行的高中畢業生學術能力水平考試。其成績是世界各國高中畢業生申請美國高等教育院校入學資格及獎學金的重要參考指標）。這個外教很不理解，他問我，這些學生為什麼放着這裏的課不上，卻去花額外的錢幹這樣的事情？「我的課是英文寫作課，是能夠幫助這些學生進入大學後更好地表達的。」直到今天，他語氣中的那種困惑我都記得很清楚。
我當時也並沒有更好地解答。只能安慰他，也許這些學生真的太看重標化成績了，這是他們當時唯一能夠控制的，至於所謂的寫作技能在具體的申請過程中體現不出來。如果我們只停留在表面，可能會覺得這些學生和家長為什麼這麼「要面子」？後來隨着調研的深入，我才逐漸意識到，可能這種解讀太膚淺了。
這背後隱藏着兩種教育體制的巨大差異。而中國學生和家長在申請時對這些並沒有足夠地了解，最後能抓住的就只剩下排名。相較而言，美國學生掌握着更豐富的信息渠道，或者說更直觀的資源分配機制。你說很多美國人為什麼不願意離開家鄉去排名更高的學校讀書？因為他們很清楚地知道，在這個學校讀完後他們就會有哪些相應的工作機會。而中國學生到了美國失去了這些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才會那麼看重人人盡知的那樣一種「排名」。或者我們可以說，這種所謂的大學排名最大程度上契合了中國學生和家長的既有認知，複製了國人在面對教育選擇時長期習慣的等級模式。
美國不少學生進入大學後還會多次轉學。有趣的是，美國學生經常是從「好學校」轉到一所「較差的」，但中國留學生幾乎都少有例外是「往上走」。而「往下轉」的原因各種各樣。有本相應的社會學作品這些年在美國很受討論，書名叫「Paying for the Party」（暫譯，《買單派對》），作者相當沉浸，她就住在大學生宿舍里，追蹤這些學生從大一入校到畢業的整個過程，想看看家庭背景如何影響各自的人生走向。書中提到一個例子，她講到大學招收了部分來自印第安納州偏遠鄉村的孩子，這些學生去了學校後非常不適應，她們就轉到了當地一些二類或三類學校。
新京報：這些當地學生不會擔心，這種選擇可能會在未來導致某種滑落嗎？
馬穎毅：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這些學生即便去了二類學校，也不影響他們今後讀更好的研究生院。整個教育體系不會那麼看重所謂的「第一學歷」。美國除了少數精英集團強調出身，大部分地方其實沒那麼在意。我這些年在美國去了很多院校，也見到了不少各個學校的領導。如果你仔細觀察他們的履歷，很多人的第一學歷可能我們甚至都沒聽說過。我們會發現，這樣的一個體系更加看重某種歸屬感，或者說自信。當地人會覺得，如果我讀完這幾年出來，整個人都變得不自信了、變得渺小了，那麼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世界主義的回流？當我們不再理解世界
新京報：接下來聊聊「雄心」。你在書中提到，出生於1990年代之後的這批赴美讀本科的學生中，除了優質教育和美國學歷之外，他們及其所在家庭看重的是根源於世界主義的「世界性資本」。這種資本當時具體是如何影響他們的選擇的？
馬穎毅：說到這裏，我想起接觸的部分留學生中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他們相對於中國多數家庭的孩子而言，較早就有機會接觸到某種帶有世界主義色彩的「資源」，但這種資源的優勢需要在特定的場域才會顯現。比如有的學生提到，在他們很小的時候，父母就會從國外帶一些原版電影帶，他們的英語也因此常常比同齡孩子更好。但是，在常規國內的應試教育中，老師可能覺得其他成績不好，英語好也沒用。後來當他們轉到國際部時，他們就遙遙領先，甚至直到出國後，這種資本還在持續發揮着作用。
話說回來，當我們提到所謂的「世界性資本」時，它的根源在於世界主義。某種程度上，正如社會學家唐·維恩克所言，它首先是人們參與到全球舞台的傾向或是能力。更直觀地說，它聚焦的就是藉由語言接入全球受眾的知識和媒體內容，進而能夠嘗試維繫起全球朋友網絡的能力。這些在全球化興起的那些年，對於送子女去國外讀書的父母來說，就是鞏固其資源和地位的核心。於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長期是留學的熱門國家。除了那裏有眾多大學外，美國也是這種世界性資本最集中的地方。我們也很少關注過，美國最廣為人知的科技公司很多是由移民創辦的，尤其是一代移民。
新京報：獲取世界性資本指向的是對「全球公民」身份的渴求。保羅·莫里斯等人曾區分過這之中的內部模糊性。它實際上還可以細分為「基於世界主義的全球公民」和「基於倡導行動的全球公民」。你曾提到，對於中國留學生而言，他們更多參與的是前者。如何理解這種參與？
