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加州大多數快餐店員工的最低工資上漲至每小時20美元。自那以後，成千上萬的員工失業，菜單價格也隨之上漲，這並不令人意外。
巧合的是，卡托研究所的新書《價格之戰（The War on Prices）》用兩章來描述最低工資法的破壞性影響。如果加州和全國的立法者真的想制定政策來幫助人們，他們就應該讀一讀這本書。
第一篇是經濟學家傑弗里·克萊門斯(Jeffrey Clemens)的一篇文章，其中詳細介紹了企業如何通過裁員以外的方式適應更高的法定工資下限。克萊門斯寫道，是的，儘管有相反的說法，但總體而言，證據仍然表明，通過政府法令提高工資可能導致「大量失業，尤其是對技能最低、經驗最少和生產率最低的工人」。
但他證實，企業通常會採用其他方式適應更高的法定工資率，以防止其僱傭成本上升。
他們可以削減「附加福利」，比如醫療保險、帶薪休假和養老金賬戶。他們還可能阻止改進或安全升級。或者他們可以給員工施加更大的壓力，對他們的日程安排進行微觀管理，或者用經驗更豐富的員工代替缺乏經驗的員工。
在第二篇文章中，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經濟系主任約瑟夫·薩比亞解釋了為什麼「最低工資是一種無效且低效的反貧困工具」。儘管自1938年羅斯福頒佈聯邦法律以來，減貧一直是提高最低工資的明確理由，但薩比亞指出，貧困人口中只有不到10%是最低工資勞動者。
再加上高工資下限如何摧毀「經驗較少、受教育程度較低、技能較低的工人」（即更容易陷入貧困的人群）的入門機會，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最低工資在減少貧困方面如此無效且沒有針對性。
加利福尼亞州的情況證實了其中一些有害影響。
例如，工資成本的提高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華爾街日報》3月份報道稱，一些餐館「為了削減成本，已經開始裁員並減少工人的工作時間」。其他企業表示，他們已經「停止招聘」或「縮減工人的工作時間」。
例如，Round Table Pizza和必勝客宣佈將裁掉約1,280名送貨司機。這將消除那些可以為年輕和低技能工人提供重要經驗並防止貧困的入門級職位。29歲的司機 Michael Ojeda說：「必勝客是我近十年的職業，幾乎沒有任何通知就被帶走了。」
與此同時，工資控制適用於所有快餐店（全國至少有60家分店），這意味着公司將大量增加的成本轉嫁到更高的價格上。據 NBC7 San Diego3月報道，在最低工資從每小時16美元提高到20美元之前，麥當勞、Chipotle和 Jack in the Box「計劃提高菜單價格以補償所需的工資增長」。
據消費者記者約翰·斯托塞爾(John Stossel)稱，「星巴克的價格已上漲了15%」，而「Chipotle的雞肉卷餅價格上漲了8%。」對於吃快餐的貧困加州人來說，這些上漲的價格降低了他們的生活水平。
這一切都提醒我們，控制價格並不能改變勞動力市場的潛在經濟壓力。控制一個價格——小時工資率——其他利潤率就會調整。在加州，提高最低工資意味着年輕人和無技能工人的工作機會減少，快餐消費者的價格上漲。
這進一步證實了，正如《價格戰爭》所記錄的那樣，最低工資法只能給「在職貧困人口帶來象徵性的希望」，並且「有可能使該國許多最脆弱的群體境況變得更糟」。（作者：Michael Chap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