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每一個試圖整合歐亞大陸的大國來說，烏克蘭、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伊朗是至關重要的地緣政治支點。而美國的目標是保證其他大國遠離它們。」
30年前，美國國際關係專家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到的這幾個國家，如今都已經成為國際新聞中的常客。
烏克蘭在戰火中掙扎了兩年；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之間紛爭不斷；土耳其和伊朗則捲入了巴以衝突。
其中，伊朗憑藉其綜合實力和關鍵位置，成為了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頭痛的對手。
但實際上，伊朗巴列維王朝在1970年代還是美國在波斯灣最忠誠的盟友之一。而美國失去伊朗，正是發生在布熱津斯基擔任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時期。
與尼克遜和基辛格這一對「半路出家」的政壇搭檔相比，卡特總統和布熱津斯基之間的關係至少在表面上要融洽得多。
卡特在宣佈參加1976年總統大選時，就宣稱自己是布熱津斯基的「熱心學生」。在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布熱津斯基的權力從政策制定逐漸擴展到實際作戰指揮，甚至開始越來越多地扮演總統特使的角色。
然而，權勢熏天且頭腦異常清醒的布熱津斯基為什麼仍然沒能阻止伊朗與美國反目？卡特總統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讓我們重新審視，這一導致美國的衰敗進程至少加速了20年的歷史事件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1.抉擇
1971年1月12日，47歲的吉米·卡特宣誓就任喬治亞州第76任州長。在就職演說中，卡特宣佈喬治亞州「種族歧視的時代已經結束」。
這樣一句簡單的話震驚了在場所有人。因為這位新當選的州長不久前還在選舉中大罵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並極力討好白人選民。
誰也沒有想到，卡特在當選第一天就與那些已經將選票投給他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切割了。
喬治亞州在當時是白人種族主義的大本營之一。臭名昭著的三K黨正是在這裏發源。一位主張「平權」的政客不可能當選喬治亞州的州長。
卡特在第一次競選時就因為對黑人的態度太過溫和，連黨內初選都沒有通過。失敗後的卡特回到了家族農場，思考自己下一次競選計劃。
卡特小時候有幾個十分要好的黑人玩伴，因此他從內心裏支持「黑人民權運動」。但是，喬治亞州的情況又決定了如果他堅持自己的主張，便無法在政壇出頭。
於是，卡特面臨一個艱難的抉擇：放棄自己的價值觀還是服從現實的要求？
最終，卡特的選擇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
一位新當選的州長在上任第一天就宣佈與自己的重要支持者切割，這無疑是一種政治自殺行為。
因此，卡特決定在僅有的任期中把民權問題當作重中之重。他發起了反對校車施行種族隔離，加快學校融合的運動，增加了州政府黑人僱員的數量，並且在州議會大廈添加了三位著名喬治亞黑人的肖像，為促進喬治亞州的民權事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這一段經歷對於我們理解卡特的個性和行事風格非常重要。
卡特一生對道德感有一種很深的執着。他儘管願意為達成目的做出暫時的妥協，但是最終主導他行為和判斷的還是內心的道德律令。
如果是作為朋友、同事或者鄰居，卡特都將是一位非常好的選擇。
不過，道德感很多時候是不講邏輯的，更多是文化薰陶和個人直覺的一種混合物。因此，在處理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決策時，憑藉道德感行事很容易帶來困惑和混亂。
這一特點，將在卡特日後作為美國總統處理伊朗問題過程中反覆出現，最終影響了事件的走向。
布熱津斯基的性格則與卡特完全相反。他同基辛格類似，都是只看重最基礎的事實和邏輯的「冷酷的現實主義者」。