馬穎毅：這和我們既有的教育思維模式有很大關係。以中國這代留學生群體為例，他們在申請出國前其實會不同程度地接觸一些培養「國際化思維」的課程，有的中國國際班還會組織學生參加模擬聯合國大會，圍繞愛滋病流行、全球女童教育等話題展開辯論。但仍然有學生跟我講，說他們覺得這是「不完整的全球教育」。這些活動很難和具體個體的經歷產生關聯與共鳴。
努斯鮑姆曾提出過全球公民身份基於的三種能力——批判審視自身背景的能力、認識到自己與世界上其他人命運與共的能力、以及從他者視角看待世界的能力。這不僅需要認知上的打開，更重要的是通過真實地在多元群體中生活培養出的感受力。這點上中國學生常常在出國後才逐漸感覺到，大家參與世界主義的起點是完全不同的。
新京報：這也是我在讀到書中關於「走向世界的雄心」這部分感觸最深的。如果說90年代前後，以美國大學為代表的教育選擇還意味着接觸某種「現代而高級」的生活想像；那麼，隨着這些年現代化進程在全球的持續推進，它從一定程度上在縮小這種直觀的差別。原先1.0的「世界性資本」在新一代留學生中逐漸轉向2.0的「全球公民身份」。然而，新冠疫情以來這種全球性的流動速率大大減緩。這種向外的好奇在經歷不同程度的收縮。據你觀察，我們是否正在或將會面臨某種「世界主義的回流」？
馬穎毅：這種回流幾乎是近年來一種全球性的趨勢。而這又是一個相當廣義而複雜的問題，它涉及國際關係，尤其是地緣政治，而個體在其中其實是相對無力的。我不認為這一代人不想去接觸外部世界，這個過程中人們可能只能去面對。但無論如何，世界的大門已經敞開，這是不會逆轉的。世界意識的種子已經種下了。
更重要的是，在我看來意識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我曾注意到，很多女生表示過留學後她們的女性意識開始覺醒，這對她們的生活改變是很大的。回國之後，她們對職場中的女性不友好可能更加敏銳，從而影響她們實際的判斷與選擇。某種程度上，這就是世界主義的一部分。很多美國記者採訪我時，他們有的認為，出國留學一定是受美國政治的影響。但實際不是，更多是生活態度層面、意識的覺醒和人格的教育，這些我認為比政治上的轉變更加明顯。
電影《歸國留學生》（1996）海報。
新京報：前不久，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為代表的美國多所高校先後開展了圍繞巴以衝突的大規模抗議。這無疑是一次「世界主義」的生動實踐。可否分享一些你的實際觀察？
馬穎毅：哥大抗議聲量最大的那幾天，我正好去開會，有機會去看了當時的具體情況。其實總體而言，我沒有看到電視畫面中那些暴力的鏡頭。很多學生搭着帳篷，就在旁邊下棋。這些學生的出發點是帶有世界主義色彩的。但同時，我對此也有些悲觀。世界主義在我看來，是一種看到人類共性和團結人的溫情。從這個角度而言，這波抗議浪潮的整體過程和表現方式是非常「極化」的。這些學生看到了人與人之間巨大的分歧，圍繞一句話，（人與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在這個過程中，我了解到很多中國留學生幾乎都處於外圍。他們受到的很大壓力來自於國內的父母，讓他們「千萬不要參加」。但也有少數中國學生參與，美國媒體的一則報道中發現有中國留學生把自己打扮成巴勒斯坦人，然而被逮捕後扯下頭巾，發現是中國人。同時，這些年來看，我也不認為中國留學生在這方面是更閉塞的。當年我出國時，中國留學生在國外就一個組織，叫「Chinese Students & Scholars Association」（CSSA，中國學生學者聯誼），主要是在中國留學生群體內部協調互助。而這個組織現在主要負責舉辦當地春晚。後來這代留學生到美國後，他們在當地成立了其他學生組織，有智庫，有偏學術的還會邀請有關中國議題的專家學者來講座。
新京報：談世界主義繞不開的是國與國之間無形的邊界。書中的一個受訪學生稱，曾有美國學生問她「中國是否每天都吃土豆」。部分中國留學生到美國之後也經歷不同程度的幻滅。你在書中稱，使用「人才流入」或「流失」的框架看待這種往來是有偏差的，更傾向於「人才流通」。那麼，在「人才流通」這數十年間，根據你的觀察和體驗，中美的民間有變得更了解對方嗎？
馬穎毅：在我的觀察中，這種民間的誤解更多是單向的。其實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遠遠超過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哪怕僅從數字上我們都能看出些端倪，即便是最高峰階段，美國來中國的留學生每年最多15000人左右，而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有30多萬，這還是暫且不談各種軟文化的滲透。
我想還有一個原因是，可能中國的變化真的太快了。90年代的美國與今天相比，在涉及日常生活的物質層面，幾乎沒有什麼大的改變。我感受到的最大變化反而是抽象層面的，比如性少數群體的權益變化很大。但90年代的中國和如今相比，變化太大了。