就在卡特在喬治亞州推動黑人民權運動時，布熱津斯基在美國國際關係領域早已名聲顯赫。
1973年7月，他與第三代洛克菲勒家族成員大衛·洛克菲勒一起組建了一個非政府組織（NGO），著名的三邊委員會。
這個組織的目的是促進日本、西歐和北美之間達成更緊密的經濟和政治合作，共同應對國際挑戰。三邊委員會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擁有超過400名成員，包括了政、商、媒體和學術界的領軍人物。
委員會剛剛成立時，布熱津斯基就擔任了主任職務。那時，他在美國政界的名聲要比身為州長的吉米·卡特響亮得多。
委員會成立第二年，布熱津斯基介紹吉米·卡特成為了委員會的正式成員。從這個意義上講，卡特後來稱自己是布熱津斯基的學生，並不過分。
此後，兩個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的命運開始交織在一起。
很快，他們將迎來一場足以影響美國國運的風暴。布熱津斯基冷酷的現實主義邏輯與卡特內心執着的道德熱情碰撞在一起，則讓這場風暴的走向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2.風暴
1976年的總統大選是美國歷史上最戲劇性的大選之一。
時任共和黨總統福特特赦了由於「水門事件」下台的尼克遜，因此人們懷疑他們之間存在不正當交易。
民主黨普遍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在總統選舉中擊敗共和黨。結果，這一年的民主黨內初選競爭異常激烈，共有17名民主黨人競選提名。
由於卡特明目張胆的「背刺」行為得罪了喬治亞州的白人選民，他在本地的政治事業遭遇了很大困難。
更加糟糕的是，在喬治亞州以外的地方，卡特是一位籍籍無名的政客。絕大多數選舉專家認為，卡特贏得民主黨提名的機會非常小。
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讓卡特宣佈參加總統競選的決定，充滿了孤注一擲的悲壯。
那一年，他的競爭對手經常用「吉米是誰」來嘲諷卡特。作為回應，卡特乾脆把「我叫吉米·卡特，我正在競選總統」作為了自己的競選口號。
事實證明，這一策略是成功的。
由於美國剛剛經歷了「水門醜聞」的衝擊，卡特虔誠的基督徒身份，以及在競選過程中顯露出的真誠、謙遜等氣質吸引了很多選民。
再加上由於參選人過多，那些本來在民主黨內頗有威望的候選人反而被分散了選票。於是，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出現了：一度被認為最沒有希望的吉米·卡特反而當選了。
不過，這位對道德極為敏感的人在白宮的日子並不好過。
他不願意遵守華盛頓政客之間的潛規則，拒絕給那些支持他的人給予政治回報，甚至因此刻意不接議員們的電話，乃至於破口大罵。
議員們當然不會配合這樣一位總統，否決了許多總統提出的法案。卡特在他的整個任期內跟議員們的關係都非常糟糕，在國內方面的政績乏善可陳。
不過，傳統上，美國總統在外交事務方面有更大的話語權。為了顧及國際影響，議員們也較少在國際事務上為難總統。這給了卡特發揮執政風格的空間。
卡特在外交事務上對布熱津斯基非常信任，甚至還委託他給自己撰寫了就職演說的部分內容。1976年，布熱津斯基被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
這個職位隸屬於總統行政辦公室。與國務卿和國防部長不同，嚴格來說，國家安全顧問屬於為總統提供政策建議的私人幕僚，不屬於政府官員，也不需要經過參議院批准。
他的實際權力大小完全取決於跟總統的私人關係。
在卡特的支持下，布熱津斯基大膽地改組了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確保他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擁有重要發言權。
並且，布熱津斯基是一個極端的精英主義者，非常看重通過私人關係進行隱秘的外交活動。例如，他與時任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一直保持着非同尋常的緊密關係。
然而，布熱津斯基不斷膨脹的權力和霸道的行事風格引起了國務卿賽勒斯·萬斯的嚴重不滿。官方意義上，國務卿才是美國政府主導對外政策的最高官員，如今卻成了一個負責執行的邊緣角色。
作為總統的卡特本來應該設法平衡兩人的角色，以及調節兩人的緊張關係。
但是，卡特對權力的邏輯並不敏感。在他看來，兩人都是國家的政治精英，不應該受到個人得失的影響。
在公開場合，布熱津斯基和萬斯的確不會表現出不和。但是，這種緊張的關係不斷發酵，切實地影響到了部門之間的協調和溝通。兩人在外交政策方向上的分歧也越來越大。
1978年11月，一封來自伊朗的電報徹底將卡特政府的內部矛盾點燃了。
3.混亂
一個人，即使這個人是美國總統，能對歷史進程造成多大影響？歷史唯物主義難道不是教導我們，人類社會的發展存在客觀規律，廣大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
然而，宏觀的歷史走向也必須通過具體的人和組織來實現。那些處於關鍵位置的歷史人物的決策，有可能在一定範圍內讓歷史沿着必然的進程加速發展，也有可能導致減速，甚至暫時性的倒退。這便是歷史的偶然性部分，也是我們研究具體歷史事件的意義。
總統吉米·卡特，便是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時最關鍵的歷史參與者之一。
1978年11月，時任美國駐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向白宮發送了一封電報，評估了伊朗當時的緊迫形勢。
電報認為，伊朗到了社會變革的邊緣，巴列維國王已經註定無法維持自己的統治。美國應該考慮撤回對王室的支持，幫助伊朗組建一個由親西方軍官、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溫和派神職人員組成的新政府，以維持美國在伊朗的利益。
國務卿萬斯贊成沙利文大使的意見，認為美國應該幫助伊朗進行改革；布熱津斯基則認為放棄一個與美國交好的政權，去組建新的政府存在風險，建議動用武力鎮壓抗議，全力維護伊朗的君主統治。
此時，卡特總統的態度便成了關鍵。儘管他非常信任布熱津斯基，但是這一次，卡特陷入了猶豫不決之中。
這跟伊朗革命領袖霍梅尼的宣傳策略有很大關係。在流亡期間，霍梅尼曾經被迫移居法國巴黎。在這個輿論中心，霍梅尼迅速吸引了記者的注意，成為西方家喻戶曉的名字。
霍梅尼被塑造為一個不追求權力，而是尋求將他的人民從「壓迫」中「解放」出來的形象。西方不僅對這樣的形象非常熟悉，而且充滿了好感，因為上一個類似的人物是聖雄甘地。
一時間，霍梅尼在西方世界成為了反對君主統治，支持民主化改革，符合西方主流價值觀的進步人物。
而卡特總統又非常看重價值觀。這成為他沒有第一時間支持布熱津斯基的重要原因。
由於總統沒有下定最終的行動方針，布熱津斯基和萬斯開始分別用各自的渠道向巴列維國王傳達美國的立場。
這導致伊朗當局非常迷惑，無法判斷美國的態度，在如何處理國內的抗議遊行上優柔寡斷。接着，街頭的局勢開始失控。
1978年12月，抗議人群達到了200萬，並迅速增加到900萬。一個月後，巴列維國王逃離伊朗，再也沒有回來。
實際上，此時伊朗保皇黨的勢力仍然非常強大，而且掌握着軍方力量，此時的美國仍然有機會繼續控制伊朗。
根據解密的美國外交電報，卡特總統的確曾經派特使，北約副司令羅伯特·休瑟將軍來到伊朗執行秘密任務。
但是，休瑟的任務內容非常模糊，既沒有明確表示支持保皇派，也沒有積極地支持革命派。
這說明，卡特此時仍然對如何處理伊朗問題猶豫不決。
結果是伊朗兩派都感到了不安：保皇派認為美國不再支持自己而充滿沮喪；革命派則擔心美國可能與保皇派達成了密謀。
更大的危機發生在1979年10月，巴列維國王赴美就醫。一部分革命派擔心美國幫助巴列維國王復辟，發起了抗議示威。
11月4日，示威人群包圍了美國大使館，並將使館內的66名美國人扣為人質。
針對如何解決人質危機，白宮內部又發生了分歧。布熱津斯基認為應該採用軍事手段，強行解救人質；國務卿萬斯則堅持使用外交手段，不願激怒新成立的伊朗政府。
卡特總統先是宣佈承諾不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和平解決爭端。但是，不久後，他又聽從了布熱津斯基的建議，批准了特別軍事行動「鷹爪計劃」解救人質。
最終，任務失敗，八名美國軍人死亡，兩架飛機被摧毀。國務卿萬斯因此憤而辭職。
伊朗也在卡特總統的猶疑不定和反覆橫跳中徹底走向了美國的對立面。
實際上，無論是沿着布熱津斯基的強硬路線，還是遵循萬斯的溫和路線，只要明確沿着一條道路堅持到底，美伊關係都很可能不會如此糟糕。
伊朗人質危機的失敗使卡特的國內支持率遭到了嚴重打擊，也讓他成為美國歷史上少有的未能成功連任的總統之一。
接下來，以壓倒性優勢擊敗卡特的羅納德·里根會接掌白宮。他將掀起一場經濟革命，把美國同時引向天堂和地獄。