留學生的在地融入問題，不能僅靠學生自主適應
新京報：出國留學的核心話題之一是專業選擇。你在書中提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這些出國的留學生家庭背具相對優渥，一般而言，這種出身的孩子傾向於選擇文科。但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選文科的比重，即便是相較於在中國上大學的學生而言，都要更低。這是為什麼？
馬穎毅：這也是在研究期間困惑我很久的問題。2017年，社會學家胡安寧和吳曉剛使用北京大學生研究小組的調查數據印證，的確是家庭優渥的學生更可能選擇文科，他們認為這種差異是由文化資本導致的。然而，當這些中國學生來到美國後，這種文化資本實際上是流失了。在異國學習文科需要的是不同類型的文化資本。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會發現這個群體是在經濟和教育上掌握較多資源，但在目的國仍然是文化上的弱勢群體；也就是說，當他們在試圖獲取世界性資本的過程中，他們同時也犧牲了一部分母國的文化資本。
新京報：有趣的是，中美在教育理念上的差異性能夠集中反映在關於「數理化」等自然科學的態度上。近日，來自江蘇省一所中專院校的17歲女生薑萍進入阿里全球數學競賽12強一事，在中文世界引發持續關注。你會怎麼看這個現象？
馬穎毅：我也在關注這件事的走向。當時看到這則新聞時，我的感慨是，類似像她這樣的學生，在美國不太強調標化成績的教育制度下，是很可能得到更多支持的。這僅僅是一個個例。但總體而言，在一輪又一輪被淘汰的壓力下，學生不得不在各科上都保持一個高位。而美國相對來說不太看重標化成績，更在意學生是否在某些方面特別傑出。
新京報：對於留學生而言，另一個實際的焦慮是留學地的課堂融入問題。我們很容易認為，中國學生參與課堂討論困難、以及出國後還在「中國圈子」打轉是由於語言隔膜和文化疏離。而你在書中提出，可以從杜波伊斯研究美國黑人男性等邊緣群體的「雙重意識」角度重新看待這個現象。可否展開談談所謂的「雙重意識」如何影響留學生的實際融入？
馬穎毅：「雙重意識」是當年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研究美國黑人男性經歷時提出的。
他形容說這是一種很奇特的感覺，總是通過他人的眼睛來審視自己，用一種既嘲諷又同情的標準來衡量自己。其實在中國留學生身上也存在這種困境。很多中國留學生擔心自己的英語不好，但實際上他們的口語表達已經不錯，而最苛刻的批評者往往就是他們自己。以至於在課堂討論時，他們常常猶豫不決，心裏反覆斟酌，當終於下定決心開口時，發現這波討論已經結束了。同時，受到原先國內應試教育淘汰制的隱形影響，他們總是擔心自己說「錯」，害怕「不足夠好」。這個過程中就會產生很大焦慮。
近年來，我的課堂上也開始出現中國留學生的面孔。我會強行在小組討論中把他們打散，這點美國教授基本不會這麼做，會覺得這是對學生的某種「干預」。但事實是，如果你不這麼做，他們就是會總在一起。其實他們渴望的是不在一起。曾經有個土耳其的學生跟我說，他學到最多的一門課上，任課老師會給他們組隊，他在這個隊裏接觸到相當多的東西。
新京報：這種基於文化考量的教育方式選擇很微妙。可能的確只有在華裔教授的課堂上，他們才真正了解中國留學生的需求，進而系統性地改善留學生在當地教育環境中的真實處境。
馬穎毅：是的。我最近在學校開設一門新課叫「中美對話」，是社會學和國際關係聯合培養課程，這堂課上中國學生非常多。課上的常規項目是小組討論。我會提前和助教說，每組中國學生數量一定不要超過兩個。這個模式的反饋也非常好，有的中國留學生還藉此真的交到了當地的朋友。
我曾在美國20多所大學做過演講，和不同高校的美國教授交流時，發現他們其實都很關心學生，但確實不知道具體該怎麼做。我會建議他們在課堂討論正式開始前，留給學生們三分鐘左右的「準備時間」，讓他們哪怕在筆記本上稍微把想法記錄一下，組織一下語言，然後在組內討論，最後再在班上做交流。其實也有美國學生相對內向，但這樣就能保證，整個課堂的討論不會只被那些少數「勇敢自信」的學生主導。很多美國教授很喜歡這個方法，甚至在沒有中國留學生的課堂上，他們也會在討論前留出時間，最後發現課堂的討論質量的確是大大改善了。
這也和這本書出版的初衷有關。當初哥大出版社方面需要我說明：這本書的目標讀者是誰。我當時說，這本書最想寫給的群體除了中國學生和家長以外，是美國大學的管理者、相關的工作人員和教師團隊，希望能夠哪怕小小推動一點留學生境遇的改善，不論是從招生到學生工作，還是畢業後的就業支持。這些留學生通過層層申請來到這裏後，校方需要結合他們的特點和需求提供更加系統性的支持，在學業和社交上幫助他們 ，而不能僅靠學生個體去自主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